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他是边界问题研究专家，曾在位于巴以边界地区的耶路撒冷做过15个月的田野调查。】

阿卜杜拉经营着一家位于耶路撒冷老城附近的中餐饭馆，他是一位非常固执的阿拉伯老人，但为了一对双目失明的儿子，不得不做起极不擅长的营生，他总是认为天底下的酱油都是一个味儿的，而中国人就喜欢吃特别特别辣的东西。每天一早他都会开着自家的小轿车从伯利恒附近的小镇来耶路撒冷开店。我有幸参加了他大儿子的婚礼，但很意外在男性主导的阿拉伯社会，他们的婚礼却是在西岸地区的女方家举办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举行？他说，因为很多亲友过不来，他们没有证件，也是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巴勒斯坦人拿着不一样的身份证。

人们所熟知的“巴勒斯坦”事实上并不是一块完整的土地，在领土意义上，巴勒斯坦被分成了互不接壤的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区两块地方，这也使得在人口意义上，巴勒斯坦人被分为了居住在以色列境内、西岸地区和加沙地区三类居民，统统由以色列管理（巴勒斯坦目前只被定义为自治区）。

在通常的情况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拿着蓝色本的身份证件，可以在巴以两侧相对自由地通勤；而后两个地区的居民则根据不同的居住地和时间拿着橙色本或绿色本的身份证件，甚至没有身份证，他们需要经过必要的申请才能获准进入以色列。持有不同身份证件的巴勒斯坦人需使用不同的通道，不同通道的通关过程、花费的时间不同。

伯利恒紧挨着耶路撒冷，半个小时的公交车程便能到达，但一位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即便拥有合法的入境许可，从伯利恒一侧进入耶路撒冷一侧却也有可能花费数小时的时间，位于交界处的第300号检查点也成为了本地最为繁忙的通勤枢纽。每天凌晨4点开始，便有大批的巴勒斯坦人排着长队聚集在检查点内外，等待进入以色列。我原本以为这是以色列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自建国以来长期执行的一项边界政策，后来才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边界地区的流动基本上不受约束，当人们出于个人原因希望进入以色列时通常不会受到过多的限制。

这一情况在9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建国”，以色列政府兴建了一大批检查点，它们不仅出现在巴以的边界地区，更是深入至西岸地区内部，成为了保障犹太人定居点以及推动隔离墙修建的基础，并进而形成了一套由检查点、围栏、定居点、环路、路障和军事区共同组成的隔离墙体系，覆盖了西岸地区40%的领土范围，被形容为“占领的建筑学”（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在这一体系下，巴勒斯坦人的流动才开始成为以色列国家建设的一大问题，他们的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不仅难以进入以色列，甚至无法在西岸地区内部自由移动，且充斥着排队、权力滥用、羞辱乃至直接的暴力。

但是，随着巴以两地发展状况愈发不平衡，以色列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以及两侧收入差距日益加剧，大批巴勒斯坦人相继涌入以色列务工，大量优质的教育、医疗条件更是吸引着巴勒斯坦人。纯粹基于安全和隔离的边界管理政策已经不适用于现实情况，于是以色列防卫部队在2003年正式开启了另一项边界管理项目，并别出心裁地将其命名为“另一种生活”（Another Life）。

该项目最初的设计带有“人道主义”的内涵。其目的是为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减少对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危害，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的发生，进而提供人们所需的必要的食物和公共服务，其核心在于建设新式的、永久的且位于边界上的检查点，减少或取代西岸地区内部的检查点，推进对于巴勒斯坦人治理的文明化，赋予其日常流动的权利。

但项目的最终推进却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西岸内部的检查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据2017年的统计数据，以色列的检查点已增长至98个，其中59个检查点位于西岸地区内部，而2005年该地区只有53个。边界上的检查点则逐步发展为国际边界通勤枢纽，类似于机场一样的中转站。这些“通勤枢纽”不直接由军队管控，而是交由安保公司管理，被标榜为没有歧视和暴力的过境通道。

这些检查点日常非常繁忙，仅以第300号检查点为例，每天从西岸一侧通往以色列一侧的巴勒斯坦人高达15000人，而且多数为男性劳工。女性更多选择在家从事家务劳动，同时检查点男女混合通行、性别无差的通道设计（因为穆斯林社会有着相对严格的性别交往禁忌）也是限制其出入境的一大因素，自此，检查点成为了高效的筛选巴勒斯坦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装置。

在法律上，根据以色列国家规定，西岸的巴勒斯坦男性必须年满30岁、已婚，并且至少有一个孩子才有资格获得8小时的入境许可证，这使得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中最为亲密的家庭空间同样被笼罩在检查点效应之下，进而构成了巴勒斯坦人普遍共享的典型经验。

检查点通关时间漫长，不仅是因为人流拥挤，更是因为通关过程繁琐。一名巴勒斯坦人需要经过旋转门、X光检查、金属探测器等多个环节才会进入到检查证件的步骤，而且在上述的环节中，通勤者只能和机器打交道，而不会接收到任何来自以色列执法人员的信息。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哪怕是来自机器失灵，通勤者都可能面临折返的威胁，这种机器和技术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伤害了巴勒斯坦人的身心。

传统上，我们以为以色列基于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修建隔离墙和检查点，是为了隔离巴勒斯坦人，限制他们的流动，而今天的观察显然超出了这一略显简单的判断。以色列的真实目的更多是为了治理流动，区分出“好的”流动，排除掉“不好的”的流动，从而具有了生命政治内涵。

如今，“千疮百孔”的隔离墙以及“星罗棋布”的检查点已经说明了，是流动而非隔离构建起今天我们对于巴以边界的理解，而流动意味着边界不再是停留于边界线上，而是与整体的巴以社会和个体的巴勒斯坦人有关。

拥有蓝色本的身份证件阿卜杜拉已经比众多的巴勒斯坦人幸运，至少在通关的时候不用经历过多的煎熬，但是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小儿子仍然拿着橙色本的西岸地区身份证。我很意外，是以色列不批准吗？他微笑地回答我，你怎么知道将来哪一边会赢？如果将来巴勒斯坦战胜了呢？这个只有真主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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