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陈鹏

2018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下跌逾六成至3527亿元，占GDP比重降至0.39%的历史新低。经常项目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近年来经常项目顺差不断收窄，引起广泛关注。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今年经常项目顺差可能继续减少，国际收支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走到一个新的拐点，需要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深化改革开放。

曹远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期间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指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有两个特点，第一主要是货物贸易顺差，第二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今年如果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减少，服务贸易逆差增加，那中国经常项下顺差不敢说为负，至少会是大幅减少。”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中美贸易总值为5249.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6.1%。

曹远征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下降至2018年的0.39%，下降速度非常快。从积极意义上来讲，这体现了中国实现了国际收支再平衡的承诺，即主要顺差国的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也在周末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中国不以寻求贸易顺差为目标。但是从问题的深刻性来讲，中国最终还是要面对历史上“双顺差”局面的根本性变化。

关于新的政策措施，曹远征认为，扩大内需比扩大外需更重要，要在城镇化、保证农民工收入可持续增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服务业方面下功夫。

在货币金融方面，他指出，需要打通信贷、货币、资本三个市场，以短期国债作为公开市场主要操作标的，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形成市场基准利率，可能成为新形势下的要求，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以下为访谈实录

界面新闻：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下降至2018年的0.39%，这对宏观经济将带来什么影响？

曹远征：由于顺差的变化，可能使中国经济运行走到一个新的拐点，需要新的政策措施，但核心还是改革开放。

比如，货币政策要转向标准操作，随着外汇收入减少，过去靠发行央票调节流动性的机制失去了基础，要转向以短期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变化，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值得高度关注。

从长远来看，这意味着经济走向在发生变化，扩大内需比外需更重要。从内需角度讲，不再仅仅是投资，而主要是消费。因为中国过去投资增长和出口导向是连在一起的，出口增长，投资增长，出口驱动投资。未来这套机制不存在了。

界面新闻：我们致力于扩大内需，但近期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对这一情况您怎么看？

曹远征：从结构看，服务消费增速远远高于商品零售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是在升级的。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消费预期不稳，消费增速变得比较平滑。

出现这种分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居民收入提高，服务消费增长很快，要求国内大力发展服务业，比如旅游、医疗等等，但是现在这部分发展的不是很好，不能完全适销对路。以旅游为例，可以看到出国旅游的人很多，去年出境旅游的中国人有1.5亿人次。二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下，人们对就业前景有所担忧，再加上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变化，未来消费预期变得不是很好，所以也会使增速下降。

那么，如何发展服务业，以满足更多的居民消费需求，让居民消费留在国内，另一方面，如何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保证居民收入能可持续增长，使得消费预期稳定、消费增长可持续？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改革措施应该随之配套出台。

比如，中国还处在城市化进程中间，城镇化率接近6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0%，还有2亿多农民工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市民化马上要变成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因此必须深化改革，保证农民工收入的可持续增长，让他的消费留在城市。再如，人口老龄化趋势加深，社会保障变得更加重要。此外，要继续通过减税、支持服务业发展，来支持消费，增加居民收入。这些构成新的改革热点，使改革进入新状态。

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发展服务业和提高居民收入是我们要发力的重要方向。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潜力，而且在内需增长的情况下向世界开放，中国就是在拥抱全球化，应对贸易摩擦。

界面新闻：利率市场化是今年备受关注的改革之一。央行此前表示，今年的工作之一是，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对于下一步利率市场化具体怎么推进，您有什么看法？

曹远征：利率市场记住三句话：“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意思是，利率限制放得开，市场化利率形得成，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能对利率进行调整。现在“放得开”已经做到了，“形得成”还在路上，“调得了”正在探索。

从“放得开”来说，中国的利率已经全放开了，2015年5月，以存款保险制度为代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全部放开。银行自己可以给贷款定价，银行业协会可以协调，那是他们之间的事，跟货币政策无关了。

现在谈的问题是“形得成”的问题，是在没有基准利率之后，怎么形成基准利率的问题。其核心在于三个市场——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是不通的，不能形成一个连贯的收益率曲线，这又跟分业经营有关。所以，我们看到监管体制已经调整，银、保监会合并，将来可能证监会也需要并进去。大资管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朝完全净资产化发展，然后向证券化方向过渡，这样，收益率曲线才能打通，形成市场收益率，然后再谈基准利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一到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曲线，这项改革已经开始了。如果央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短期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标的，各个金融机构持有大量国债，这个时候，金融机构通过买卖国债获取流动性，央行通过买卖国债影响短端利率，整个流动性传导过程就顺了，这叫利率市场化。

只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不通，短端向远端没法传导，央票调整是流动性成本，跟存贷利率之间是个双轨。要打通市场，一定要发展资本市场，不是一般理解的股票市场，而是从短端一直传导到远端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发展，然后首尾相接，开始交易，这时候收益率曲线就平稳化了，基准利率就形成了。现在国际收支这样的变化，恰恰为此创造了机会。

界面新闻：来到海南，我们发现一些专家喜欢将海南和大湾区、香港放在一起谈，海南与大湾区在地理位置上是比较近的，未来两地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曹远征：还是那句话，“成也离岛、败也离岛”，没有内地的支持，海南发展不起来，但是如果要到内地去，它就不是海南了。所以海南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南融入大湾区是必须的，大湾区应该是它的依托，但是海南不能仅仅是回到大湾区去，它有自己的定位，是面向南海，不面向南海，它就不是海南了。

当年海南建省的意义，就是要拥抱海洋文明，面向大海。尽管海南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定位是错的，应该坚持初衷，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走。

海南和大湾区之间肯定有合作，但是它和大湾区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服务业发展。大湾区最重要的是结合深圳的高新技术、东莞地带的制造业、广州的物流、香港的金融、澳门的旅游，可以发现把这些连在一起，还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区，它的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海南恰恰是教育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是跟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服务业，这是面向未来的，恰恰是和大湾区有所区别又可以结合的地方。全球化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员自由流动仍然是受限制的，而要发展教育、医疗这些产业，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这个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