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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死了，而且是在新西兰的惠灵顿附近，也许会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出席你的葬礼。她头发乌黑，眼妆精致。你的吊唁者们都不熟悉她，甚至根本不认识她，还有人怀疑她是鬼。她也从未和你谋过面。她叫Kat，之所以会出现在你的葬礼仅仅因为你曾经活着，现在却死了。
闯入一个陌生人的葬礼极其容易。死者家属几乎不会精心策划一场私人葬礼，也没人会查身份证。可你一旦身入其中，就会遭遇很多社交上的麻烦：会有访客留言簿——你签了真名吗？还是就潦草而模糊地写了个“纪念”？要是有死者亲人守着门口怎么办？有人投来怀疑的目光怎么办？还有可能要进行一些尴尬的对话：“你是怎么认识我母亲的？哦，我们这儿的人你都不认识？那你是来混吃的吗？”
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既然对死者既没感情也不存在义务，为什么要参加这场葬礼？
有些人参加葬礼是为了免费食物，或是“垂涎”死者的公寓，甚至就只是去炫耀雅致的“葬礼式”黑色礼服。但那些真正的葬礼迷们，往往是被墓地所吸引，或者单纯只是走不出悲伤，比如巴西人Luis Squarisi，据说他父亲去世后，他辞了工作，专职参加葬礼。
1971年有部cult电影叫《哈洛与慕德》，哈洛与慕德是电影里一对不像夫妇的夫妇，当时他们参加葬礼是为了逃离世俗陈规（对哈洛来说）和创伤（对慕德来说）。对于英国老妇Lyra Mollington而言，在博客上写写参加葬礼使她重焕新生，也让她拥有一票粉丝，直到她2012年去世。
为了写一个故事，我曾去过一个陌生人的葬礼。他可以说是英年早逝。我并没那么难过，所以我就完全放开了去思考——该如何面对死亡，甚至超越死亡。“Luca”（出于对逝者家人的尊重，此处为化名）很聪明，天生爱搞恶作剧，当听到他在学校的诸多“事迹”，我无法想到他会因何而死，也无从得知任何他追逐的梦想。他的葬礼就在太平间举行——人们来来去去，手机不停地响着，而他那悲痛万分的兄弟不停地用纸巾拭泪。没有人理睬我。
最后，Luca留在了骨灰瓮里，就这么简单地离开了。但当今的死亡文化其实更为亲密——病态的人们混在“死亡咖啡馆”中，报纸上刊登着逝者保存完好的尸体照片（这是我们这代人对死亡的理解）。在此意义上，Luca挑战了这种文化。
这可能跟我没什么关系，Luca才是最后被留在那儿的人。这就像长年卧病在床，你只能看着世界还在以不同的速度运转，那就是人死时的感觉。太阳照常升起，你却不在了。
艺术家Kat McBeath并不需要参加陌生人的葬礼才更贴近死亡。死亡已经悄悄靠近并找到了她。对她而言，陌生人的葬礼成了她认识悲痛的一片净土，她在那里消化自己人生的悲痛。
她第一次闯入葬礼是在2007年，去年她自己又闯入了三场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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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a”，享年85岁。
其实一开始，McBeath以为她闯入的是一场婚礼，她只是想去消遣一下。出门逛逛惠灵顿，也不急回家，她就拐了个弯，去了圣彼得教堂。那儿有许多人站在大门两侧。她了解那座教堂，哥特式的，斜度很高，她坐在后排可以不被发现。
有人递给她一张纸，据McBeath说，上面印的是两个日期和一个白发妇人的头像。家属们在教堂的长椅上就座，要不是因为葬礼，平时那儿总是空着。看起来Louisa似乎比她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活得要长。
起初，McBeath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因为马上离开会显眼而且太尴尬。她很怕被当成“看客”。但McBeath也很好奇。自从她8岁第一次参加葬礼，想在开着的棺材里摸摸那个“异常好看”的尸体，她就开始好奇人们如何说再见。
看着Louisa的亲属们压抑着悲伤上台讲话，McBeath也不禁回忆起往事。她仿佛又回到12岁那年，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时自己嚎啕大哭的样子。“我那时说得歇斯底里，表现得非常戏剧化，”她说。家人们只是尴尬而生硬地表示同情。这让她很困惑，她甚至内疚没有表现出他们希望的样子。
在她发誓自己再也不会那样之后，McBeath开始封闭自己的情感。这对艺术家而言，是个问题。在那之后，她只能在下面这些场景下作画：和朋友交谈时、听后摇或催眠曲时，以及任何能让她保持对画画笔触的感受、能让她远离“只与头脑为伴”的场景，她如此写道。
当圣歌在Louisa的葬礼上响起，McBeath也跟着唱了起来（她是女高音），寄悲伤之情于歌声之中：“求主垂怜。求主怜悯。”
她随声附和着连祷文，在仪式里寻找慰籍，在恍惚中检视悲伤。
McBeath的声音渐渐融入大众之中。“我感觉自己与陌生人的连接更加纯粹，”她说，“这里没有所谓的世俗规范，所以不用想太多，只要专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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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享年47岁。
Henry的葬礼上出现了这样的一幕：牧师看着McBeath说：“现在把时间给大家，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上来说。”她当然没什么想说的。毕竟，Henry就是个陌生人，而她刚知道他死于自杀。
“有人委婉地告诉我，他一直患有精神疾病，无法再忍受那种痛苦了，”她说。他葬礼上的气氛还算轻快，因为大家都明白他终于解脱了。
那么牧师觉得她是谁呢？可能是Henry以前教过的学生之一。“作为那个站在后面的陌生女人，我紧张极了，”她说。“但他的家人可能觉得他曾经有一个秘密女人还不错。”
闯入一个在家举办的葬礼是有风险的：房间太挤。拿Henry的例子来说，他家的空间只够他的朋友和同事坐在椅子上，听着录制的音乐。和他的细腻心思相比，他家的陈设太简陋了。
对于McBeath来说，他的自杀重新搅动了她的某些想法，那些因为恐惧或不敢面对而变得模糊的想法 。McBeath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成为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自杀持否定态度，但她对Henry只有同情。
“我并不觉得他提前死了，”她说。“他是做完了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才离开的。”
McBeath在大学学习精神科学和心理学时，逐渐树立了这样的实用主义态度。现在她在一所高中担任教师助手，为科学学院配制溶剂并修理实验室仪器。她支持改革与创新并重的教学理念。
她住在惠灵顿北边的山上，这也是某种宿命——狂风肆虐早已司空见惯（“惠灵顿被称为风城，人们都知道起风时不要撑伞，这样就不会被刮起来），而且这个城市座落于活跃的地质断层带上，容易发生地震。
“破坏性极强的大地震随时都可能发生，”政府警告说。尤为惨绝人寰的是2011年基督城大地震，有181人丧生。
那一年，新西兰人自杀的数量要高于它们死于车祸的数量。
然后便是“派克河惨案”，有29名矿工丧生。这给了McBeath灵感，她写了一首歌叫“金丝雀”：“让我们最好的工人到地下工作……当金丝雀不再歌唱，勇者知道他们已活不长。”最近，新西兰政府推迟了一项动议——是否再次进入矿井隧道并修复废墟。
作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McBeath并不会因生活艰辛而责怪上帝或其他任何人。因为人们拥有爱与和谐——有时她还开关于死亡的玩笑，“我不相信地狱，但地狱在笑话里很有用”，她还会邀请Facebook上去世的朋友参加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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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享年53岁。
Harrison在得病后很快去世。在一个风寒料峭的日子里，他的葬礼在装饰着高耸天花板和楼厅座位的大教堂内举行。他的孩子们朗诵着早已写好的悼念诗。McBeath成长于一个不惯于表达情感的家庭，所以她觉得很奇怪。“要是我，”她说，“在那个年纪，要清楚地表达悲伤太难了。”
Harrison是个牧师，在社区很受爱戴。他突然的去世，让McBeath想到了她的父亲。
她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在餐桌上，在研究完他的秃头后她说：“爸爸，您的头看起来像个鸡蛋。”大家当下一惊，随后哄堂大笑。
她可能不会因为说他是鸡蛋头而挨骂，因为那时William McBeath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是健壮的苏格兰人的后裔 。那时William遇到了Kat未来的母亲Barbara，她在他们共同工作的医院当护士。结婚之后，他们定居在旺格雷——一个位于新西兰北部的田园式村庄，很早以前那里是一片火山。
他们在简易温馨的家里共同抚养了五个顽皮爱闹的孩子。夏天到来时，他们总是在附近的一个渔村度过：孩子们坐在小船里，大人用家居车拉着它前进。同样，在McBeath的艺术品里，她把朋友的孩子也画成古灵精怪的小精灵，而不是娇贵的宠儿。
William突然去世时，Barbara正怀着他们第六个孩子。他的葬礼在一个动力教堂举行。McBeath有意克制着，不让自己在他的葬礼上哭泣。她受够了烦人的哀悼、安抚的拍肩和提问——“你还好吗？”——而她想回答的是：“怎么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
她说她会很欣喜看到一个陌生人出现在他的葬礼上：“那我就可以和他们正常交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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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a”，享年73岁。
在她参加的所有陌生人的葬礼中，McBeath最希望能够早一点遇到Stella。她是人道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的工作。Stella的葬礼在靠海的小礼堂举行，她被放在原木棺材里。
作为唱诗班的一员，McBeath和大家一起“欢快地送Stella回家”。她不再是葬礼上的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这次她离stella很近。
结果靠得太近——McBeath的长袍一度将蜡烛扫到棺材盖上。相比在其他葬礼上的“匆匆而过”，这次她几乎“跳进了火坑”。
然而，她仍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敬而远之，维持着某些界限。其他悼念者也会这样，但那是因为家属们看起来太伤心了。而她的原因是，当音乐停止，家人抬着棺材离开时，她又成了个外人 。“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你与其他人感受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她说。
McBeath总是被黑暗深深吸引，会花好几个小时拍摄月落的影像——那时月亮好像坐在了海上。月亮与夜空都出现在她的画作上，成了很多东西的指路明灯，比如电动斑马、红龙、消失的希腊神祗们、海豹和金色的孩子们。
22岁大学毕业后，McBeath在一家心理健康诊所上夜班。她朋友睡的时候，她却醒着，没人看得见她呕吐，在慢性头痛的折磨下疲惫不堪。最后她碰到一个失眠的室友，后者把她拖进医院。那时McBeath已经几近昏迷。
在她蹒跚学步的时候，她就被诊断出良性脑瘤，却无法做摘除手术。在这次之前，她从未表现出任何不适症状。医生说肿瘤有橘子般大小，就在脑干上面。医生向她脑袋里植入一根分流管，那会将多余的液体从她脑子里流出来。有时分流管会断，她只有再去医院治疗。
植入分流管后不久，她就闯入了她的第一个葬礼，也就是Louisa的葬礼。从那时起，她的脑瘤就没有再变大，她可能不会因此而死掉。当然，谁也不知道。“人生中一定会有不确定性，”她写道，“但那正是人生的奇妙和欣喜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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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高尚平。
译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