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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惠英红:“我还是当初那个惠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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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惠英红:“我还是当初那个惠英红”

“我很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会演、我知道我能演,以前只是我没机会。”

文|毒眸 江宇琦

编辑|吴燕雨

入行四十多年,惠英红在表演这条道路上正走得越来越“大胆”。

三年前,她在《幸运是我》里出演了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芬姨,这个角色为她斩获了人生中的第三座金像奖影后;两年前在《血观音》里,她饰演了在政治舞台上穿梭的棠夫人,并首度摘获金马奖影后;去年,她出演了《翠丝》里一位跨性别者的妻子,这一角色让她获得了今年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而如今,她又在TVB的年度大剧《铁探》里,第一次饰演了一位亦正亦邪、性格复杂的女警司……

“我比较幸运,有这么多题材的作品可以给我挑,这是上天给予的恩赐。”谈到这几年的突破,惠英红在接受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的独家专访时感慨。

惠英红

从职业生涯的成果来看,惠英红的确是幸运的:出道不久,就成为了邵氏电影的招牌打女;年纪轻轻,就斩获了金像奖历史上第一座影后奖杯;武侠片衰落、大批同行失业后,她又能够借助TVB东山再起,成为家庭观众喜爱的演员;而如今,她更是多个影后头衔傍身,在多数同龄人无戏可演的情况下,仍然作为观众心中香港影视的代表人物,活跃在镜头前——似乎每一次行业巨变后,她都能顺势获得机会。

然而在镁光灯之下,很少有人能看到的,是幸运背后的不幸。从儿时家道中落到被人贴上“打女”的标签无法转型,从巅峰期骤然坠落到抑郁自杀,她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见证过香港电影的兴衰起伏,也经历过人生低谷时的人情冷暖。从最低潮的阶段走回聚光灯前,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多少,或许只有她才清楚。

“很多人说我变了,可说实在的,在演技上我有变很多吗?也不是。早期我拍武打片拍了十几年,公司和市场对我的要求就是把‘打’的部分演好,‘戏’的部分则不会关注。”惠英红告诉毒眸。因此,即使在低谷时,她也相信自己还有机会“能红”,“我很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会演、我知道我能演,以前只是我没机会。”

“电影圈没有一个人觉得惠英红会演”

在电视剧《铁探》中,惠英红饰演的角色是她此前很少尝试的警察,但她告诉毒眸,对于警察的形象她并不感到陌生:“我从小是在红灯区里长大的,当时每天在街上乞讨、卖口香糖,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带到警察局,所以我和警察们混得很熟,对他们的性格很了解。”

惠英红在《铁探》中饰演警察

因为家道中落,3岁那年惠英红就被迫跟着母亲上街,向美国水兵叫卖口香糖。12岁那年,偶然间在影院外看到了张明星的海报,让她有了做电影明星的想法:“明星可是人上人,能够赚大钱。”于是她选择去常有星探出没的美丽华夜总会里,当中国舞艺员,希望有朝一日被星探相中,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而与此同时,一股新的浪潮正在香港电影圈里兴起。

1967年,因邵氏电影的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感到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打片,几位香港武侠的泰斗级人物刘家良、唐佳与张彻便合作拍摄了新派武侠电影《独臂刀》。该片在当年豪取百万港币的同时,也让兼具了“武侠、历史、言情”等元素的新派武侠作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70年代,新派武侠更是成为了香港电影的标签与代表,邵氏出品的《天下第一拳》等影片甚至在北美上千家影院上映。

《独臂刀》

而因为新式武侠包含了言情等元素,对于故事情节也更加重视,因此原本不被市场和行业所看好的女性武打演员(打女),开始越来越多为人所关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14岁的惠英红被香港传奇演员午马看中,介绍给了他的师父张彻,并顺利成为了邵氏电影的基本演员。

惠英红出演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是《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这部片子当中有一场哭戏,刚一开机惠英红就进入了角色,哭得像个泪人。这让张彻感到很惊讶:“你拍过很多戏吗?怎么能说哭就哭,还能哭得这么惨。”事后聊起这段经历时,惠英红表示:“因为这些(苦难)我都经历过。”

《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除了自身阅历比较丰富外,惠英红能在武打行业立足,也是因为她“特别能挨打”。由于当时拍武侠片都是“真刀真枪”、拳打脚踢,所以几乎没有女性演员可以坚持下来。而抱着“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的想法,惠英红坚持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能够被观众所记住的打女。

1979年,刘家良拍摄武侠片《烂头何》,可最初备选的几位女主演,都因为吃不了打戏的苦而选择退出,情急之下他想到了“那个不怕痛”的惠英红,第一次演女主角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她的头上。《烂头何》后,刘家良及很多业内大佬对惠英红倍加赏识,这给了她越来越多的机会,光是1979-1981年三年之间,惠英红就出演了近20部电影,在多部电影里担当了主角。

《烂头何》中的惠英红

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却没有针对香港电影所设立的电影节和官方组织。针对这一现状,《电影双周刊》组织了一群电影人进行年度优秀电影和影人的评选,并在1982年第一次颁布“香港电影金像奖”——而作为彼时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惠英红凭借刘家良执导的《长辈》成为首届金像奖影后,而这也是史上唯一一个“打女”影后。

史上唯一一个“打女”影后惠英红

成为影后以后,惠英红的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一跃成为了邵氏的头牌,并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武打女星,戏约不断;身价也随之暴涨,获奖前她每月只能拿到500港币的工资,但是获奖后的片酬直接蹿升至5万每部,家里的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善。

然而成为“人上人”带给惠英红的并不只有名利和喜悦,烦恼也随之而来。“到了八十年代,刚好是我和钟楚红、张曼玉非常红的时候,在香港影坛算是三足鼎立。可是她们一个的标签是‘性感’,一个是‘玉女’,而我就只是‘会打’。来找我的都是打戏,电影圈没有一个人觉得惠英红会‘演’。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一个漂亮的角色?为什么我就得每天大汗淋漓、还弄得满身是伤?”

在意识到打女其实是吃青春饭的时候,惠英红有了很强烈的转型欲望。1982年,惠英红一年之内拍了6部电影,但她却仍旧在这之外主动联系各类导演、向导演介绍自己。1983年前后,她一度获得了出演爱情电影《男与女》的机会,可是因为邵氏老板的反对而未能如愿。“大老板找到我,说我是邵氏最卖座的动作演员,怎么能去拍这种电影?会破坏我侠女形象的。”最终,《男与女》中的这个角色还是归属了钟楚红,而惠英红只得继续拍武打片。

而长年累月的武打生涯,不仅限制了她的发展空间,也让她落下一身病根。2017年,在拍完最后一部动作片《Mrs K》后,旧伤复发的惠英红宣布将永远告别武打。她告诉毒眸:“‘打女’这个标签成就了我,让我走到了很高的位置;但它同时也束缚住了我,阻碍了我的发展。”

《MrsK》剧照

“我被打败了,但我不应该被打败”

1985年,出于对市场变化的考量,邵氏电影公司收缩电影业务、减少电影生产,邵逸夫决定将业务重心转移当时因港剧录影带蓬勃发展而欣欣向荣的电视行业。等到1987年,作为武侠电影创作主阵地的邵氏电影,彻底停止了电影生产业务。因此惠英红等人也不得不离开邵氏,去另寻出路。

挣脱了邵氏的约束,惠英红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自由”,直到那时,她才进一步意识到想要转型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离开之后我才知道世界有多大,带着‘打女’的标签,在香港电影圈里我想要自己挑戏几乎不太可能,只能是有片就接,因为我得生活嘛。”为了谋生存,惠英红最终还是于1987年前后接拍了动作系列《霸王花》,虽然走出了武侠的世界,但她仍是打女。

《霸王花》中的惠英红

彼时急于转型的惠英红一定不会想到,她的打女生涯其实会在不久之后告一段落,只不过并不是她主动争取的结果,而是大环境下的“迫不得已”。

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社会被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所充斥着,于是无厘头喜剧和更具本土色彩的文艺片,开始取代武打片、动作片成为主流。尽管徐克的《笑傲江湖》系列让武侠片有过短暂的回春,但这股武侠热也仅仅只持续了两三年。

面对武侠片、动作片的衰落,香港动作片的标志性人物洪金宝曾感慨:“动作片已不是电影市场的重心,当拍个爱情片或者综艺电影就可以轻轻松松拿高票房时,没人再会费力气拍动作片。”于是当时很多武行在当时纷纷选择了解散,大批相关从业者因此而失业——纵使惠英红是大明星,也难独善其身。

惠英红1997年的作品《大刺客之大唐聂隐娘》

“1989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同时在演着3部电影,都是主角,并且3部电影都很卖座。可是到了当年年底,突然就没有什么动作片开机了,全是喜剧片、文艺片。”惠英红告诉毒眸,当时市场上没有一个类型的电影是为她而准备的,几乎看不到适合她的角色。“没有人找我当主角了,大家都觉得我会演砸,最终肯定会被电影圈所淘汰。”

步入90年代后,来找惠英红的角色慢慢变成了电视剧里的妈妈、婆婆,有的角色甚至只有两三天的戏要拍。巨大的落差让惠英红感到十分不适,好几次遇到这种角色,她都会感到很郁闷、很不开心:“为什么要找我演这样的角色?”

此后连续有好几年的时间,惠英红都在不停地推各种角色,再加上“咽不下这口气”、“丢不了这个脸”,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仍然不肯主动要角色。最终,她并没有等到再度成为主演的机会,反而在一天天的消磨中日渐消沉。最颓靡时,她甚至不敢看家里的镜子,每次看镜子就觉得自己老了、变丑了,“觉得自己是地球上的垃圾”。

“我是很好强、很要面子的人,没法面对这样的变化。”1999年,39岁的惠英红因受到抑郁症的折磨,选择通过服用安眠药的方式自杀,好在被家人及时发现,才最终捡回了一条命。清醒过来后,惠英红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但她同时又强烈地感觉到“我不应该被打败”。

后来,她在一位做抑郁症公益事业的朋友帮忙下,花了九个月治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告诉毒眸:“确诊我是重度抑郁症时我反倒如释重负,我知道我是生病了,而不是一个垃圾。”

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惠英红逐渐振作了起来。几年之后,她有了重回影视圈的想法。只不过就在她封闭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几年里,香港电影行业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3年非典爆发,这两件事情都给香港电影产业带来了重创,很多电影公司因此而倒闭,留下来的也被迫缩减产量。惠英红复出时,香港全年开机的新片数量只有四十多部,不足她事业巅峰期时的十分之一。

如此低下的产量下,人们更愿意将资源、机会倾斜给知名度更高的演员,再加上离开圈子太久、对新出现的很多影片类型完全不熟悉,所以在复出初期惠英红碰了不少壁。为了能有演出机会,曾经好面子的惠英红开始主动打电话询问当年的老友,是否有合适的机会,哪怕是配角也行。

后来,惠英红得知当年合作过的一位导演在TVB工作,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他,希望能得到一个角色。虽然此前惠英红很少出演电视剧,但她表示当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角色不错,演什么都可以。”最终,淡出影视圈多年后惠英红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在TVB重新出道了。

和当年出道拍武侠片一样,此时的惠英红又赶上了一个好时候。21世纪的头七八年里,由于成功拍摄出了《冲上云霄》《金枝欲孽》等经典剧集,填补了华语剧集市场行业剧和宫斗剧的空白,TVB在两岸三地的影响力陡增,很多演员也因此为人所熟知。

放平了心态的惠英红,靠着丰富的演出经验逐渐成为了“TVB金牌绿叶”,接连在《巾帼枭雄》《宫心计》等经典港剧里奉献过十分出彩的表演。2009年,还凭借《巾帼枭雄》斩获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09最佳女配角奖提名——这是自打1982年的影后以来,她第一次获提电视奖项。

《倾世皇妃》中的惠英红

2009年后,惠英红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到了电影以及内地,但在她心里,帮助她实现重生的香港电视剧观众,一直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她告诉毒眸:“现在选择回TVB拍《铁探》,也是因为真的很久没回来了,很多香港家庭观众是不太看电影的,他们可能很久没有看到我的表演了。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整齐,角色有挑战性,是我重新回到家庭观众中间的好机会。如果能靠这部剧拿到视后、收获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可能会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我不再害怕变老”

惠英红在TVB重获新生的那些年,行业的巨变再度袭来。2008年前后,伴随着内地和香港文化交流上的越发频繁,很多原本对于北上保持着观望的香港影人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扭转。短短数年之间,合拍片开始成为市场主流,包括嘉禾在内,很多香港影视公司都开始接受内地资本的进入,积极拥抱内地市场。

在讲述内地与香港电影互动关系的《政治、艺术抑或商业》一书中作者提到,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的弱势地位越加凸显,纯香港背景的商业大片越发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极具港式人文理念的小成本电影或者文艺片,如《志明与春娇》《岁月神偷》等。

这些变化的到来,让演技逐渐被认可的惠英红,重新获得了不少电影角色。一方面,大量内地合拍片的出现,让她再度有机会出演《武侠》《倩女幽魂》《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等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一些对演技、文化背景有要求的港式文艺片,也越来越多找上门来。

2009年,惠英红在剧情片《心魔》中,出演了一位对儿子占有欲极强、喜爱酗酒且邋遢的失婚母亲。靠着精湛的演出,她接连斩获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女演员、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在内的多项大奖,并于2010年,时隔28年后再一次捧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奖杯。

《心魔》中的惠英红

事实上,那一年获得影后提名的演员里,除了凭大热作品《岁月神偷》入围的吴君如,还有靠《花木兰》等大片入选的赵薇、舒淇几位当红演员,只是出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的惠英红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拿奖,甚至连获奖感言都没有提前准备。获奖后,惠英红在台上泣不成声:“我事先吃了药才上台的,我怕我心脏跳得太快,承受不了,因为我很想拿这个奖。”

这些奖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一次改变了惠英红的人生。

惠英红获得了第29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和很多演员对奖项表示出的“无所谓”不同,惠英红直言她其实很看重奖项,很需要得到奖项和行业的认可。“第一次拿影后时家里太穷了,我脑子里只有怎么赚钱,没法理解这个奖的意义,也可能是因为拿得太轻松了。但2010年那次获奖,我能感受到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在其中。对我来说《心魔》能获奖还是挺重要的,让我不怕再去拍动作片,因为我的演技已经被认可了。”

2016年前后,她接触到了《幸运是我》的剧本,片中主角芬姐和自己母亲一样的遭遇(患有阿兹海默症)让她大为触动,有了想要出演的想法。不过在正式接下这个角色之前,惠英红还是有些犹豫——演武侠片时的经历让她担心,演老人“不够美”,而一旦她发挥得还不错,以后找上门的可能就都是这种角色了。后来,还是惠英红的弟弟提醒了她:“你是个专业演员,如果剧本是好的那也一定要去拍。”

《幸运是我》

不出意外的,《幸运是我》在那些年让惠英红斩获了多项重要大奖,而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她人生中的第三座金像奖影后奖杯。而借由这个角色,曾经因担心衰老而有所颓靡的惠英红,也变得更加释然,她甚至告诉过媒体,能够变老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不怕老,每隔十年我都能看到我比之前更好,我有很多方式来享受我的‘老’。”

祛除了自己“心魔”的惠英红,逐渐开始不再去纠结于角色本身的“美丑”,越来越多地尝试一些冒险的角色,于是便有了之后的《血观音》《翠丝》,以及当下的《铁探》等作品。而曾经二十多年与主流奖项无缘的她,近几年也因此而接连被各种大奖提名,成了华语电影圈里提名密度最高的女演员。

如今,再没有人会质疑惠英红不能够演好打戏之外的角色,她甚至被看成是一个戏路多样化的标杆。但她向毒眸表示,即使这样她仍然会时常感到紧张:“我紧张的点在于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想要在有限的机会里去尝试更多的东西、角色,即使同样是演警司,下次演类似角色时我希望能有不同的诠释。人们总说人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会有几秒钟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我人生的历史里要写得满满的。”

“我希望我人生的历史里要写得满满的”

说完这句话,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从这点来看,这两年的我,其实还是当初的那个惠英红。”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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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惠英红:“我还是当初那个惠英红”

“我很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会演、我知道我能演,以前只是我没机会。”

文|毒眸 江宇琦

编辑|吴燕雨

入行四十多年,惠英红在表演这条道路上正走得越来越“大胆”。

三年前,她在《幸运是我》里出演了患有阿兹海默症的芬姨,这个角色为她斩获了人生中的第三座金像奖影后;两年前在《血观音》里,她饰演了在政治舞台上穿梭的棠夫人,并首度摘获金马奖影后;去年,她出演了《翠丝》里一位跨性别者的妻子,这一角色让她获得了今年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而如今,她又在TVB的年度大剧《铁探》里,第一次饰演了一位亦正亦邪、性格复杂的女警司……

“我比较幸运,有这么多题材的作品可以给我挑,这是上天给予的恩赐。”谈到这几年的突破,惠英红在接受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的独家专访时感慨。

惠英红

从职业生涯的成果来看,惠英红的确是幸运的:出道不久,就成为了邵氏电影的招牌打女;年纪轻轻,就斩获了金像奖历史上第一座影后奖杯;武侠片衰落、大批同行失业后,她又能够借助TVB东山再起,成为家庭观众喜爱的演员;而如今,她更是多个影后头衔傍身,在多数同龄人无戏可演的情况下,仍然作为观众心中香港影视的代表人物,活跃在镜头前——似乎每一次行业巨变后,她都能顺势获得机会。

然而在镁光灯之下,很少有人能看到的,是幸运背后的不幸。从儿时家道中落到被人贴上“打女”的标签无法转型,从巅峰期骤然坠落到抑郁自杀,她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见证过香港电影的兴衰起伏,也经历过人生低谷时的人情冷暖。从最低潮的阶段走回聚光灯前,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多少,或许只有她才清楚。

“很多人说我变了,可说实在的,在演技上我有变很多吗?也不是。早期我拍武打片拍了十几年,公司和市场对我的要求就是把‘打’的部分演好,‘戏’的部分则不会关注。”惠英红告诉毒眸。因此,即使在低谷时,她也相信自己还有机会“能红”,“我很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会演、我知道我能演,以前只是我没机会。”

“电影圈没有一个人觉得惠英红会演”

在电视剧《铁探》中,惠英红饰演的角色是她此前很少尝试的警察,但她告诉毒眸,对于警察的形象她并不感到陌生:“我从小是在红灯区里长大的,当时每天在街上乞讨、卖口香糖,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会被带到警察局,所以我和警察们混得很熟,对他们的性格很了解。”

惠英红在《铁探》中饰演警察

因为家道中落,3岁那年惠英红就被迫跟着母亲上街,向美国水兵叫卖口香糖。12岁那年,偶然间在影院外看到了张明星的海报,让她有了做电影明星的想法:“明星可是人上人,能够赚大钱。”于是她选择去常有星探出没的美丽华夜总会里,当中国舞艺员,希望有朝一日被星探相中,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而与此同时,一股新的浪潮正在香港电影圈里兴起。

1967年,因邵氏电影的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感到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打片,几位香港武侠的泰斗级人物刘家良、唐佳与张彻便合作拍摄了新派武侠电影《独臂刀》。该片在当年豪取百万港币的同时,也让兼具了“武侠、历史、言情”等元素的新派武侠作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到了70年代,新派武侠更是成为了香港电影的标签与代表,邵氏出品的《天下第一拳》等影片甚至在北美上千家影院上映。

《独臂刀》

而因为新式武侠包含了言情等元素,对于故事情节也更加重视,因此原本不被市场和行业所看好的女性武打演员(打女),开始越来越多为人所关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14岁的惠英红被香港传奇演员午马看中,介绍给了他的师父张彻,并顺利成为了邵氏电影的基本演员。

惠英红出演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是《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这部片子当中有一场哭戏,刚一开机惠英红就进入了角色,哭得像个泪人。这让张彻感到很惊讶:“你拍过很多戏吗?怎么能说哭就哭,还能哭得这么惨。”事后聊起这段经历时,惠英红表示:“因为这些(苦难)我都经历过。”

《射雕英雄传》里的穆念慈

除了自身阅历比较丰富外,惠英红能在武打行业立足,也是因为她“特别能挨打”。由于当时拍武侠片都是“真刀真枪”、拳打脚踢,所以几乎没有女性演员可以坚持下来。而抱着“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的想法,惠英红坚持了下来,成为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能够被观众所记住的打女。

1979年,刘家良拍摄武侠片《烂头何》,可最初备选的几位女主演,都因为吃不了打戏的苦而选择退出,情急之下他想到了“那个不怕痛”的惠英红,第一次演女主角的机会就这样落在了她的头上。《烂头何》后,刘家良及很多业内大佬对惠英红倍加赏识,这给了她越来越多的机会,光是1979-1981年三年之间,惠英红就出演了近20部电影,在多部电影里担当了主角。

《烂头何》中的惠英红

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却没有针对香港电影所设立的电影节和官方组织。针对这一现状,《电影双周刊》组织了一群电影人进行年度优秀电影和影人的评选,并在1982年第一次颁布“香港电影金像奖”——而作为彼时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之一,惠英红凭借刘家良执导的《长辈》成为首届金像奖影后,而这也是史上唯一一个“打女”影后。

史上唯一一个“打女”影后惠英红

成为影后以后,惠英红的生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一跃成为了邵氏的头牌,并成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武打女星,戏约不断;身价也随之暴涨,获奖前她每月只能拿到500港币的工资,但是获奖后的片酬直接蹿升至5万每部,家里的生活也有了极大改善。

然而成为“人上人”带给惠英红的并不只有名利和喜悦,烦恼也随之而来。“到了八十年代,刚好是我和钟楚红、张曼玉非常红的时候,在香港影坛算是三足鼎立。可是她们一个的标签是‘性感’,一个是‘玉女’,而我就只是‘会打’。来找我的都是打戏,电影圈没有一个人觉得惠英红会‘演’。为什么我就不能有一个漂亮的角色?为什么我就得每天大汗淋漓、还弄得满身是伤?”

在意识到打女其实是吃青春饭的时候,惠英红有了很强烈的转型欲望。1982年,惠英红一年之内拍了6部电影,但她却仍旧在这之外主动联系各类导演、向导演介绍自己。1983年前后,她一度获得了出演爱情电影《男与女》的机会,可是因为邵氏老板的反对而未能如愿。“大老板找到我,说我是邵氏最卖座的动作演员,怎么能去拍这种电影?会破坏我侠女形象的。”最终,《男与女》中的这个角色还是归属了钟楚红,而惠英红只得继续拍武打片。

而长年累月的武打生涯,不仅限制了她的发展空间,也让她落下一身病根。2017年,在拍完最后一部动作片《Mrs K》后,旧伤复发的惠英红宣布将永远告别武打。她告诉毒眸:“‘打女’这个标签成就了我,让我走到了很高的位置;但它同时也束缚住了我,阻碍了我的发展。”

《MrsK》剧照

“我被打败了,但我不应该被打败”

1985年,出于对市场变化的考量,邵氏电影公司收缩电影业务、减少电影生产,邵逸夫决定将业务重心转移当时因港剧录影带蓬勃发展而欣欣向荣的电视行业。等到1987年,作为武侠电影创作主阵地的邵氏电影,彻底停止了电影生产业务。因此惠英红等人也不得不离开邵氏,去另寻出路。

挣脱了邵氏的约束,惠英红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自由”,直到那时,她才进一步意识到想要转型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离开之后我才知道世界有多大,带着‘打女’的标签,在香港电影圈里我想要自己挑戏几乎不太可能,只能是有片就接,因为我得生活嘛。”为了谋生存,惠英红最终还是于1987年前后接拍了动作系列《霸王花》,虽然走出了武侠的世界,但她仍是打女。

《霸王花》中的惠英红

彼时急于转型的惠英红一定不会想到,她的打女生涯其实会在不久之后告一段落,只不过并不是她主动争取的结果,而是大环境下的“迫不得已”。

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社会被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所充斥着,于是无厘头喜剧和更具本土色彩的文艺片,开始取代武打片、动作片成为主流。尽管徐克的《笑傲江湖》系列让武侠片有过短暂的回春,但这股武侠热也仅仅只持续了两三年。

面对武侠片、动作片的衰落,香港动作片的标志性人物洪金宝曾感慨:“动作片已不是电影市场的重心,当拍个爱情片或者综艺电影就可以轻轻松松拿高票房时,没人再会费力气拍动作片。”于是当时很多武行在当时纷纷选择了解散,大批相关从业者因此而失业——纵使惠英红是大明星,也难独善其身。

惠英红1997年的作品《大刺客之大唐聂隐娘》

“1989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同时在演着3部电影,都是主角,并且3部电影都很卖座。可是到了当年年底,突然就没有什么动作片开机了,全是喜剧片、文艺片。”惠英红告诉毒眸,当时市场上没有一个类型的电影是为她而准备的,几乎看不到适合她的角色。“没有人找我当主角了,大家都觉得我会演砸,最终肯定会被电影圈所淘汰。”

步入90年代后,来找惠英红的角色慢慢变成了电视剧里的妈妈、婆婆,有的角色甚至只有两三天的戏要拍。巨大的落差让惠英红感到十分不适,好几次遇到这种角色,她都会感到很郁闷、很不开心:“为什么要找我演这样的角色?”

此后连续有好几年的时间,惠英红都在不停地推各种角色,再加上“咽不下这口气”、“丢不了这个脸”,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仍然不肯主动要角色。最终,她并没有等到再度成为主演的机会,反而在一天天的消磨中日渐消沉。最颓靡时,她甚至不敢看家里的镜子,每次看镜子就觉得自己老了、变丑了,“觉得自己是地球上的垃圾”。

“我是很好强、很要面子的人,没法面对这样的变化。”1999年,39岁的惠英红因受到抑郁症的折磨,选择通过服用安眠药的方式自杀,好在被家人及时发现,才最终捡回了一条命。清醒过来后,惠英红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但她同时又强烈地感觉到“我不应该被打败”。

后来,她在一位做抑郁症公益事业的朋友帮忙下,花了九个月治疗。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告诉毒眸:“确诊我是重度抑郁症时我反倒如释重负,我知道我是生病了,而不是一个垃圾。”

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惠英红逐渐振作了起来。几年之后,她有了重回影视圈的想法。只不过就在她封闭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几年里,香港电影行业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3年非典爆发,这两件事情都给香港电影产业带来了重创,很多电影公司因此而倒闭,留下来的也被迫缩减产量。惠英红复出时,香港全年开机的新片数量只有四十多部,不足她事业巅峰期时的十分之一。

如此低下的产量下,人们更愿意将资源、机会倾斜给知名度更高的演员,再加上离开圈子太久、对新出现的很多影片类型完全不熟悉,所以在复出初期惠英红碰了不少壁。为了能有演出机会,曾经好面子的惠英红开始主动打电话询问当年的老友,是否有合适的机会,哪怕是配角也行。

后来,惠英红得知当年合作过的一位导演在TVB工作,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他,希望能得到一个角色。虽然此前惠英红很少出演电视剧,但她表示当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角色不错,演什么都可以。”最终,淡出影视圈多年后惠英红以一个“新人”的姿态,在TVB重新出道了。

和当年出道拍武侠片一样,此时的惠英红又赶上了一个好时候。21世纪的头七八年里,由于成功拍摄出了《冲上云霄》《金枝欲孽》等经典剧集,填补了华语剧集市场行业剧和宫斗剧的空白,TVB在两岸三地的影响力陡增,很多演员也因此为人所熟知。

放平了心态的惠英红,靠着丰富的演出经验逐渐成为了“TVB金牌绿叶”,接连在《巾帼枭雄》《宫心计》等经典港剧里奉献过十分出彩的表演。2009年,还凭借《巾帼枭雄》斩获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09最佳女配角奖提名——这是自打1982年的影后以来,她第一次获提电视奖项。

《倾世皇妃》中的惠英红

2009年后,惠英红开始将事业重心转到了电影以及内地,但在她心里,帮助她实现重生的香港电视剧观众,一直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她告诉毒眸:“现在选择回TVB拍《铁探》,也是因为真的很久没回来了,很多香港家庭观众是不太看电影的,他们可能很久没有看到我的表演了。看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很整齐,角色有挑战性,是我重新回到家庭观众中间的好机会。如果能靠这部剧拿到视后、收获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可能会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我不再害怕变老”

惠英红在TVB重获新生的那些年,行业的巨变再度袭来。2008年前后,伴随着内地和香港文化交流上的越发频繁,很多原本对于北上保持着观望的香港影人在态度上有了极大的扭转。短短数年之间,合拍片开始成为市场主流,包括嘉禾在内,很多香港影视公司都开始接受内地资本的进入,积极拥抱内地市场。

在讲述内地与香港电影互动关系的《政治、艺术抑或商业》一书中作者提到,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的弱势地位越加凸显,纯香港背景的商业大片越发少见,取而代之的是极具港式人文理念的小成本电影或者文艺片,如《志明与春娇》《岁月神偷》等。

这些变化的到来,让演技逐渐被认可的惠英红,重新获得了不少电影角色。一方面,大量内地合拍片的出现,让她再度有机会出演《武侠》《倩女幽魂》《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等商业大片;另一方面,一些对演技、文化背景有要求的港式文艺片,也越来越多找上门来。

2009年,惠英红在剧情片《心魔》中,出演了一位对儿子占有欲极强、喜爱酗酒且邋遢的失婚母亲。靠着精湛的演出,她接连斩获了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奖最佳女演员、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在内的多项大奖,并于2010年,时隔28年后再一次捧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奖杯。

《心魔》中的惠英红

事实上,那一年获得影后提名的演员里,除了凭大热作品《岁月神偷》入围的吴君如,还有靠《花木兰》等大片入选的赵薇、舒淇几位当红演员,只是出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的惠英红根本没想过自己能拿奖,甚至连获奖感言都没有提前准备。获奖后,惠英红在台上泣不成声:“我事先吃了药才上台的,我怕我心脏跳得太快,承受不了,因为我很想拿这个奖。”

这些奖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一次改变了惠英红的人生。

惠英红获得了第29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和很多演员对奖项表示出的“无所谓”不同,惠英红直言她其实很看重奖项,很需要得到奖项和行业的认可。“第一次拿影后时家里太穷了,我脑子里只有怎么赚钱,没法理解这个奖的意义,也可能是因为拿得太轻松了。但2010年那次获奖,我能感受到有太多的酸甜苦辣在其中。对我来说《心魔》能获奖还是挺重要的,让我不怕再去拍动作片,因为我的演技已经被认可了。”

2016年前后,她接触到了《幸运是我》的剧本,片中主角芬姐和自己母亲一样的遭遇(患有阿兹海默症)让她大为触动,有了想要出演的想法。不过在正式接下这个角色之前,惠英红还是有些犹豫——演武侠片时的经历让她担心,演老人“不够美”,而一旦她发挥得还不错,以后找上门的可能就都是这种角色了。后来,还是惠英红的弟弟提醒了她:“你是个专业演员,如果剧本是好的那也一定要去拍。”

《幸运是我》

不出意外的,《幸运是我》在那些年让惠英红斩获了多项重要大奖,而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她人生中的第三座金像奖影后奖杯。而借由这个角色,曾经因担心衰老而有所颓靡的惠英红,也变得更加释然,她甚至告诉过媒体,能够变老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不怕老,每隔十年我都能看到我比之前更好,我有很多方式来享受我的‘老’。”

祛除了自己“心魔”的惠英红,逐渐开始不再去纠结于角色本身的“美丑”,越来越多地尝试一些冒险的角色,于是便有了之后的《血观音》《翠丝》,以及当下的《铁探》等作品。而曾经二十多年与主流奖项无缘的她,近几年也因此而接连被各种大奖提名,成了华语电影圈里提名密度最高的女演员。

如今,再没有人会质疑惠英红不能够演好打戏之外的角色,她甚至被看成是一个戏路多样化的标杆。但她向毒眸表示,即使这样她仍然会时常感到紧张:“我紧张的点在于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想要在有限的机会里去尝试更多的东西、角色,即使同样是演警司,下次演类似角色时我希望能有不同的诠释。人们总说人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会有几秒钟时间来回顾自己的一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我人生的历史里要写得满满的。”

“我希望我人生的历史里要写得满满的”

说完这句话,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从这点来看,这两年的我,其实还是当初的那个惠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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