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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接送难题的“课后三点半”,会是教育产业新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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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接送难题的“课后三点半”,会是教育产业新机会吗?

不论是作为一项服务还是一门生意,“课后三点半”都有待于更多的探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胡晓蕊

自发地围成一圈等待孩子,在每天下午的放学时间,接孩子的家长们成为了校门前每日固定的一道风景。

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较晚的下班时间,让学生放学的接送成为了年轻父母们的老大难问题,由祖辈来承担这一任务也变成了许多家庭的无奈之举。在小学附近,围绕这一需求而生的各类托管、培训机构也开始增多,但这也并非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方式。

这一问题也受到了教育部的关注。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接受记者提问时称,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造成的难题,要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陈宝生所说的“红包”,早在2017年就已开始规划。根据当年发布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课后服务意见》),教育部要求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在产业端,在校外辅导因超前超纲、授课时间过长等原因而受到重点监管的状况下,为学校在“课后三点半”项目中提供特色教学内容,成为了被不少人看好的新突破点。

但从目前的状况看,不论是作为一项服务还是一门生意,“课后三点半”都有待于更多的探索。

作为最早提供类似服务的地区,北京自2014年开始就实行了弹性离校制度。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每年投入5亿元,为中小学生在课后提供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的支持。按照政策要求,社团活动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个小时。

而在《课后服务意见》发布后,北京在弹性离校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自2018年10月起开始按照《课后服务意见》要求全面提供课后服务。新的政策要求覆盖全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提供服务的时间段也变为了每周五天、每天2小时。

张一(化名)的孩子目前四年级,就读于北京东城区和平里某小学。据他介绍,目前学校通常在三点半到四点半间安排活动类课程,包括兵器拼插、绘画、茶文化、手工课、京剧、演讲等多个种类。而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则在学校老师的管理下自主学习。在五点半后,学生也可参加更多合作课程,包括球类等体育运动。

“确实方便了许多像我一样无法及时接孩子的家长。”张一告诉界面教育。

根据北京市教委在2018年12月公布的数字,已有98.25万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占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86.7%,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8.96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的74.9%。政策推进非常迅速,根据调研显示,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率达90%以上。

但是,目前的学校课后服务在形式和内容上仍有较大的探索、改进空间。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在接受界面教育采访时举例称:“大多数人无法在五点半前下班,因而在学校的服务结束后,部分学生仍然面临空档期。”

在每周五天在正课之外,为全校学生提供非学科类课程和托管服务,无疑也考验着学校的师资与资源配套能力。据《北京商报》报道,在政策开始落实后,一些学校存在仅能提供托管,无力开展课外课程的问题。

“一般是一周任选两到三门活动课程,其他时间只能上两个小时的托管,也就是由老师监督来上自习。 “张一说道。

这与家长们所期待的课后托管仍有一定差距。据张一透露,在能够自愿选择的状况下,有一部分家长放弃了免费的课后服务,仍然将孩子送到了培训班。

除北京外,包括上海、湖南、辽宁等多个地区也先后出台了具体的细则文件,并自2019年春季学期开始陆续实施。在提供非学科类素养课程方面,向社会购买服务成为了被普遍认可的方式。这被认为是校外教育提供商们的新机会,科学体验课、STEM等原本小众的领域,甚至一度成为了投资机构争相扎堆的赛道。

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课后三点半”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商业机会。鲨鱼公园创始人张永琪告诉界面教育,校外机构进入到学校课后服务,更大的意义在于普及科学类教育。“STEM教育概念的宣传其实非常有限,家长和学生对此也接触不多,课后三点半确实给了企业一个机会。”张永琪说。

而在企业的收费方面,《课后服务意见》提出了禁止乱收费的要求,在实际落地中,该部分费用大多被纳入财政预算,或由政府补贴、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因而“课后三点半”很难成为一个能够被挖掘的商业领域。“因为存在一定的公益性质,它(课后服务)的营收、客单价很难上去。” 张永琪表示。

因此,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并不会为企业带来实际利润,政策补贴仅能覆盖基础的师资与材料成本。尽管有部分家庭会在体验后专门到校外机构报名正式课程,但这带来的实际收益相当有限。

张洪伟也表示,目前学校课后服务的公益属性与企业的营利性质的不同要求需要被调和。根据他的观察,在北京此前进行的弹性离校制度下,也有许多企业进入学校提供课程服务,但在不长的时间后又选择退出。

而在课程方面,校外教育企业与学校也仍需更多磨合。目前,鲨鱼公园为北京五十余所小学提供课外课程,在实际的授课的组织与教学上,非学科类课程的上课形式也为学校带来了安全和管理上的挑战。“三点半后更多都是实践课程,比主课活跃度高。如果有很多约束的,课程的效力就会打折扣。”张永琪表示。

多家教育企业负责人对界面教育表示,目前为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课程暂时只能带来科学教育概念普及的作用,但与公立学校的深度合作、建立更好的口碑,仍然是企业方乐于见到的。

随着课后三点半2019年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落地,学校内的课后服务将覆盖更多学生。而学校、家庭与社会力量三方更好的配合与分工,将会是“课后三点半”政策能否产生更大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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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接送难题的“课后三点半”,会是教育产业新机会吗?

不论是作为一项服务还是一门生意,“课后三点半”都有待于更多的探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胡晓蕊

自发地围成一圈等待孩子,在每天下午的放学时间,接孩子的家长们成为了校门前每日固定的一道风景。

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较晚的下班时间,让学生放学的接送成为了年轻父母们的老大难问题,由祖辈来承担这一任务也变成了许多家庭的无奈之举。在小学附近,围绕这一需求而生的各类托管、培训机构也开始增多,但这也并非令大多数人满意的方式。

这一问题也受到了教育部的关注。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接受记者提问时称,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造成的难题,要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

陈宝生所说的“红包”,早在2017年就已开始规划。根据当年发布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课后服务意见》),教育部要求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

在产业端,在校外辅导因超前超纲、授课时间过长等原因而受到重点监管的状况下,为学校在“课后三点半”项目中提供特色教学内容,成为了被不少人看好的新突破点。

但从目前的状况看,不论是作为一项服务还是一门生意,“课后三点半”都有待于更多的探索。

作为最早提供类似服务的地区,北京自2014年开始就实行了弹性离校制度。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每年投入5亿元,为中小学生在课后提供体育、文艺、科普社团活动的支持。按照政策要求,社团活动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个小时。

而在《课后服务意见》发布后,北京在弹性离校的基础上再次升级,自2018年10月起开始按照《课后服务意见》要求全面提供课后服务。新的政策要求覆盖全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提供服务的时间段也变为了每周五天、每天2小时。

张一(化名)的孩子目前四年级,就读于北京东城区和平里某小学。据他介绍,目前学校通常在三点半到四点半间安排活动类课程,包括兵器拼插、绘画、茶文化、手工课、京剧、演讲等多个种类。而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则在学校老师的管理下自主学习。在五点半后,学生也可参加更多合作课程,包括球类等体育运动。

“确实方便了许多像我一样无法及时接孩子的家长。”张一告诉界面教育。

根据北京市教委在2018年12月公布的数字,已有98.25万学生参与了课后服务,占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86.7%,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8.96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总数的74.9%。政策推进非常迅速,根据调研显示,家长对课后服务满意率达90%以上。

但是,目前的学校课后服务在形式和内容上仍有较大的探索、改进空间。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在接受界面教育采访时举例称:“大多数人无法在五点半前下班,因而在学校的服务结束后,部分学生仍然面临空档期。”

在每周五天在正课之外,为全校学生提供非学科类课程和托管服务,无疑也考验着学校的师资与资源配套能力。据《北京商报》报道,在政策开始落实后,一些学校存在仅能提供托管,无力开展课外课程的问题。

“一般是一周任选两到三门活动课程,其他时间只能上两个小时的托管,也就是由老师监督来上自习。 “张一说道。

这与家长们所期待的课后托管仍有一定差距。据张一透露,在能够自愿选择的状况下,有一部分家长放弃了免费的课后服务,仍然将孩子送到了培训班。

除北京外,包括上海、湖南、辽宁等多个地区也先后出台了具体的细则文件,并自2019年春季学期开始陆续实施。在提供非学科类素养课程方面,向社会购买服务成为了被普遍认可的方式。这被认为是校外教育提供商们的新机会,科学体验课、STEM等原本小众的领域,甚至一度成为了投资机构争相扎堆的赛道。

但从目前的状况看,“课后三点半”本身可能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商业机会。鲨鱼公园创始人张永琪告诉界面教育,校外机构进入到学校课后服务,更大的意义在于普及科学类教育。“STEM教育概念的宣传其实非常有限,家长和学生对此也接触不多,课后三点半确实给了企业一个机会。”张永琪说。

而在企业的收费方面,《课后服务意见》提出了禁止乱收费的要求,在实际落地中,该部分费用大多被纳入财政预算,或由政府补贴、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因而“课后三点半”很难成为一个能够被挖掘的商业领域。“因为存在一定的公益性质,它(课后服务)的营收、客单价很难上去。” 张永琪表示。

因此,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并不会为企业带来实际利润,政策补贴仅能覆盖基础的师资与材料成本。尽管有部分家庭会在体验后专门到校外机构报名正式课程,但这带来的实际收益相当有限。

张洪伟也表示,目前学校课后服务的公益属性与企业的营利性质的不同要求需要被调和。根据他的观察,在北京此前进行的弹性离校制度下,也有许多企业进入学校提供课程服务,但在不长的时间后又选择退出。

而在课程方面,校外教育企业与学校也仍需更多磨合。目前,鲨鱼公园为北京五十余所小学提供课外课程,在实际的授课的组织与教学上,非学科类课程的上课形式也为学校带来了安全和管理上的挑战。“三点半后更多都是实践课程,比主课活跃度高。如果有很多约束的,课程的效力就会打折扣。”张永琪表示。

多家教育企业负责人对界面教育表示,目前为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课程暂时只能带来科学教育概念普及的作用,但与公立学校的深度合作、建立更好的口碑,仍然是企业方乐于见到的。

随着课后三点半2019年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落地,学校内的课后服务将覆盖更多学生。而学校、家庭与社会力量三方更好的配合与分工,将会是“课后三点半”政策能否产生更大价值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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