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2012年，由于一场意外的火灾，“大喜哥”红遍了网络。今年3月，他从青岛迁到了福州，我们的记者前去采访了大喜哥，试图呈现他真实的生活和处境。尽管孤独、贫穷，但是他有自己的道德原则，也享受着有限的自由。经过了多年的冷眼和非议，对于外界的眼光，他非常敏感，但是，他仍然在坚持自己的生活。
每到夜里，他就坐下来写日记，这是他对抗孤独的最后一道屏障。
1
2000年夏天，是那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刘培麟孑然一人，只有一辆父亲留下的大金鹿自行车。所有的亲戚都不和他来往，朋友也没几个。白天他靠拾荒为生，夜晚睡在水泥管里，或是搭一个草棚。过了些日子，他有了积蓄，才找到房子住。
有一天，在黄县路的一个垃圾桶，他看到一个白色的物件。走上前，发现是一件连衣裙。见四周无人，他赶忙捡起，骑上大金鹿飞快地回到住处。关上门后，他脱下身上的男装，将连衣裙套在身上。尺码非常合适。
第二天一早，趁着人少，他穿上这条裙子出了门。风吹在身上，很舒服，即使有人盯着看，他也不在乎了。
从那之后，刘培麟开始刻意寻找女装。起初只是外套，后来，加上了内衣内裤。
没多久，他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问他是不是喜欢女装。他说是。四天后，她到了刘培麟的家中，带来了一包东西。她让他脱掉衣服，任她装扮。过了几分钟，刘培麟看到镜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有两条乌黑的辫子，系着大红的蝴蝶结，身上是崭新的衣裙。
女人做完这些就消失了。刘培麟却受到鼓励，更加坚定做女人的心。此后，他捡到了不少化妆品，开始往脸上涂抹。但是，刘培麟始终没有学会精致的都市女性妆容，他为自己化的妆，更像戏台上的一类角色。为什么如此，他也说不清楚。
2012年1月，青岛潍县路一间平房着火了。当地电视台来采访，摄像机对准了冒烟的建筑。就在这时，刘培麟从远处跌跌撞撞地闯入了画面。
那天他抹了厚厚的白粉，眼影是黑的，还有明艳的粉色胭脂和口红。上身一件粉色外套，下身是黑色的裙子，一双高跟鞋。两条辫子，比常见的更为粗大，上面点缀了各种颜色的头饰。着火的是刘培麟的房子，冬天他常烧柴火取暖，没想到引发了火灾。消防员问他，你刚才没在家是吧？他用粗哑的男声回答：没在家，我是灭了火才走的。他又重复了一遍，灭了火才走的。
这段视频让他一举成名。“大喜哥“——这个他拾荒时的名字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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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培麟知道了一个名词，跨性别，指想成为另一个性别的人。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关于做女人的源头，他有过不同的说法。一是小时候，母亲会把他打扮成小女孩的样子，在学校文艺演出时，他也会扮演女性角色。第二种说法，是在视频节目《同志亦凡人》的采访中，他说，小学三年级，他就有这么一个心底萌发出来的（欲望），但是母亲不允许。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戴假发的男孩子被批斗，说他男扮女装。从此，他害怕自己遭遇这种厄运，再也不敢提这个事。
无论如何，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候，刘培麟在做男人。拾荒时，他孤独，贫穷，却获得了有限的自由，让他拾起了女装。
出名之后，这些压力又来了。2012年2月，他去了山东电视台一档名为《请你原谅我》的节目。这个节目让人们为曾经做错的事和伤害的人道歉。刘培麟那期叫做：“大喜哥，一个网络‘奇葩’的终结”。
他站在舞台中央，一身红色女装，拖着两条大辫子。两女一男三位嘉宾坐着，对他提问或点评。其中一个女嘉宾说：“如果您这个装束，晚上出来白天出来，您会吓着我孩子。”刘培麟说，我的生活是低调的，每次外出回来就关门过自己的日子。嘉宾们表现得很不可思议，纷纷打断他的话：就你还低调？
在节目中，刘培麟讲述了自己拾荒的缘由。他原本在服装厂拉大车，拉了十几年。由于母亲得了肺癌，他把房子卖了，又到处借钱给母亲治病。后来，母亲还是去世了。过了两年，服装厂倒闭，他去建筑工地打工，脚手架倒塌，从八楼摔了下去。他又去送煤气罐，下坡时刹车闸坏了，撞上了公交车，被判了全责。最后，他只能去拾荒。
刘培麟原本是弃婴，三岁时在青岛火车站被收养。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母亲对他的影响尤其重大。养父在政治运动中被撤职，一气之下中风。母亲为了照顾瘫痪的父亲，辞工在家，只能吃街道的救济粮。困难的时候，她宁愿自己吃粗粮拉不出屎，也要把少得可怜的白面让给幼小的刘培麟。
母亲的影响，使得刘培麟有很高的道德标准。有债必还，就是他的原则之一。靠着打工和拾荒的收入，刘培麟坚持还完了母亲生病时欠的债。为了省钱，很多时候他不敢买菜，就捡东西吃。
一位男观众拿过麦克风，赞赏了刘培麟这两点——孝顺和坚持还债，他说：“我认为大喜哥比那些开宝马的、穿西装的、有钱的人，强多了。”
尽管如此，刘培麟的生活状态还是让嘉宾们充满了疑问。一位女嘉宾问他，有人给你介绍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刘培麟回答：“这么说吧，我感觉到拾荒还挺自由的，所以不想（工作）。”
话题很快又转到了刘培麟的装扮上。在嘉宾的提议下，节目组带刘培麟下去，换上了一身男性的装扮。他再上台时，穿着黑色短风衣，黑白格围巾，还戴了一顶黑色小圆帽。
嘉宾问：“你觉得换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刘培麟摸着帽子说：“怎么说呢，还行。”
“你以后愿意用这种装束示人吗？”
他犹豫了很长时间说：“可以吧。”
穿着男装的刘培麟，在主持人的邀请下唱了一首歌。他唱的是《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全场观众打着拍子，和他一起唱。然后报以掌声。
2016年，一个叫赵总的人联系上了刘培麟，说想帮助他。刘培麟说，房租到期没钱续，要被扫地出门了。赵总提了一个条件，要刘培麟换回男装。刘培麟同意了。赵总把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带回了自己家。剪发、洗澡、换衣，让他重新变回男人的样子。其后，又把他安排到自己的一间海景办公室去住。他计划，要给刘培麟做疝气手术，办一张信用卡，再包装一下成为名人。
刘培麟换回男装，又成了新闻。青岛电视台找他做谈话节目，演播间里的他与往常判若两人，干净的脸庞，极短的头发，一套西装。主持人、记者和青岛大学一位心理学老师在探讨，刘培麟身上发生了什么。
刘培麟正襟危坐，朗读了一段日记：“脱去红妆，洗去胭脂。我这辈子是否重新来过？还会犯下不可原谅的同样的错误吗？不会的，只要有半点机会，我会重新来过。”他最后说：“前半生，尤其是从我下岗到我拾荒这块儿，是一个比较龌龊的形象。所以说我就想，在我这后半生当中，能够有一个比较安稳的住处。当然我也希望有个老伴。”
心理学老师听罢，给出了结论：“通过刘大哥的描述，我觉得他以后不会再对女装感兴趣了。”
我问刘培麟，在电视上说的这些都是真心话吗？他一声长叹：“都是演戏，一回家又换上了女装。”电视里的话，一部分是赵总教他说的，还有一部分是碍于场合，不得不说。
此后，他在日记中写：“生活剪掉了我的辫子。”
3
做客电视台后没多久，刘培麟和赵总闹翻了。直接导火索是，赵总把刘培麟寄存的几箱日记弄丢了。数十年来，刘培麟坚持记日记，这是他最珍视的东西，赵总不仅弄丢了，而且毫无歉意。刘培麟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他收拾东西离开了那间海景公寓。赵总消失在他的生活中。后来偶尔他会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讨债的，赵总给了他这个号码。
在刘培麟的拾荒生涯里，老董是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在市南区卖杂货和报纸为生。几年前，刘培麟出现在报摊附近，推着自行车拾荒。老董看他明显是男扮女装，觉得他精神有问题，也不敢打招呼。一天，刘培麟到他隔壁的电器店，说家里电视天线坏了，想换个新的。电器店的老板不敢独自去，叫了老董一同前往。这次接触之后，他们发现，刘培麟只是穿着怪异，没有其他问题。后来老董在网上得知，这就是青岛街头的名人大喜哥。
刘培麟给老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作为一个拾荒者，他常常来买报刊杂志，天天坚持写日记，非常不容易。更重要的是他信守诺言。有次因为房租还不上，借了老董两百块钱，过了几天就还上了。还有一次借了一千，第二个月发了退休工资，又补上了。
在青岛的时候，刘培麟遇见过几个跟他一样的男人。有一个司机，模仿女人的声音惟妙惟肖。他告诉刘培麟，做女人真好，我就想做女人，但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刘培麟听罢，劝他舍弃这个念头吧。后来在电视台录制节目，又有一个潍坊人和他说，虽然自己都有两个女儿了，但就是喜欢穿女装，老婆备受刺激，只想离婚。刘培麟告诉他，别开国际玩笑了，你有家有口成家立业了，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担当精神，得为家庭负责。
刘培麟也曾经有过一次婚姻。那时他已三十出头，相亲无数，却都没有结果。他感到了年纪带来的婚恋压力，不想再挑剔，只要女人能和他过日子就行。这时，有人介绍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傻女人。去领证的时候，女人正好发病，众人面前又唱又跳。
这段婚姻很快结束了。过了几年，他遇到一个家在外地的服装厂大龄女工。他们正要一起过日子，女方的父母来到了青岛。他们在刘培麟的家里一顿大闹，坚决反对，并将女儿领了回去。刘培麟说，这是由于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刘母常年抽烟，营养不良，当场气倒在地，送进了医院。第二天，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刘培麟找到女工，平静地为这段关系画上了句号。
刘培麟出名之后，关于他的报道里，经常出现一个哑巴。跟不同的人，他都讲过这个故事。
他说，某年夏天，他穿着裙子在院子里做午饭，突然被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他转头看去，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高胖男子。他问那人做什么，那人却不说话，只是咿咿呀呀打手语。原来是个哑巴。哑巴掏出纸笔，写下了“我爱你”几个字。他当时头脑空白，觉得哑巴在开玩笑。哑巴很快走了，直到傍晚才回来，手里多了几件女装，其中一件是婚纱。哑巴告诉他，衣服都是前妻的，让他换上。他穿上婚纱，十分合身。哑巴就在这里住了下来。第二天，哑巴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我们结婚吧”。他羞涩地笑，拿出了婚纱，把事办了。从此以后他以一个妻子的身份操持家务，不再拾荒。哑巴则去建筑工地上班，早出晚归，每月上交工资。这样过了半年，有一天，哑巴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
在日记里，这个故事很简单。哑巴来了，带着婚纱，刘培麟穿上了婚纱，当天，哑巴就走了，再也没有后来的故事。
另一个故事同样真实：换上女装之后，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出门倒垃圾，被一个男人从后面扑倒在地。那人满是酒气，显然是醉了，凑过嘴来，并上下其手。刘培麟出声制止，男人猛然惊醒，大骂一声跑了。
4
唐冠华和刘培麟相识在2009年。他是一个高而清瘦的年轻人，有双凤眼，留着长发。
他也是青岛人，家境不错，从小学习不好，但读了很多课外书，是那个城市第一批熟悉电脑的人，初中就能以修电脑赚钱。高中的时候，他辍学了，专心去做生意。后来遇到了一位当代艺术家，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有时做一些行为艺术。总之这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唐冠华说，他从小就迷恋异人。小学时，他遇到过一个轮胎人，身上挂满了各式轮子。他偷偷跟在后面，看轮胎人到底要去哪里，又住在哪里。这样的经历对一个孩子来说格外刺激。他还见过一个塑料布人，披了一身的塑料布，连头发都盖住了。还有一个公交车上的“刘德华”，每每有人坐在身边就会放声高歌。所有人都吓走了，唐冠华却主动坐过去，和他交谈。
2009年，在青岛街头，唐冠华和好友偶遇了刘培麟。刘培麟也是一个异人，但是他们发现，他谈吐如常人一样。他们帮刘培麟拍了照片，数日后，带着照片，找到了刘培麟在青岛路的居住地。那是一栋巨大的荒废了的德式建筑，已经被流浪汉占领，里面臭气熏人。在一个山洞一样黑暗狭长的走廊中，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锥形雕塑。唐冠华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只见成堆的女人衣物，从地板一直连到高高的天花板。狗在当中一闪而过。他叫了一声，有人弓着腰从衣服山后出现了。唐冠华一眼就看到了那张极白的脸，极红的腮与唇。
他想到了日本一种叫“舞踏”的舞蹈，舞者也是类似的妆容，表现的是亡者的世界。从那天起，他就想怎么把刘培麟加入到自己的艺术项目中。
2016年10月，这个想法终于实现了。在青岛万象城商场，唐冠华布置了一间艺术医院，广告语说，“正酝酿着一场治愈城市的大型手术，制造着用于缓解人类精神病创的独家药方。”他让一些患有疾病、或是身体受伤、或者外表异样的朋友来此扮演医生，给商场的顾客看病。他那时出了车祸，打着石膏坐在轮椅上，身份是主治医生。刘培麟穿着白色的护士服，坐在前台挂号。
项目进行到一半，“医院“突然被商场的保安围住了。据说是有人投诉，他们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刘培麟。他被保安架走，抬了出去。
这件事对唐冠华的触动很大。他看到了刘培麟最弱势的一面，一个毫无抵抗能力、可能随时被排斥清理的人。他自己也游离在主流之外，多年来受过诸多非议，尽管程度不同，但是他非常能理解刘培麟的处境。
在青岛，刘培麟几乎已无立足之地。房东总是突然涨价，或是索取一笔高昂的维修费。他经常要换房子。最后一段时间，他住在崂山。房东夫妇总是找麻烦，一见面就是争吵。他称那对夫妇是“黄世仁”和“地主婆”。
当时唐冠华正在福州市闽侯县的一个山村，成立了一个名为“南部生活”的社区。他欢迎一切有想法、不适应当代生活的人到此，共同探索新生活的可能。2019年初，他把一直流离失所的刘培麟带到了这里。
他问刘培麟，这辈子还有什么心愿要了吗？刘培麟说，写了几十年日记，想要出版。
从小学开始，他每天把身边的一切都事无巨细地写在日记里，没有间断过。他也有过文学梦，“文革“结束后，曾在夜大上过一年写作课。写日记是他对抗孤独的最后一道屏障。他把它们视作自己做珍贵的宝物，是他的整个人生。
唐冠华想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5
3月18日，福州的细雨终于停了。阴云低垂的午后，我坐着一辆空空的公交，来到村中。绿植遍野，远山青翠，小河静谧地流淌。田埂上无人耕作，几位老人立在门前张望，狗吠了几声，警觉地跑远。
刘培麟曾说，路边有棵树苗，转弯就是他家。大门是敞开的。二层拉着窗帘的卧室内一眼看不清，模模糊糊有个身影独坐在桌前。我喊了一声，一个山东男人的声音让我进去。只觉屋内脂粉气味扑鼻，杂物凌乱。刘培麟转身站了起来，他戴着假发，系着丝巾，穿着粉色的上衣和裙子。
虽然已经住在村里，仍有很多人来找他。我和刘培麟相处的几天，先是有几个大学生在拍他，作为他们的毕业设计。过了几天，又有一家上海广告公司的罗导，带着五人的团队，前来找他。罗导三十岁左右，穿搭是城市街头的风格，拎了水果和牛奶。他们说自己是第一次做原创，很重视这次拍摄，不仅有几台摄像机，还背来灯光、录音和航拍设备。几句交谈，刘培麟兴致不错，我在房间外听到他们大笑的声音一阵阵传来。罗导希望刘培麟能回青岛拍摄部分场景，刘培麟没拒绝。罗导很高兴，接着夸赞青岛，“山东有三个城市最好：青岛、大连、烟台。”
第二天，我再去时，刘培麟说他们谈崩了。罗导不只是记录，还希望刘培麟配合演出，比如给学生递棒棒糖的镜头，来回拍了好几次。刘培麟咨询了朋友之后，提出要劳务费。罗导不高兴了，当晚，他们就离开了村子。
那几天，刘培麟接到了很多电话，有一半以上都是想拍视频。
天气突然变热了，刘培麟只有冬装，他想去县城买点衣服。我们在村口坐公交车，到了一家银行先去取钱。刘培麟却忘记了密码，在ATM机试错多次，卡被锁住了。他到柜台去办密码重置，但是解锁需要面部核实，他脸上有浓妆，机器无法识别。他脸部僵硬，双眼发直，走出了建行。“撤吧，撤吧。”他嘴里重复这两个字。
在日记中他写到了这段经历，‘算了，不提啦！’拿过卡，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柜台，后面还是听见了她们的嗤笑声！”
在另一家银行，他取到钱，终于进了一家女装店。店主是个年轻的女子，没有对刘培麟露出特别异样的神色。她拿出一件水粉色的外套，向刘培麟推荐。刘培麟接过穿上，问明价钱，也不还价，掏钱便要给。我赶忙制止，让他别急，再多试试。此时店主又拿出一件白色衬衣，说是贴身衣物，需要去更衣室换。刘培麟脱下呢子外套，里面是件绿色碎花连衣裙，再把白衬衣套好。也许是店主的态度和善，他绷紧的人放松了一些，去照了照镜子。他买下了这两件衣物，直接穿着白衬衣离开了。
走在街上，因为看他的人太多，交通都停滞了。
6
来到福州两周后，刘培麟与唐冠华去县城找房。“南部社区”在村里，安静，却交通不便，刘培麟想住到市区去。
闽侯县的中心是甘蔗街道，这让刘培麟觉得不可思议。青岛的地名是直来直去的，市南区、市北区，哪有用食物命名的？在甘蔗街道，他们通过中介找了几处房子，都不行。其中有一间在商场和超市旁，房东是个青年人，一见刘培麟就认了出来。他说，自己早就知道了刘姐的事，“我这边没说的，就是怕影响不好，要有多余的房，不要钱我也会给刘姐住，可我没有“。
回到村里，刘培麟想了一夜。离开青岛前，他认为，换了环境，没人认得自己，生活会不一样。他错了，有色眼镜无处不在，令人窒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低得还不够，还应该再低点，让人看不见我，这样比较的好，否则，非出乱子不可。”
第二天，这股思绪还是没有离开他的脑海。他又打开了以前收到的信件，很多人说，被他感动了。他又在日记里写：“又有点飘飘然了，几乎快忘了自己姓啥啦，这样下去还了得吗？”
他感激唐冠华和他的朋友们。自从唐冠华允诺帮他出书以来，一直在网上筹钱。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三十万。这笔钱已经转到了刘培麟的个人账户上。来福州的路费和生活费，就是从这里出的。不仅如此，唐冠华和志愿者还帮刘培麟在福州安排医院，接受手术，折磨他数十年的疝气消失了。
唐冠华就住在不远处另一间民居里。对他来说，刘培麟是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帮助对象。刘培麟没有储物的习惯，东西往往随手一扔。他不爱刷锅洗碗，锅里的剩菜一直放在卧室，饭吃不完扣在地上喂猫喂狗。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公共空间，总觉得既然住在这就可以任意摆放东西。这些习惯也带到了福州。唐冠华告诉他，这样可不行，要照顾大家的感受。
对刘培麟来说，唐冠华却是他在福州少数可以求助的对象之一。在青岛时他也经常打来电话，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唉，冠华，生活又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唐冠华一听，又怎么了。他说，逼到绝境了，怎么办，饭吃不上，捡剩菜吃好几天了。
到了福州之后，刘培麟更加依赖唐冠华。由于工作关系，唐冠华经常离开福州。这次，刘培麟一听说他离开的消息，马上打去电话：“冠华，你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我太失落了，一个个都走了，就剩我这个老姑娘了。”
7
鸡鸣的时候，刘培麟已经坐在梳妆台前。他总是起得很早。
他开始化妆了。先是拿起梳子把头发整理好，然后戴上一顶系了发髻的假发，有两根辫子，前面剪成刘海儿。他像插花一样，把鲜艳的头饰和发夹一个个插在假发中。接着，他把粉底抹在脸上，遮住了那些暴露年龄的斑痕。抹粉底的时候他似乎发现了什么，起身四处寻找，最终在一堆杂物下找到了电动剃须刀，把脸上的胡渣清理了一遍。这个小插曲结束后，他又往脸上涂了一层更厚更油的的白粉。在足足不下十遍之后，白粉覆盖了整张脸的每一个角落，就像带上了一张面具。再下来，就是在这张面具上描眉、擦胭脂、涂口红、画眼影。
天色全亮，他终于结束了所有的步骤。
在青岛的时候，这时他会走出家门。但搬到福州之后，他不敢出远门，生怕迷路了再也回不来。
3月1日被接到福州时，刘培麟对身边一切都充满好奇。奇怪的建筑，不知所以的地名，没吃过的食物，没见过的植物，可怕的血吸虫传说。但不到一个月，新鲜期一过，他又开始思念故乡青岛。他在青岛活了63年，几乎没有离开过。他曾无数次想去南方看看，可是真的生活在南方，才知道处处不适应。他不喜欢下雨，但三月的福州却像浸在水里一样，骨头里都是潮气。他听不懂这里的方言，甚至口音重的普通话也听不懂，而他一开口也是本地人难懂的山东话。
每天在房间里，他靠阅读与写作度过冷清的时间。直到黄昏来临，他想起即将到来的晚饭还没有着落，才会出门买菜。村民们看到他，都放下手中的事，默默地注视着他，直到他一点点走远。
孤独似乎散发出气味，吸引来了一黑一花两只流浪猫。他感觉自己与猫是同病相怜的。他给猫喂食，和猫说话，同睡一床。
刚搬来的时候，他有收不完的快递，数不清的衣服一件接着一件来，书籍有好几本都重复了，化妆品多得用不完，女包一下子就有了几个，另有台灯、风扇、鲜花之类物件，甚至包括一包卫生巾。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信件和明信片。信纸花哨，字迹秀丽，几乎都是年轻的女生寄来的。她们称呼他“刘姐”、“美丽的刘姐”、“亲爱的刘姐姐”、“可爱的刘姨”、“大喜哥”、“喜姐”。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刘培麟对外界的眼光还是非常敏感，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任何有违良心的事，虽然卑微，却坦坦荡荡。
罗导走的那个晚上，他炒了一锅扇贝下面条。屋外的山峦沉沉睡去，偌大的房子中，只有他在二楼吃面的声音。
吃完，他把锅放在椅子上，打开了日记本。每当这时，一切喧哗都归于宁静。“在自己最孤独的时候，心与纸的交流。”他一笔一划，已经累积了3223篇。算上丢失的几箱，数量更多。他还要继续写下去。
—— 完——
题图为2017年6月的刘培麟。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