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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谈《奇遇人生》:看中精神传递而不完全拘泥于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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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谈《奇遇人生》:看中精神传递而不完全拘泥于表现形式

平淡普通是常态,但赵琦永远在期待旅途中一切产生波动的东西,一些随机的矛盾点,并尽力把它们把握住,但是不会强求。

文|刺猬公社 骆北

赵琦,和他担任过制片人、导演的纪录片作品一样,即使荣获过国际上最知名的几项大奖,也不太为公众所知,在业界,纪录电影《归途列车》《千锤百炼》,几乎代表了近些年中国纪实性故事片的最高成就,却依然躺在视频App纪录片频道中无人问津。

直到赵琦带着一帮明星,寻大象,追风暴,爬险峰,感受不一样的“奇遇人生”,观众才发现,原来纪实性故事片也能如此好看。

在很多场合,赵琦都坦言,《奇遇人生》的火爆在他的预料之外,他只是把自己熟悉的一些理念和手法用在了创作当中,把这部明星真人秀当成纪录片来拍。

但在纪录片研究者眼中,《奇遇人生》究竟算纪录片还是综艺、明星真人秀,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顺应了纪录片的发展趋势,还是违背了纪录片的创作原则,见仁见智,没有定论。

在前几天腾讯短视频创作联盟大师班的现场分享中,面对学界的质疑,赵琦完整还原了创作《奇遇人生》的心路历程。

“所有爆款背后的价值理念都是相通的,只不过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撩拨到藏在人们心底最深处的真实。”赵琦说。

豆瓣评分8.9,10196条短评,仿佛看完《奇遇人生》后,观众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话想说,各种溢美之词,不吐不快,如果按豆瓣对《奇遇人生》的分类,作为一档真人秀,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口碑。

但和大多数爆款创造者一样,赵琦觉得,能火只是个偶然。

“《舌尖上的中国》应该也没想到自己会是爆款,真正可以预判的爆款还得是《创造101》这样,制作之初就有确定目标的综艺节目。”面对向他投去殷切目光,都想一窥爆款秘密的短视频创作者,赵琦很无奈。

和大多数人不同,赵琦是不太追求爆款的那一个,他不擅长追随市场的需求而变,这么多年下来,还是把自己早年就形成的一些理念贯穿于创作当中,这些技术层面外难以把握的缥缈之物,构成了他创作的地基。

赵琦的想法是,“关注每个个体的价值,我们生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服务于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服务于什么样的判断,我们有怎样一些对人生的理解,或者怎样的委屈和不满,要通过这个影片得以表达,只要能有效传递你想传递的这些精神,反过来如果也能让广大受众产生共鸣,那我就不太在意它的具体表现形式。”

明星真人秀的形式,如果放在一个传统的纪录片导演那里,这是不太规范的,可赵琦不太在意,比起形式,他更在意自己的那些理念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呈现,把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带入到综艺真人秀,这样不拘一格的尝试,正是《奇遇人生》让人惊艳的地方。

“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你其实没有办法判断最后是什么,当这个故事走向和你前期预设不相符合的时候,你要改变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把影像扭曲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这是对纪录片的判断,但那个时候我被告知,国内流行的真人秀基本都有角色设定,大家要在里面担任被赋予特定功能的角色,甚至还有台本,让你有矛盾点的时候,还要演绎这个台本,使这个矛盾看起来比较充分。”赵琦并未拘泥于传统的拍摄手法:

“说到底,纪录片和真人秀是有根本冲突的,纪录片不预设,跟电影和综艺比起来,大部分纪录片不好看的原因在于,它天然就是那个样子,很长时间看下来,不知道矛盾点在哪里,故事情节很难铺设,因为变化不可预测,对于强把控的综艺节目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里面涉及到商业上的问题、制作上的问题,生产周期的问题,宣传的问题,都会碰到。”

赵琦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叫《殇城》,曾获得2013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该片历时四年,追随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几位幸存者,纪录他们家庭的变迁。赵琦发现,从08年到09年到2010年,这两年他们家里,没什么变化,只有悲伤,什么也没有,每天只是以泪洗面,想看到故事往前行进,那只能等待,头两年就是等待。

《奇遇人生》每一期都需要一周以上的拍摄,7天内起码两三天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到最后两三天应该发生点什么了吧,但至于能不能发生,其实也是未知。

有一期是窦骁在印尼登查亚峰,赵琦本来是想的爬两天遇到高原反应怎么解决,阿雅会不会有问题,但事实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去了之后就一直下雨,飞机飞不到大本营,上不去山,第一天第二天上不去还行,第四天还上不去就急了,因为耽误了后面的拍摄。

“这要是一个综艺团队来拍,肯定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确定性会带来很多麻烦,他无法掌控,但对一个纪录片导演,这些变化是显性还是隐性,怎么投射出来,怎么能放大到让观众看到,捕捉到这些蛛丝马迹,有比较丰富的纪录片创作经验,会好处理一些。”赵琦说。

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机遇,在这种不确定中,阿雅带着她的圈内好友和观众一起,见证了一场又一场人生的“奇遇”。

到世界各地去,与不同的人相遇,这本就超脱于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但在赵琦眼中,多样性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

赵琦回忆起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一位老师布置过一个主题为“黄昏”的拍摄作业,大家都在黄昏的时候拿着机器去拍,再配点特别有感触的忧伤音乐,互相看完后,也都觉得一般,但有个希腊女孩,就拍自己的膝盖以下,在学校走一走,回到宿舍,把旅游鞋脱了,涂上指甲油,换一双高跟凉鞋,也许是去和男朋友约会,或参加什么晚宴,这也是黄昏。

“学生时代总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人,但这些在十年后,可能还是那个样子,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变成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不像我们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比较趋同,梦想就是有点钱,能有房子、车子,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吃上安全食品,爸妈能有好的身体,这样千人一面。”于是赵琦就想带着观众去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人的生活追求,生活态度,对我们今天这种焦虑的生活有没有一些启发和借鉴的意义,这些人可能很疯狂,很无聊,或是很奇怪,但如果他们能激发我们,去勇敢尝试更丰富的生活,节目就能达到意义。

多年前,赵琦看过一部电影,讲述那些气象学家追逐风暴的故事,他很不理解,这个工作又不是很挣钱,还那么危险,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于是,他带着团队,和春夏、阿雅一起去追逐龙卷风,他没想告诉观众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而只是还原一个过程,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答案也都是有意义的。

赵琦只关注过程,不关注结果,宁愿什么独特的东西都没有拍到,也不愿提前做一些设计来确保有一个吸引人的结果,是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真实的人生也是不加修饰的。

有时候他看得很开,在查亚峰等待雨停的时候,最后几天,团队中有人很焦虑,怕没有东西放给观众,说好了要拍登山,结果只拍了窦骁和阿雅等着登山,也没什么意思。

“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没能登山不代表我们的等待就没有价值,有时候等待也是人生的常态,好的故事虽然好,但不能强求,更不能虚构,平淡更接近生活的本质。”赵琦安慰他们。

追寻真实,不干涉内容,除了是多年纪录片拍摄工作建立的原则外,更是赵琦对人生的理解,他对朴树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配合录片子都没事,但即使朴树说不录,他也会把朴树说不录的部分给录下来。

平淡普通是常态,但赵琦永远在期待旅途中一切产生波动的东西,一些随机的矛盾点,并尽力把它们把握住,但是不会强求,这种带着一丝忐忑的创作,给了他很大的乐趣,让他享受其中。

《奇遇人生》只是个例,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纪录片作为一个品类,陷入了尴尬的困境。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教授对此感受很深,纪录片花了很长的时间鉴定自己,“验明正身”,但才过去没几年,就要讨论纪录片该如何“破圈”了,在他看来,“破圈”的言外之意,就是离开传统的纪录片创作理念和手法。

“纪实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只能靠和娱乐牵线,中国很多纪实导演都生活窘迫,籍籍无名,被市场抛弃,而不得不转向娱乐,拥抱市场,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在学院派研究者眼中,赵琦的做法无疑是背离了纪录片的原教旨,即使获得了市场的肯定,也难免会在纪实性上打了折扣,纪录片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能挣钱,或带给人思考,而是真实地纪录一个事物,其他一切都要让位于这个目的。

但赵琦觉得,从前纪录片作为整个电视台体系中不追求商业回报的一个自给自足的部分,是可以坚持纯粹的,但现在商业公司来做这件事,逻辑肯定不一样,作为创作者,需要做好商业价值和纪实价值的平衡,最好的效果是,让更多人从中看到更多元的价值,让不同的玩家进来,虽然会对原来的封闭圈层产生压力,但这种压力不一定坏,只要处理好各部分的权重,能让纪录片的创作迈向更广阔的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价值。

“理想情况下,纪录片在当下有引起和扩大公众关注思考的作用,长期来看,也能回到本源,作为一个记录时代的文献,那回到原点,不管形式如何,还是要保证最大的真实,然后在里面寻找到商业和纪实的最大公约数。”

从另一种角度讲,纪录片最大的价值是像文献一样真实纪录,但文献如果只是束之高阁,躺在纪录片频道的列表里无人问津,永远不会被人看到,那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纪录片求变,总归还是一件好事。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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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谈《奇遇人生》:看中精神传递而不完全拘泥于表现形式

平淡普通是常态,但赵琦永远在期待旅途中一切产生波动的东西,一些随机的矛盾点,并尽力把它们把握住,但是不会强求。

文|刺猬公社 骆北

赵琦,和他担任过制片人、导演的纪录片作品一样,即使荣获过国际上最知名的几项大奖,也不太为公众所知,在业界,纪录电影《归途列车》《千锤百炼》,几乎代表了近些年中国纪实性故事片的最高成就,却依然躺在视频App纪录片频道中无人问津。

直到赵琦带着一帮明星,寻大象,追风暴,爬险峰,感受不一样的“奇遇人生”,观众才发现,原来纪实性故事片也能如此好看。

在很多场合,赵琦都坦言,《奇遇人生》的火爆在他的预料之外,他只是把自己熟悉的一些理念和手法用在了创作当中,把这部明星真人秀当成纪录片来拍。

但在纪录片研究者眼中,《奇遇人生》究竟算纪录片还是综艺、明星真人秀,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顺应了纪录片的发展趋势,还是违背了纪录片的创作原则,见仁见智,没有定论。

在前几天腾讯短视频创作联盟大师班的现场分享中,面对学界的质疑,赵琦完整还原了创作《奇遇人生》的心路历程。

“所有爆款背后的价值理念都是相通的,只不过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撩拨到藏在人们心底最深处的真实。”赵琦说。

豆瓣评分8.9,10196条短评,仿佛看完《奇遇人生》后,观众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话想说,各种溢美之词,不吐不快,如果按豆瓣对《奇遇人生》的分类,作为一档真人秀,这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口碑。

但和大多数爆款创造者一样,赵琦觉得,能火只是个偶然。

“《舌尖上的中国》应该也没想到自己会是爆款,真正可以预判的爆款还得是《创造101》这样,制作之初就有确定目标的综艺节目。”面对向他投去殷切目光,都想一窥爆款秘密的短视频创作者,赵琦很无奈。

和大多数人不同,赵琦是不太追求爆款的那一个,他不擅长追随市场的需求而变,这么多年下来,还是把自己早年就形成的一些理念贯穿于创作当中,这些技术层面外难以把握的缥缈之物,构成了他创作的地基。

赵琦的想法是,“关注每个个体的价值,我们生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服务于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服务于什么样的判断,我们有怎样一些对人生的理解,或者怎样的委屈和不满,要通过这个影片得以表达,只要能有效传递你想传递的这些精神,反过来如果也能让广大受众产生共鸣,那我就不太在意它的具体表现形式。”

明星真人秀的形式,如果放在一个传统的纪录片导演那里,这是不太规范的,可赵琦不太在意,比起形式,他更在意自己的那些理念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呈现,把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带入到综艺真人秀,这样不拘一格的尝试,正是《奇遇人生》让人惊艳的地方。

“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你其实没有办法判断最后是什么,当这个故事走向和你前期预设不相符合的时候,你要改变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把影像扭曲成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这是对纪录片的判断,但那个时候我被告知,国内流行的真人秀基本都有角色设定,大家要在里面担任被赋予特定功能的角色,甚至还有台本,让你有矛盾点的时候,还要演绎这个台本,使这个矛盾看起来比较充分。”赵琦并未拘泥于传统的拍摄手法:

“说到底,纪录片和真人秀是有根本冲突的,纪录片不预设,跟电影和综艺比起来,大部分纪录片不好看的原因在于,它天然就是那个样子,很长时间看下来,不知道矛盾点在哪里,故事情节很难铺设,因为变化不可预测,对于强把控的综艺节目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里面涉及到商业上的问题、制作上的问题,生产周期的问题,宣传的问题,都会碰到。”

赵琦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叫《殇城》,曾获得2013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该片历时四年,追随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几位幸存者,纪录他们家庭的变迁。赵琦发现,从08年到09年到2010年,这两年他们家里,没什么变化,只有悲伤,什么也没有,每天只是以泪洗面,想看到故事往前行进,那只能等待,头两年就是等待。

《奇遇人生》每一期都需要一周以上的拍摄,7天内起码两三天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到最后两三天应该发生点什么了吧,但至于能不能发生,其实也是未知。

有一期是窦骁在印尼登查亚峰,赵琦本来是想的爬两天遇到高原反应怎么解决,阿雅会不会有问题,但事实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去了之后就一直下雨,飞机飞不到大本营,上不去山,第一天第二天上不去还行,第四天还上不去就急了,因为耽误了后面的拍摄。

“这要是一个综艺团队来拍,肯定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确定性会带来很多麻烦,他无法掌控,但对一个纪录片导演,这些变化是显性还是隐性,怎么投射出来,怎么能放大到让观众看到,捕捉到这些蛛丝马迹,有比较丰富的纪录片创作经验,会好处理一些。”赵琦说。

不确定性就意味着风险,但同时也意味着机遇,在这种不确定中,阿雅带着她的圈内好友和观众一起,见证了一场又一场人生的“奇遇”。

到世界各地去,与不同的人相遇,这本就超脱于大部分人的正常生活,但在赵琦眼中,多样性才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

赵琦回忆起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一位老师布置过一个主题为“黄昏”的拍摄作业,大家都在黄昏的时候拿着机器去拍,再配点特别有感触的忧伤音乐,互相看完后,也都觉得一般,但有个希腊女孩,就拍自己的膝盖以下,在学校走一走,回到宿舍,把旅游鞋脱了,涂上指甲油,换一双高跟凉鞋,也许是去和男朋友约会,或参加什么晚宴,这也是黄昏。

“学生时代总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人,但这些在十年后,可能还是那个样子,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变成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做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不像我们中国一些大城市的人,比较趋同,梦想就是有点钱,能有房子、车子,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吃上安全食品,爸妈能有好的身体,这样千人一面。”于是赵琦就想带着观众去看一看: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人的生活追求,生活态度,对我们今天这种焦虑的生活有没有一些启发和借鉴的意义,这些人可能很疯狂,很无聊,或是很奇怪,但如果他们能激发我们,去勇敢尝试更丰富的生活,节目就能达到意义。

多年前,赵琦看过一部电影,讲述那些气象学家追逐风暴的故事,他很不理解,这个工作又不是很挣钱,还那么危险,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于是,他带着团队,和春夏、阿雅一起去追逐龙卷风,他没想告诉观众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而只是还原一个过程,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也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答案也都是有意义的。

赵琦只关注过程,不关注结果,宁愿什么独特的东西都没有拍到,也不愿提前做一些设计来确保有一个吸引人的结果,是什么样就拍成什么样,真实的人生也是不加修饰的。

有时候他看得很开,在查亚峰等待雨停的时候,最后几天,团队中有人很焦虑,怕没有东西放给观众,说好了要拍登山,结果只拍了窦骁和阿雅等着登山,也没什么意思。

“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没能登山不代表我们的等待就没有价值,有时候等待也是人生的常态,好的故事虽然好,但不能强求,更不能虚构,平淡更接近生活的本质。”赵琦安慰他们。

追寻真实,不干涉内容,除了是多年纪录片拍摄工作建立的原则外,更是赵琦对人生的理解,他对朴树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不配合录片子都没事,但即使朴树说不录,他也会把朴树说不录的部分给录下来。

平淡普通是常态,但赵琦永远在期待旅途中一切产生波动的东西,一些随机的矛盾点,并尽力把它们把握住,但是不会强求,这种带着一丝忐忑的创作,给了他很大的乐趣,让他享受其中。

《奇遇人生》只是个例,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纪录片作为一个品类,陷入了尴尬的困境。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教授对此感受很深,纪录片花了很长的时间鉴定自己,“验明正身”,但才过去没几年,就要讨论纪录片该如何“破圈”了,在他看来,“破圈”的言外之意,就是离开传统的纪录片创作理念和手法。

“纪实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只能靠和娱乐牵线,中国很多纪实导演都生活窘迫,籍籍无名,被市场抛弃,而不得不转向娱乐,拥抱市场,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在学院派研究者眼中,赵琦的做法无疑是背离了纪录片的原教旨,即使获得了市场的肯定,也难免会在纪实性上打了折扣,纪录片最大的价值不在于能挣钱,或带给人思考,而是真实地纪录一个事物,其他一切都要让位于这个目的。

但赵琦觉得,从前纪录片作为整个电视台体系中不追求商业回报的一个自给自足的部分,是可以坚持纯粹的,但现在商业公司来做这件事,逻辑肯定不一样,作为创作者,需要做好商业价值和纪实价值的平衡,最好的效果是,让更多人从中看到更多元的价值,让不同的玩家进来,虽然会对原来的封闭圈层产生压力,但这种压力不一定坏,只要处理好各部分的权重,能让纪录片的创作迈向更广阔的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和价值。

“理想情况下,纪录片在当下有引起和扩大公众关注思考的作用,长期来看,也能回到本源,作为一个记录时代的文献,那回到原点,不管形式如何,还是要保证最大的真实,然后在里面寻找到商业和纪实的最大公约数。”

从另一种角度讲,纪录片最大的价值是像文献一样真实纪录,但文献如果只是束之高阁,躺在纪录片频道的列表里无人问津,永远不会被人看到,那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纪录片求变,总归还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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