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美贸易摩擦在国际上引发风浪，然而，太阳下无新事，和历史上历次事件一样，这原本就是国际旧秩序的主导者意图抑制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然而贸易摩擦显示出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苍白无力，虚妄的猜忌与真实的冲突其实一直存在于国际贸易的历史和现实中。

虚妄的猜忌还是真实的冲突

——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

文 | 汪毅霖

（《读书》2019年4期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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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有云：阳光底下无新事。从近代史的视角来看，二〇一八年以来的贸易摩擦实在算不得新鲜，倒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常态。往近了说，当前的中美关系与二十世纪初的英德摩擦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日摩擦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往远了看，此次贸易摩擦同十七世纪的英荷矛盾和十九世纪的美英矛盾也颇有类同感，都是在双方的相对经济实力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情况下，国际旧秩序的主导者意图抑制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

正是由于经济实力对比及其所代表的国际政治影响力的变化，中国和美国近年来在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上发生了引人瞩目的立场对调。如果从短历史的角度解读，中美之间的立场转换表现为从“二战”结束到二〇〇七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始终是贸易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如今则是中国成为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动者，美国反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解读这一立场对调，则我们会发现：中美之间在鸦片战争前后发生接触（一七八四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到访是双方第一次贸易交流）以来，期间几乎一直是美强中弱，而对应的美方立场便是“美国总是处在优越者的一方，……这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毫无疑问，我们那时喜欢这种关系，正因为它是不平等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然而，当前中国却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新的挑战者，双方有发生根本性的国际地位对调的可能。

虽然中美贸易战从世界近代史的层面看并非新鲜事，然而用旧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却不见得可行。不客气地说，贸易摩擦显示出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自由贸易理论的苍白无力。即使我们仅仅从中美立场转换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也会发现自由贸易理论在解释力上的严重局限性：如果我们考察的是短历史中的中美立场转换，那么自由贸易理论无论如何也无从解释美国政府挑起的贸易战，除非假设美国的高层决策者集体丧失了理性——因为自由贸易理论的经济含义是贸易令双方共赢。而如果我们讨论的是长历史下的中美立场转换，则自由贸易理论更加无法回答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长期以来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近代史上的压迫视为自身落后的外部根源——以炮舰外交为支撑的商品倾销和资源掠夺赋予了中国人无法磨灭的痛苦记忆。

于是，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立场转换问题显著体现了主流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历史健忘症。典型症状是既不去面对发达国家自身在崛起过程中所采取的贸易反自由政策，更要撤掉现今发展中国家按照类似方式向上攀爬的梯子。于是，不仅近代的国际贸易史中充斥着成功者视角的叙事，国际贸易的理论也变得像是在为成功者保住胜利果实背书。这一切的开始可以从大卫·休谟的《论贸易的猜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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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五二年，哲学家休谟在论文集《政治论丛》中发表了《论贸易的猜忌》，此篇短文的问世无疑可算作古典政治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的起源。对休谟的观点的极致简单的概括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有利于任何一个参与其间的国家，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一种虚妄的猜忌。作为彼此最好的朋友，休谟的自由贸易互惠论无疑影响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及其发表于一七七六年的《国富论》，继而被大卫·李嘉图、约翰·密尔发展为比较优势原理。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今天，自由贸易互惠论和比较优势原理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仍被经济学教科书奉为金科玉律，历史上出现过的与之相反的理论观点和与之相悖的客观史实被有意地遮蔽了。

遗憾的是，关于自由贸易的互利和谐论调及将一切质疑视为虚妄猜忌的独断，无法合理解释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摩擦。相反，多数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嘲笑的非专业人士的常识性看法——国际贸易中存在真实的国家利益冲突——倒是在如今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显得颇有道理。

所谓的非专业人士看法实际上在经济学思想史中有着比自由贸易理论更为悠久的传统，其可以远溯至十五到十八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则尤其体现于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只不过，前者因斯密的批评而早已被主流经济学界所遗弃，后者则始终因观点和方法的“异端”而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敌视。作为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共同先行者及美国国父之一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一七九〇年提交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写道：一个国家“自生自发地向新产业过渡可能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尤其难以跨越的障碍是“已经先行占有和发展该产业所带来的先期优势”，故在没有政府扶持和保护的情况下，“一国新进入产业和另一国已经发展成熟的产业之间的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汉密尔顿的上述看法指导了美国学派和美国制造业体系的建立，并经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此君一八二五至一八三二年流亡美国期间深受汉密尔顿和美国学派的影响）而塑造了德国历史学派及众多后发国家的经济政策。

休谟所理解的虚妄的猜忌和汉密尔顿所认为的真实的冲突并非是一对无法共存的概念。在一九九四年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中，罗宾斯的亲传弟子威廉·鲍莫尔提出：国际贸易存在多种可能的结果，仅在一些情况下双方都可获益，而通常情况是有利于一国的结果却对另一国极为不利。具体说来，发达国家将受益于一个贫穷落后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因为后者的增长意味着全球生产率的提高和可贸易商品的增多，此时国际贸易存在双赢。但是，这种双赢结果是有边界的，当原本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在全球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体时，真实的利益冲突就开始了，因为双方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份额的直接竞争者，恰如中美目前的情况。

在鲍莫尔这本最初发表于一九九四年的著作中，作者关注的还是美日关系，聚焦于日本生产率的提高如何不利于美国（拉尔夫·戈莫里、威廉·鲍莫尔：《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此时的中国尚无法进入讨论的中心舞台。然而十年之后，主流经济学的巨擘，当时已近望九之龄的保罗·萨缪尔森也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国际贸易领域发生真实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而中美关系在这篇二〇〇四年的文献中已经成为分析的焦点（Paul Samuelson: “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萨翁的思想可以做一种直观的简化解读：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存在分工，前者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后者则位于高端。如果中国在原有的低端产业领域实现了生产效率提高，这一结果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美国人可以享受更为廉价的中国造低端商品。但是，如果中国在高端领域实现了技术和生产力的突破，则美国的利益将会受损，甚至中美之间的比较优势会发生对调——中国生产高端商品更符合经济原则，美国则相反。

于是，只要稍微拓宽一下我们在经济学上的理论视野就会清楚，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非美国人单方面失了智，而是有其爆发的经济基础。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并非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只不过我们有时会被自由贸易互惠论蒙蔽，反而看不清真实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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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并非新鲜事，且纵观近代历史，多数的摩擦也不会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是可能引发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于是便有了西方世界近年来对中国“国强必霸”的担忧。所以，欲全面理解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就不能仅就经济的层面进行分析，而是要从“政治”经济学的更全面的视角加以思考。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国际贸易史实际上是一部充满了暴力冲突和炮舰外交的历史。有趣的是，作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开篇之作，《论贸易的猜忌》中却提到了一个不支持贸易互惠论的例子：“只有一个商业国家会对邻国的改进及其工业忧心忡忡，这个国家就是荷兰”，“在政治事务方面，荷兰人即使把其全部收益做抵押，也不能像先前那样声势显赫”。

休谟在论及这一反例时语焉不详，因为那个会令荷兰忧心忡忡的邻邦就是其母国不列颠，而令荷兰国际地位下降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它既没有多少土地，也没有大宗的商品”。英荷竞争的过程实际上充满了铁和血的味道，其反映了作为新兴势力的国家如何通过非自由的手段来赶超作为统治势力的国家。

对于这一过程，休谟的好友斯密在《国富论》中倒是毫不隐晦。虽然总体上主张自由贸易，但斯密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在两种理由下是适当的。一项次要的理由是经济性的，即要求国内生产的商品与外国进口的商品在税收负担上应当一致（在现代经济学中演化为各类贸易公平论）；而另一项主要理由则完全是政治性的且不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法眼——为国防所需。

由于英国的国防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系于海上的力量，故英国于一六五一年颁布了《航海条例》以限制外国的航运业。《航海条例》的重点打击对象是荷兰，要旨是在英国势力可及的范围内，禁止一切利用荷兰的航运业所开展的贸易。在当时，这是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所无法容忍的。于是，为了贸易利益，英荷两国的矛盾在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时期终于上升为战争。英荷争霸的结果众所周知，荷兰战败后逐渐失去了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而英国则在十九世纪中叶成长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对于这一段历史，斯密的评价是：就算《航海条例》不利于财富的增加，但“国防比财富重要得多”。自由贸易的准则此时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英关系与十七世纪的英荷关系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英国此时已经成为统治势力，美国则代表了新兴势力。在殖民地时期，英国对待北美各殖民地的治理思路是将其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制成品倾销地和国家税收的海外税源，而并没有打算在当地发展制造业。李斯特在一八四一年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到，查坦勋爵和诺思勋爵（都曾在独立战争前后担任英国首相）“毫不迟疑地在议会公开声明，在北美洲就是一只马蹄钉也不应当允许制造”。宗主国的汲取政策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满，终经一七七五年和一八一二年两次美英战争而彻底摆脱了英国的统治。美国获得政治独立后便可在经济领域实施自主的产业政策，即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所设计的美国制造业体系。于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基本上都是以高关税为工具实施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结果是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就已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无论是英荷关系中的英国还是美英关系中的美国，上述所考察的事例都反映了新兴者战胜传统势力，即通过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为经济发展和平等的对外贸易铺平了道路。当英国在十九世纪中叶和美国在“二战”后开始转向鼓吹自由贸易时，它们早已是当时的头号工业化强国，且放眼全球并无可能的挑战者，故自由贸易能最大化其工业利润且可收阻碍后发国家民族工业成长之效——英国甚至在美国内战期间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支持南方蓄奴州。

美国在十九世纪末终归还是冲破了英国所设下的伪自由主义的陷阱，而中国人更熟悉的历史则是落后国家无力应对欧风美雨，长期处于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国际贸易——只有按照不平等条约参与全球市场的伪自由而无退出不平等贸易的真自由。实可谓：自由，自由，多少国际贸易领域的罪恶假汝之名。以最臭名昭著的对华鸦片贸易为例，不仅英国是主要的发起者（通过英、印、中的三角贸易），美国也将鸦片从土耳其贩运到中国。对此，马克思的评价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道德败坏来填满英国国库”，费正清则干脆称之为“近代史上持续最久的国际罪行之一”。当中国试图禁止这种丑恶的贸易时，英国却以此为由宣战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美国也以门户开放的名义攫取了与英国同等的在华利益。不平等条约规定了5%的固定关税，从而使得中国长期都无法通过关税手段如美国一样保护民族幼稚产业。关税自主权于一九二九始得重获，而更广泛的不平等直到“二战”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最终解决。由是观之，近代史上自由贸易的大敌可能不仅是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显性的反自由），更突出的威胁恐怕还是打着自由旗号而行不平等之实的贸易强制主义（隐性的伪自由），后者按照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将后发国家强拉入全球市场。

对于西方文明如何影响当时处于落后状态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马克思认为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如果考虑的是大历史的长期效果，马克思的评价固然没有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给后发国家的人民所带来的苦难是不应被历史所遗忘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该回避这段历史并仅仅描绘一幅只存在于假想中的和谐的国际贸易图景。因为，真实的冲突与虚妄的猜忌一道存在于国际贸易的历史和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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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受西方列强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中国赶超美国的方式也不大可能与英荷争霸或美英争锋的方式一致，否则就是人类文明的返祖现象。新兴大国和传统势力之间竞争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不同于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的美国的新的困难和使命，而我们可以通过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窥见其中之一斑。

从美方三〇一调查报告和双方谈判的内容来看，此次美国之所以发动贸易战，除了表面上的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计划冲击了美国在产业链高端的主导地位，导致美国不惜损害账面上的短期利益也要通过贸易战来遏制中国。美国以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为目的而发动贸易战是一种典型的发达国家撤掉梯子的举动。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在一八八三年签署时只有十三个国家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九六七年成立时也只有五十一个成员国。所以在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中，后发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模仿一直是一条低成本实现技术进步的捷径，很多当前的发达国家都曾受益于此。然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日趋严格，后发国家依靠“逆向工程”——通过拆解国外商品并模仿其制造工序而实现技术进步——已几乎毫无可能。相反，现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和按照资源禀赋分工的市场规律倾向于让后发国家走入产业分工的死胡同模式。穷国依靠生产鞋子和睡衣是不可能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因为在这些低端产业的生产过程中很难再创造出更多的知识，此类产业的生产与传统农业一样是规模报酬递减的。

对外开放降低了中国获取外国知识的学习成本。中国如果能依靠自力更生化解在核心技术上的瓶颈，从而最终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新的经济发展质量转型，则将为当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探索出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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