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见到潘志强时，他穿着一条睡裤。
那是百子湾的苹果社区，潘志强住一楼，隔壁是个超市，走廊里堆着杂货。敲开门，潘志强出来了。他一米七出头，不胖不瘦，短头发，脑门大。他慢悠悠地把我让到屋里，动作拘谨，好像他才是客。听到人声，一条小柴犬从厨房蹿了出来，欢叫着往人身上扑，它长得精神，毛发亮亮的。潘志强介绍说，它叫小熊，说完又不太好意思，觉得它打扰了我们，就双手提起它，关到了阳台的笼子。通往阳台的厨房里，有一本书摆在那儿：《如何饲养柴犬》。
房子是潘志强买的，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木地板很干净，没有特别的装修。落地窗没拉窗帘，窗外是小区的院子，阳光照进客厅，堆满屋的CD唱片泛着亮闪闪的光。这是一年一度潘志强“洗碟”的时节。唱片实在多。灰色的布制沙发上有几堆，门口的大桌上零散摆了几摞，客厅柜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也全是，这还不包括书房——潘志强说，书房的书柜里收藏着他不舍得往客厅放的珍品。
除了随处可见的唱片，客厅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两对大音箱。它们对称立在大电视的两侧，被黑色的音箱架稳稳托着。暗蓝色的一对稍小，黄色的大了一圈，站得离沙发远些。两对音箱都是潘志强自己做的，大的那对造价接近十万。来之前，我虽知道音响爱好者会为此烧钱，但结结实实听他说了这个数字，我还是吃了一惊。
常有人来这里试听音箱。潘志强熟练地到柜子里找了几张唱片，一一放给我们听。几个人静静坐着，被音乐包围。整个房间好像只有功放机屏幕的蓝色数字在跳动。音箱和功放靠粗细各异的线材连接着，像小熊的毛发一样打理得清清楚楚，传递出莫名的秩序感。两对音箱威武地立着，它们才是主人。音乐响起，潘志强笔直地坐着，两手扶膝，悠然地直视前面，犹如看着没有尽头的远方。他好像盛装坐在金色大厅里。
落地窗外不时有路人走过，推婴儿车的，拿着包裹的，听不见声音，却能感到喧嚣。房间内外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潘志强说，隔音好，是他买房时的首要考虑条件。
去年，在《高保真音响》杂志工作了十多年的潘志强辞掉了执行主编的职位，自己做起了音箱。
二
潘志强的老家是贵州省贵定县，离省会贵阳几十公里，父母都在医院工作，母亲喜欢读《收获》、《十月》，也爱听音乐。高中起，潘志强也开始用零花钱买磁带。除了流行歌曲，他还听贝多芬、柴可多夫斯基、施特劳斯等比较通俗的古典音乐曲目。大学后，第一份工作是贵定的中国银行。工作枯燥无聊，周末潘志强就去贵阳买唱片和音乐杂志。听得多读得也多了，他开始提笔写音乐评论和器材评论，那时没电脑，他手写下来，用银行的传真机发给《高保真音响》和《视听博览》等杂志，用稿率很高。
在当地，中国银行是待遇上乘的工作。1996年，潘志强用攒了多时的七千多块买了自己的第一套音响——这在当时是巨款，甚至能在银行系统内用优惠价买一套房子。带着新买的音响，潘志强租住到母亲单位防疫站的旧办公楼。晚上，整栋楼只有他一个人，他开大音量，听音乐。那段日子，潘志强享受极了。
1999年，广州杂志《视听博览》邀请潘志强加盟，早就蠢蠢欲动的他没犹豫就辞职离开了中国银行——他是单位第一个辞职的。广州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南大门，西方的唱片和音乐资料大量涌入，潘志强见得更多了，2000年，他跳槽去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旗下的杂志《高保真音响》。在这里，潘志强既做记者也做编辑，负责音乐和音响两个板块。
杂志的老主编要潘志强自学物理知识，以免闹笑话。潘志强买来了书。“那时我发现，我一个文科生，理工基础薄弱， 研究数字电路和放大器等等比较难，大部分看不懂，但扬声器部门主要用的是材料学，没有多少公式，电路也简单很多。”不自觉地，潘志强开始把更多精力关注到了音箱上。
2003年“非典”期间，外出活动没了，空闲时间多，一个同事买了材料部件，设计电路图，自己做音箱。潘志强旁观了几个月。
“他做得好吗？”我问。
“失败了。”潘志强声音不大，谈自己的经历时语气很少起伏，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但说到这里的失败，他有意顿了一下，似乎刚在讲一个冷笑话。我们不由得同声大笑。“他做出来之后，效果不太好，听人声还行，听钢琴和交响乐就没有低频。这些名牌配件算是浪费了。”潘志强说，“那时我就想，做个好音箱可真难。”
非典过去，潘志强出差又多了，他先后去过美国、英国、法国、芬兰、德国、丹麦、瑞士，也采访了国外很多名牌音响设计师。即使呆在单位，每个月也有厂家寄产品过来，只要厂家没反对，潘志强总会和同事把它们拆开，从里到外看个遍。他后来总结，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在媒体积累了眼界和经验。
潘志强真正动手做音箱，是在2008年。随着年龄增长，他越来越喜欢以前觉得枯燥的歌剧，它们需要的大音场和大动态普通音箱满足不了，而潘志强看得上的名牌音箱售价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即使是这些奢侈品，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潘志强的要求。
只有自己做，才能让机器发出自己偏好的声音。他动手了。
“我一上来就好高骛远。”潘志强自嘲说，“一心就要做个大的。”他找到国外的扬声器厂家，订购特别规格的低音单元。因为需求特殊，双方电子邮件来回沟通了不下十次，才确定发货。
起初，一位同事帮潘志强做了音箱设计的初稿，但被他改得“面目全非”，最后，这款仅箱体就重180公斤的“处女作”音箱，潘志强用了接近三年时间才改到满意。几乎所有空闲时间，他都在尝试新的设计，无论是最初的电路图，还是机箱的大小，改动了多少次，他已经记不清了。那段时间潘志强很有成就感，每次有改进，他都在音响论坛晒出来，请网友登门试音。好评越来越多。
2014年，潘志强在杂志社的职位是执行主编，循规蹈矩的日子他过了十几年。眼看四十岁就来了。他夜里失眠，白天靠浓茶提神。折腾了一阵子，他终于下定决心辞职。然后他分别去了门户网站、时尚杂志面试，还投简历给国家大剧院，考虑再三，最后他决定，干脆哪儿也不去，和朋友老何一起做音箱，创立自己的品牌。
在宋庄，老何有个工作室。他们接的第一笔订单来自上海的一个国企高管。他很认可潘志强的水准，听说潘志强开始自己做音箱，他说，先给我来一对。
那个夏天，潘志强和老何常住在工作室忙设计，困了就睡水泥地上的凉席。水泥地硬邦邦的，让他想起了1999年。当时他刚到广州，没来得及收拾床铺，在杨箕村出租屋，头三天他睡的都是硬木板。
一个闷热午夜，潘志强爬起来叫醒老何，一定要去买啤酒。他本不爱喝酒，酒量也不好，但那天他觉得，心里面有事儿，得喝一杯。
——“新生活开始了。”看着宋庄的夜色，潘志强感慨。
三
第二次见到潘志强时，“洗碟”已进入了尾声——所谓洗，就是把收藏的唱片整理一遍，精品收好，要淘汰的放一边，送朋友或者卖掉。
潘志强有收藏癖，遇到好的唱片，他常常一下买两张或者更多。碰到特别喜欢的曲目，不同版本的他一定要尽量收齐，比如《布兰诗歌》、《马勒第二交响曲》和《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他都有三到五个不同版本。其中的《布兰诗歌》，他手上曾有过30多个不同的录音版本。刚到北京时，潘志强在新街口淘碟，现在则多是网购。他只买正版，顶峰时期家里的CD总计三四千张。
介绍唱片时，潘志强立刻精神抖擞，语速变快。他动作利索地在书房和客厅来回穿梭；拿出一张唱片，小心翼翼地放进CD机，试听完，收回盒子，他再起身去换一张。“丢过唱片，所以很小心。”他有点不好意思。
音乐口味和对音乐的理解，影响着潘志强的设计理念。国际上，音箱的箱体设计分两个流派。一种是英国厂商风格，为节省成本，他们箱体用料薄，易振动，带出音染，就像唱歌时候有鼻音。但潘志强觉得振动很难控制，他选择北欧和美国的另一种风格，箱体厚，成本虽高，但箱体不振动，只有喇叭发声。“我希望声音动态好，密度好,保真度高,细节好，动态和音场也够大，宽频也够宽阔,而且要尽可能的容易驱动。” 潘志强说，“设计音箱不是纯技术活，也是在设计声音美学。听爵士的、听流行的和听古典的人，用同样的配件，设计出来的风格也有不同，自己的主观判断会渗透到产品里面去——这其实就是表达。”潘志强还说，他的听音口味比较杂,所以要求更高,希望播放各种类型的音乐都有出色的表现。
和其他创业的媒体人不同，潘志强没有大张旗鼓上网吆喝，甚至，他还拒绝了一名找上门来的投资人。他要主导自己的品牌。“只有我们自己说了算，才能把握美学和声学上的东西，做出和国际上接轨的品牌。如果外行参与进来，把这个当成纯技术活，那就没法把控。”
2015年6月，刚成立不满一年的工作室已经做了50多对音箱。潘志强和老何为自己一手打造的品牌命名为“平均律”。至于宣传推广，他们基本还是依靠好口碑，“宣传方式很原始，但我放心。暂时先这样，慢慢再想办法。”
阳台上，小熊趴在笼子中眯眼瞌睡；沙发上、桌子上和地上，潘志强的CD已大概收好，要送朋友的放在袋子里，珍品们骄傲地在柜子中排成一排。但是，他又从书柜里掏出了一摞——因为他新买了一台CD机。那是一个美国顶级品牌的1990年款，刚出来时四万多人民币，在广州工作时，杂志社就在用，潘志强一直喜欢。这次花一万多块买回来，他一直有点惴惴不安，担心机器的激光头太老，想退回去——挂上电话，他放心了，激光头确实是新的。
这一天，潘志强的心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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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