1959年12月，在巴黎的Place Pigalle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狂欢节，广场上熙熙攘攘，人群中既有弄蛇人、装在笼子里的野生动物，也有脱衣舞娘和成群结队举着棉花糖的游客。人群里还有来自Place Blanche的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变性人。

那个年代，Place Blanche成为了瑞典摄影师Christer Strömholm在巴黎的家。从1959到1968年，他在那里待了9年时间。1983年，他将她们的故事写进了经典专著《Les amies de Place Blanche》（来自Place Blanche的朋友）。最初出版的这本书现在被一位收藏家当作了藏品。

在1950年代末，戴高乐将军统治的法国正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战争。戴高乐将军与他的妻子伊冯娜为一切“不道德”的事情奔走呼号，这些事情包括色情、卖淫和迷你裙。这些年轻的女变性人，以男性的身份出生却自己穿上了女性的衣服。她们经常被忽视、虐待或得不到家人的认可。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变性女性和易装者蜂拥而至Place Blanche，在那里他们能够被接纳。Strömholm在巴黎的这段时间，他与来自波西米亚的一家人很要好，他为他们拍摄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捕捉到了他们感到自由的时刻。

由于没有老板会请变性人工作，Place Blanche的许多女变性人为了生存只能沦为妓女，有些还担任歌舞表演的舞者，她们用赚来的钱买吃的、付房租。有些将钱省下来用作变性手术，一次手术的费用是她们工作一晚上所赚到钱的6000倍。作为女人的生存权让她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城市警察局里的腐败官员那时候总强迫Strömholm的朋友对他们进行性贿赂，只有这样腐败官员们才会给这些变性人牌照。 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自己进行激素治疗，引起了严重到致命的健康问题。Place Blanche的街头弥漫着海洛因，出现在《Les amies de Place Blanche》里的不止一位女性因为海洛因而丧命。有时自杀似乎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Strömholm为他的同伴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忧伤，但团结和快乐为Place Blanche的生活添上了一抹明亮的色彩。白天，睡懒觉的摄影师都加入女士们的早午餐活动中去；晚上，他看着她们为了晚上的工作而精心打扮。她们的生活很艰难，Strömholm照片里的这些女性们纯真血液里流淌着的痛苦很明显。她们活着，她们爱着，她们找到了一个能被称为家的地方。她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快乐生活而继续努力，有会倾听她们故事的家人、爱人陪伴在左右。然而，大多人就只是那样默默地逝去了。当这本书2012年被巴黎出版商Aman Iman Editions再出版时，Jacky和Nana都写了随笔，因为这一年Strömholm去世10周年。Jacky和Strömholm一直到最后都是没断过联系的朋友。即使与Strömholm失联多年，Nana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Christer Strömholm的儿子Joakim和Jacky、Nana相处了一段时间，他们一起为新版的《Les amies de Place Blanche》做着准备工作。Jacky曾为2012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展览开幕式发表讲话。遗憾的是，Nana在去年秋天去世。不过小Strömholm一直与Jacky保持着联络。他说，在Place Blanche与女变性人的遇见改变了他父亲作为摄影师和人的一生。当Christer Strömholm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害羞又胆小，但Nana、Jacky、Cobra和其他人帮助他放下这些，去探索作为摄影师的Strömholm的另一面。Joakim总结道：“这些朋友比他在瑞典的家人更像家人。”

Christer Strömholm镜头下的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