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正午7》筹备时，我们邀请几位记者撰写手记，讲讲自己为什么写这篇文章，中途经历了什么，写完又感觉如何，总而言之，是文章没能写进去的材料。交稿时，都很令人惊喜，这些手记或是补充了生动有趣的个人经历，或是对文章进行了反思，也是一种对文章的延续。
今天刊发其中一篇，记者黄昕宇写下了《乞丐的歌单》一文发表后的争论和思考。她说：“值得庆幸的是，我很诚实地把事情经过和事后反思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事儿就不至于那么毫无价值了。”
手记后附有原文，您可自由选择从上到下，或是从下到上。
“乞丐的歌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吗？
文| 黄昕宇
这篇稿子发了以后，做学术的朋友M问我，有人读了文章后大怒吗？他的一个朋友看了很生气。
这篇稿的评论呈现出两级：一部分人评价“有趣”、“可爱”、“浪漫”甚至“理想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批评“不善良”，属于“小布尔乔亚的自以为是”和“中产式刻奇”，是“理想主义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M的朋友评论，“先把良知培养一下再用“理想”这个词行吗？中国社会多元到乞丐只是个文化现象了吗？极大挫伤了我在白左政治正确里养成的高度警惕”。M说，TA的朋友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太去政治化了，“我自己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很好啊，属于创造性地跨越阶级和人接触的一种形式，在‘做’的层面来说，只说不做的话，写一万篇阶级分析也没有用。”
我老实承认：“大家做这事真不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出发的，过程中还真没带什么阶级意识。我们想的是，请利生一起来玩这个事情，也许也能帮他赚到更多钱，而不是看到他是个乞丐是个残疾人，想用换歌单的办法帮助他。出发点特简单，当然，事后我会感觉到缺乏政治自觉是个问题……”
这段对话记录到这儿。在发稿后，我和两三位师长朋友聊了聊，听了些意见，自己也想了好一会儿。我把想法写下来：
1、行为的出发点
先把“理想主义”、“跨阶层”这些词放一放，太重太烫了。SHUO想到这个点子，不是看到一个有残障的乞丐，希望用自己的更好的审美帮扶他，不是的。而是这样，SHUO遇到了天天在地铁里放歌乞讨的利生，受启发想到，可以在地铁里分享好听的音乐，跟利生商量，邀请他一起来玩这件事。当时我们以为这也许能让他赚到更多钱。
我介绍其他几件SHUO提过的事做类比以便理解。第一件，他曾经在路上看到血站的献血宣传广告语气过于强硬，就打电话过去提建议说，这样一来让路过的人感受不大好，二来献血宣传工作也可能造成反效果；第二件，他看到地铁里的漫画宣传广告，感到实在太丑，打电话到地铁公司提意见，几番无果后他还想过，是否可以请自己的插画师朋友或者自费请好的插画师，把地铁站里那些漫画宣传广告都换了；第三件，他看到北京五环外城郊沿路很多小餐馆和商铺招牌都极其简陋甚至没有招牌，产生了免费为他们设计制作招牌的想法，不过暂时只是个想法。
SHUO说：“我出发点都特简单，有时候说出来别人会失望。”
2、乞丐和身份
这件事引发争议的点在于乞丐的身份。乞丐是个典型的底层身份，从社会阶层角度来看。
但同时，乞丐也是一个职业身份，（暂不引入合法非法的讨论，至少是存在的一个行当）和所有从业者一样，有自己的职业逻辑和工作技巧。
利生也有其他的职业身份。SHUO第一次见到利生师傅加了微信后，有一阵子他的微信像突然换了个人，他开始发化妆品广告视频，头像变成一张年轻女孩的自拍，大概那段时间做乞丐同时做着微商。他可能尝试过很多能接触到的途经挣钱。和很多人一样，利生是个努力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外地人。
我的意思是，人的身份非常多重的，从任何一个单一角度去理解一个人都不大对劲。
3、交流
我蛮确定，我们和利生的交流过程是自然、对等的。倒不是有意识地绷着一根“平等”的弦去对话（毕竟大家都太没政治自觉了），是很天然的人和人之间的接触和对话。利生和我们的交流也是自然和坦率的，比如，他作为行内人不认同我们对歌的选择，会直接否定，会说“那我们达不成一个共识”，也会当我们面直接跟同行说“他们这歌不行”。他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法得到验证后，就对我们得意地笑。我们一起坐在地铁站里某个角落，很就事论事地商量歌单和行动，有分歧，但并不尴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平等的交流。
我想，人和人的交往，在剥离复杂社会身份，更直接纯粹的状态下会更自然吧。
后来有一天，利生师傅突然在微信上喊SHUO。利生说：“几天没聊挺想你的兄弟，没事儿来找我玩啊。”SHUO说：“行啊。”他很快收尾：“那你忙吧88。”SHUO把这段仓促的对话告诉我，我有一点感动，也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
4、乞丐、公共空间和阶层
说回到乞丐身份，这个职业的逻辑本身就是利用不平等来挣钱。因此就算利生和我们交流时是平等自然的，一旦进入职业角色他就会立刻放下自尊降低自己。而地铁是他的工作场所，这是个公共空间，他以乞丐身份出现，乘客们不会用平等眼光看待他。
进入工作中，语境便脱离个人与个人的简单交流，进入到更复杂的公共社会范畴，阶层差异立刻凸显。我们在过程中对此太缺乏意识了，这可真是毫无政治自觉。歌单自然很不合适，既不符合职业逻辑，也不符合利生在地铁上的身份。
我们提出把乞讨行为转变为分享行为，事实上是否定了乞丐这个职业的既定逻辑，事后想起来真是拍脑袋的蠢建议啊。一来对他来说这个转换很难一下理解，二来分享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这需要他足够自信地改变自己在地铁上的自处姿态，我们的歌单当然不足以支撑起这份自信。另外，即使他转变身份，车上乘客看他的眼光会变吗？这也很值得怀疑。
利生一开始接受合作邀请是想试试，这种玩法是否可以增加收入。后来估计很快看出我们几个外行拍脑袋的想法真是太孩子气了。我很抱歉我们的几次坚持让他有些不自在，确实挺不体谅的。但利生师傅也不至于就被我们几次不体谅的坚持伤害了，他没那么弱。他很开通，也包容，愿意陪我们玩玩，试试英文歌，试试中文歌，再换回自己的歌让我们见识见识。老江湖了，挺可爱的。
5、音乐与阶层
利生考虑地铁音乐时，当然不是出于审美，他既不欣赏自己原来那首《放下》，也不欣赏我们列的歌单。选择《放下》是出于实用性——用这首歌来营造悲惨氛围，是很现实的工作需要。编辑郭玉洁老师说，音乐不光有审美，还有实用性的。她说，底层和中产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一个是为了生存，一个还有审美的余裕。我很认同。
也因此，我们很快就不再坚持拜托他陪我们玩下去，既然他不愿意收误工费，就不好再耽误他的生意了。
6、最后
发稿后我认真读了读评论。读到夸的话总感到特受不起，上升到“理想主义”就更别提了，怪脸红的，只是一句自嘲而已。但同时，我也很遭不住自以为站在弱势阶层立场“哐哐”甩大词的知识分子批评。
我必须承认“乞丐的歌单”这次尝试的失败，是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参与者太缺乏社会现实考量和政治自觉。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在和更“知识分子”的朋友们讨论时，总是替SHUO和其他参与的朋友们做解释。他们是我很喜欢的另一类朋友，有创造性，有行动力，有更强烈的自由意识，同时也有很难得的天真和善良，看人看世界都很干净，与人交往更直接也更纯粹。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些意外地做出了“创造性地跨越阶级和人接触”的尝试——虽然定义是知识分子朋友下的。尽管SHUO总把事情说得很简单，但我想，他想出做歌单的主意，出发点也是希望能打破文化层面的阶层壁垒。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很好的愿望和想法，那不是教条和大词框定出来的。
最后一天和利生师傅合作结束之后。我们都有点莫名奇妙的失落，不是结果带来的挫败（这个已经认了），而是一种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比较值得庆幸的是，我很诚实地把事情经过和事后反思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事儿就不至于那么毫无价值了。
乞丐的歌单
文｜黄昕宇
不久前，我的朋友SHUO在地铁十号线遇到一个双手残疾的乞丐，放着佛经乞讨。他觉得很难听，心想，换个音乐说不定还能多挣点。他给了那大哥十块钱，对他说：“师傅，你看你老放这歌大家都不爱听啊。这样吧，我回头给你找点好听的歌给你，你试试。”大哥说，行。他们加了微信。
乞丐的微信名叫“利生”。SHUO打算整理出一份歌单给他，然后跟着他在地铁上拍几天，剪一段视频，再写一篇文章，记录这件事。有个晚上他来酒馆找我，请我来写这篇文章。
我认识SHUO大概一年多了。三年前我做一篇关于北京涂鸦的选题，认识了几个玩涂鸦的朋友，他们偶尔会带一些圈里的朋友来酒馆喝酒。SHUO是其中之一，还有漆伯、时间和ASKO。
我第一次见到SHUO的时候，他拿了本薄册子，歌词本大小，封面是个穿比基尼的女孩。我翻开来看，里面全是这女孩的照片，在草坪、沙滩、健身房，有比V的活动合影，还有大量不同表情的自拍，一看就是个生机勃勃的姑娘。SHUO说，女孩是他一个算不上特熟的朋友，有一天他发现这姑娘微信头像换得格外勤，突然觉得她就是个头像设计师，每个新头像都像是一段生活的缩影，它们其实是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作品。于是SHUO悄悄存下了女孩每次新换的头像，集结成册。他觉得头像集也许会在未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品。他在女孩生日那天把头像集当面送给她，并拍下了她接到小册子时惊讶又激动的反应，和照片一起剪成一段视频。那段视频我看了好多遍，每次都不禁微笑。
SHUO好像是个策划或者设计师，有个工作室。这几个哥们儿的具体工作我总记不住，反正不是什么开心的话题，不常提。SHUO是这圈朋友里唯一做纸膜涂鸦和街头艺术的，来酒馆的大部分时候，都在说他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点子和正在做的项目。
比如，有一次，他在隆福寺附近看到隆福大厦的一块广告布，画面里是一间前卫敞阔的商务空间，中央有一块几何风格的沙发区，坐着两三个领带衬衫的商务精英。SHUO量好尺寸，按比例打印了一幅自己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留着圆寸，戴一副墨镜，踩着人字拖，大黑西装敞着，像港片里的地痞头子。他把人像剪下来，粘在广告里那条空着的长沙发上。画面变成了一个大佬岔开腿坐在沙发上，一手支开肘撑着大腿，另一只手指指点点，好像在向坐在对面那个长发披肩的职业女性发表高谈阔论。
还有一回，他看到东城区整治“开墙打洞”，好多砖墙上的窗洞用水泥封上后，表面被贴上了一块看着特假的砖墙花纹喷绘布，妄图跟真墙融为一体。他觉得很蠢，就印了一张展签贴在假“砖墙”边上，把它布置成街道办的一个展品。展签上有正儿八经的中英文作品阐述，并写着展品信息：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接到户外艺术展览馆收藏，作者——城建（中国，北京），作品名——完美的伪装。
这些项目就跟恶作剧似的，像在跟城市开玩笑。但街上的人步履匆匆，它们就孤零零的在那儿，没人看见，也没有回应。
那天晚上，SHUO和漆伯你一言我一语地计划着做歌单的事。SHUO说，选歌还是不能太小众，得照顾大部分人，上下兼容点儿。漆伯说，理想中的情况是，你先听到音乐就吃了一惊，诶？怎么会放这个歌，接着就看到一个乞丐款款而来。
SHUO说：“这事其实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让上层……这么说不太好，咳，姑且这么说吧，让上面的东西往下落。”
我认为他说得对。尤其是音乐，音乐是直通感受的，能抓人心，我觉得这是普适的。我想象了一下自己在地铁上突然听到好音乐的情景，入伙了。
四月下旬酒馆开趴，SHUO、漆伯和他们的朋友麦总来了。麦总是玩乐队的，他为每天的歌单定了情绪基调。在院子里的屋檐下，他向我做了详细的讲解。
“周一的歌比较杂，以Beatles的《Imagine》开场。你想，一个乞丐在‘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imagine no possession’的歌声里走来，画面感很强；周二距离周末太远了，比较伤感，听有点忧郁的爵士；周三曙光出现了，稍微轻松一点；周四是电子，偏先锋，但不过激；周五以《Don’t worry, be happy》结尾，很轻快，这周就这么过去了，你会觉得，啊，一切都没什么。”
选歌可费劲了。当天，他们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停地听歌，讨论，筛选，从下午两点直到将近十点，终于排好了歌单。SHUO说，麦总挑歌太艺术，他则考虑现实，往回拉，最终挑出的，是不那么主流的歌里旋律感比较强的。
那天夜里下雨，有点凉，我们在屋檐下抽烟，烟雾一团一团散进雨帘里。大家都在笑，带着点儿大功告成后的满意和轻松，还有点儿兴奋，开玩笑说，乞丐大哥做完这事儿要改行搞音乐去了。
4月22日，九号线
利生师傅山东人，平头，四五十岁的样子。他穿一件蓝条纹长袖POLO衫，黑色长裤和运动鞋，长袖直挽到上臂中间。衣服很旧了，但挺整洁。他背着双肩包，挎一个方方的音箱抱在身前，音箱连着耳麦卡在皮肤松弛的面颊上。
下午三点，我们在白石桥南站碰头。地铁到站，他从门口的人缝里侧身钻出来，看到我们，点了点头。“歇一下歇一下”，他喘着气走到站台的车尾端，把装零钱的布口袋放在地上，先卸下双肩包，又卸下音箱，靠墙坐下来。
“今儿怎么样？”SHUO问他。
“唉，就那样”，他抓起搭在音箱背带上的毛巾擦汗。他的两只手烧伤严重，五指萎缩蜷曲，伤疤一直蔓延上去，从被汗水浸湿的翻领下露出来，覆盖下巴。“刚才有个女的要给我钱，她妈不让她给。现在很难啊，有的人觉得在那儿掏半天麻烦。”
“现在好多人不带现金的，您得弄一个二维码吧”，我在他旁边蹲下。
“我有，我就放包里面，有人问我就拿出来给他扫一下，不说我就不拿出来了。人家要给就给，我也不会跟人家说啊求啊。咱真的是残疾人，又不是假的。”
利生师傅住在昌平，每天早上七点多出门，坐两个小时地铁，从八号线转十号线，再转四号线到九号线，十点左右开始上班。他从白石桥南站上车，一边放歌一边沿着过道慢慢往前走，有时跟音乐唱两句，有时低声念叨。他有几句念白：“谢谢好心人，行行好吧献点爱心。家中发生火灾严重烧伤，大家看到伤势这么惨烈。”列车到站，他会停下脚步，把音量调小，启动时再拧大。到六里桥东他就下车，换反方向列车回来。这段路程经过北京西站，车里人多，他就在这几站来回倒。
“哎呀我要是会唱十几首歌，我就往那儿一站，那不比这个好啊？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去干那个，我就是不会唱歌，嗓子也不行。”他正说着，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他会唱歌”，利生师傅指指他们，站起来招呼，“来来来，这个兄弟要给我弄一堆歌”。女的是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男的是个中年盲人，背着音箱碎步跟在女的身后。马尾姑娘冲我们笑了笑，眼神却没有笑意，直勾勾盯一眼就避开了。
SHUO问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她没回答，反问，“你们选的什么？”SHUO想了想，挑出歌单里最耳熟能详的名字，说：“有林忆莲的”。“他唱奇龙（音）”，见我们愣着，她突然抬手一敲盲人的下巴，“唱两句”。盲人大哥张嘴就唱，挺响亮的大白嗓子。唱了几句，马尾姑娘就打断他，问我们：“你觉得这个怎样？”我和SHUO对视了一眼，不知怎么回答好，我只好说，“可能不是坐地铁的人喜欢听的”。
对话非常尴尬，她先是掏出一块Iwatch，问我们怎么用，又拿出一张印着“某网络商务电子有限公司”的名片，问我们这公司是干嘛的，能挣多少钱。在发现我们毫无帮助后，她就扯着盲人上了车。
这两人和利生师傅常走同一条线，但会前后错开，不乘同一列，这是地铁里默认的秩序。他来北京两年多了，认识很多同行，哪条线查得严了，互相也会通通气。有的人会做个巨大的牌子，写上自己遭遇不幸的经历，贴上残疾证之类的各种证明。他不搞那些，他说，“你是残疾就是残疾，不是就不是，要那些证干嘛？”他只有一个人，一个音箱，一首歌循环播。
那首歌叫《放下》，是首通俗佛教歌曲。“这个活太枯燥了”，他抱怨起来，“这一首歌天天听，我都听两年了”。
“该换了”，SHUO说，“我们给你换一批歌单，你在地铁上放，就变成是输出的感觉——你有好听的音乐，人家给你钱，都有付出。”
利生师傅没说话，好像在琢磨，然后笑一笑说：“挺好的，明天试试吧。”
4月23日，十号线
SHUO准备五个优盘，分别存上每天的五首歌，标注了周一到周五。他掂了掂手里的一把优盘，说，“会不会过几十年，这五个盘成了丐帮传世之宝。”
我接茬：“散落在江湖，人人都在寻找”。
“集齐这五个就能获得神秘的发财力量。”
“哈哈哈，我操挺牛逼的。”
这天又换到了十号线。三点多，我们在下车的人流里看到了利生师傅。我们在换乘台阶一旁的墙角坐下，SHUO掏出周一的优盘递给他，“插一下试试。”
他用两根蜷曲的手指夹住，插进音箱顶端的USB插口，拧开音量。钢琴前奏响起：“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他目光平直地看向前方，听得很认真，然后露出了微笑。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台阶下的通道人流量不大，零零散散的换乘乘客每隔一阵出现，匆匆走过。列侬的歌声在砖面光洁空阔通道里回荡，甚至有轻微的回响。有那么几秒，我感觉仿佛置身某个电影场景，不大真实，好像有点感动。
“啥歌啊这是”，利生师傅扭头问。
“《Imagine》。甲壳虫，听说过吗？您觉着好听不？”
“我听不出来”，他笑起来，“英文歌啊？”
“对，试一下呗，这里面好多都是英文歌，但好多都是特有名的，都是大家一听就觉着听过的。”
“这不行，还是得中文的，这他们欣赏不了，听不懂的”，他直摇头。
“他们不用听懂。地铁里那么嘈杂，词不抓人，旋律抓人”，我们有一点急。第二首歌《What a wonderful world》开始了，中间有一小段《小星星》的旋律，SHUO赶紧说：“这段你肯定听过，是吧？”接着到了林忆莲的《摇摆口红》——“林忆莲知道吧，粤语，中文的！”到了Radiohead的《Creep》——“这首也是世界金曲！”可电吉他“沙沙”的失真音色响起，我们都不说话了，有点心虚。等有点躁的副歌过去，SHUO才说：“到这首歌高潮可以调小声点儿……”
利生师傅只是摇头笑，嘴里小声念叨：“不行不行……”
耐心听完五首歌，他站起身背上家伙，“走走走，试试。”。
我们从他上车的前两节车厢钻进车门。车上人不少，过道里也站满了人，但还没到拥挤的程度，人与人之间隔出了空隙，曲折穿插是能通行的。我们站在门口的位置，朝后一个车厢看。大约过了十几秒，列车行驶的噪音里隐隐约约出现了音乐声，他的平头慢慢移动过来，音乐声越来越清晰。他拎着开口的零钱口袋，朝边上的乘客轻微转身，一边小幅度地点头，吞吞吐吐地说：“行行好吧献点爱心，家中发生严重火灾……”没有人有反应，有人扭了个角度背过他。从我身旁经过时，他转向我，一个对视，继续向前走。那眼神很深，像地下工作者接头。
只走了五站，利生师傅冲我们使了个眼神，我们在太阳宫站下车。
“不行”，他摇头，“他们听了不适应，你看就一个小孩给了一块钱”。
“不是，不能着急，你多做几天对比一下，肯定不比原来挣得少。这歌至少比‘阿弥陀佛’好听嘛”，SHUO说。
“我那个一放人家就知道了。这个不行，他们都没有反应，没有那种听了一下特别惊喜的感觉。”
“那您得走慢点儿让他们注意到歌对吧？您要想要那种一下吸引注意力的效果，在地铁里除非拉警报才行啊。而且现在人都很淡漠的，他可能听到了也不表露出来，又不是演戏那么夸张，对吧？”
他听着“呵呵”笑，还是摇头。
我赶紧说：“您要想吸引注意力真的可以改改说法，就自信点儿，说‘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对！上来先亮一嗓子。”
“哎呀，像我们这种人，做这种事……”，他有点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这个想法您要转变过来。”
“你们这个歌不适合你知道吧。我们地铁上都放那种有点小悲伤的那种，他们一看你，‘哎哟这个人怎么怎么……’对吧？就是要那种同情心，是那种心情。”
SHUO反驳他，“现在谁想在地铁上听悲伤的歌啊，对不对？其实您说同情心那种，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套路了，也不一定给钱。还不如换成大家更愿意听的。”
“哈哈哈咱们可能达不成一个共识”，他还是摇头，“就是要博取同情心，听了想掏钱那个意思。分享歌还来要钱，人家就不干了”。
“这就不是要钱了，您得换个方式想。您给人家提供音乐，人家付您钱。这意思就是我们是一样的，平等的。就像您买一包子，一手给钱一手给包子。对吧？”
我和SHUO一人一句跟他解释，跟传销组织洗脑似的。他只是笑，也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有点沮丧。利生师傅跟我们的想法存在分歧。虽然费尽口舌地劝说，可我们都能看出他放歌时的浑身不自在。更何况，我们自己都没有底气，毕竟现实情况就像他说的，地铁上的人毫无反应，就跟聋了似的。
我和SHUO在微信商量，他打算给利生师傅五十块钱误工费，让他玩起来没压力。此外，他开始整理一份新的歌单，加入一批中文歌，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赵雷、李志等等——虽然很不甘心。
说到一半，SHUO突然发来一句：“突然觉得……好无聊了……”
紧接着是下一句：“不行！自己不能输！”
4月24日，九号线
今天ASKO来了，在白石桥南站，SHUO把和利生师傅昨天的对话念给我们听：“改改歌今天，英文歌粤语歌都不行，不适合我们，真的找不到感觉。你们认为的好歌曲，不一定适合我们，明天要试还是中文歌多一些。”他没有收SHUO转给他的误工费。
我们沉默了几秒，觉得之前想的真是太天真了。“哈哈哈”地自嘲了一阵，SHUO又冒出个点子：可以做个点歌APP，集合全北京地铁里的乞丐放歌，不同音箱设不同价位，跟打车软件似的。连产品介绍的视频都想出来了。“在一个悠闲的下午，‘地铁几号线有十个乞丐正游手好闲’。你就可以坐在花园里，给十号线的乘客点一首爵士。然后画面转到十号线，一个乞丐走来，爵士乐响起，车厢里的每个人同时拿起一杯咖啡，抿一口。或者点一首电子，所有人站起来在车厢里蹦迪。”
正说得漫无边际，利生师傅来了条信息，他到了。我们往车门走去，不知谁说了一句，“撕开理想主义面纱的时刻到啦”。
他还是气喘吁吁的样子，但看起来心情不错。
“今天怎样？”
“四百多块了，还是放我自己那首歌”，他笑容满面。
“牛逼！”
SHUO带了一个新优盘，存了一份40首歌的新歌单，中英文交替，加入了李宗盛、邓丽君、万晓利、赵雷、马頔等等，他说给利生师傅听，问他：“这些你听过的吧？”
“有的我知道，但是地铁上也不一定。”大概是因为挣得好，他今天说话很有底气。
SHUO把优盘插进插口，居然接触不良。几个人蹲在墙边捣鼓了半天还是播不出来，只好换回先前的优盘。
“那英文歌不行兄弟，他们不听”，利生师傅又浇了盆冷水。
“没事儿，不用行”，SHUO也不管了，“甭管他们听不听，咱自己玩。您也好好听听呗，咱今儿就是享受音乐”。
我们照样在他前面车厢上车。今天的列车比昨天拥挤，人挨着人。但利生师傅经过时，人堆总会自动裂开条道。他依然点着头，垂着眼，喃喃念叨，缓慢地向前走。他一走到下一个车厢，我们就下车，往车头方向赶。车门里泻出人流，我们闪躲着快步向前走，赶在关门前冲上他前面的车厢。这样跑了一轮又一轮，ASKO被挤下了车。
车上有塞着耳机的年轻人，有小孩，有老外，有人护着行李箱，有人抱着包，在狭小的空间里挤在一起。音乐由远及近，逐渐清晰，又逐渐模糊。人们像被车厢里凝滞的热空气和列车运行持续的轰鸣糊住了，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从白石桥南坐到六里桥东，又倒回来，五六站里只有零星一两人掏钱。利生师傅经过时，只有我们转向他，他再次抬眼看过来，摇了摇头，眼神里就写着两个字——“不行”。
军事博物馆站下了很多人，车厢一下子空了，除了坐满的座椅，只有三五个人抓着扶手站在过道。我发现耳朵里听到的音乐突然变了——他切回了《放下》。我扭头和SHUO对看了一眼，一起望向下一节车厢里的利生师傅。他转向左侧座位，有一个女人掏包了。“谢谢谢谢”他慢慢地转向右侧座位，两个，三个，左边又来了第四个。
一下车，他就冲我们笑，同时抖了抖零钱口袋。他知道刚才的效果我们都看在眼里。他这一站就挣了三十多块钱。“怎么着，再玩一圈啊？”他主动问。
SHUO皱了皱眉：“不了不了，主要是我新的优盘不能用，这些都是原来的歌，都不行，明天再换个新的盘试一下。”
“我说不行吧。那你们回去啦？要不我请你们吃个饭？”他很开心，赌赢了似的。
SHUO马上表示应该由他请客。
“你们请我就不去了。那明天再说吧，多弄点那种经典的歌曲，旋律好的，大家一听都熟悉的歌。”利生师傅特爽快地朝我们扬扬手，转身走了。
我们俩呆在原地面面相觑。
“我操，这么多！？”
“不是，这太诡异了，无法解释。不对，不是音乐的问题，就是环境。”
“操，就是这帮人想给，什么音乐他都想给。就是巧合！巧合！”
4月25日，九号线
还是老地方白石桥南，我们等着利生师傅。
SHUO回想起一周前他和漆伯、麦总选歌的那个下午。“我操！这个牛逼！”他模仿麦总一拍大腿，“我操！是不是！你看，首先把人情绪吊起来，接这首，对吧，再来个小起伏，最后收尾……”演完他说：“麦总简直了，就他妈特别艺术。结果一播不是那么一回事儿。真应该让他来看看。”
这是最后一天了。利生师傅昨晚发来信息：“兄弟我们还是就这样算了吧。”他估计是觉得放我们的歌耽误挣钱，又不好意思收SHUO给的误工费，不如早点结束了利索。SHUO考虑之后回复：“那咱们再走最后一天，好好收个尾。”
利生师傅迟了好久才到，他被警察捉住了。在关门提示“滴滴”响的时候，警察冲进车厢把他揪了下来。轨警每月有抓乞讨人员的指标。他被送到治安队，教育几句，签张单子就放了。出了地铁，他顶着太阳走了两站地，才从另一站重新下地铁，换了两条线才到白石桥南，热得满头大汗。
“被抓得多吗？”我问。
“一年没几次”，他好像不当回事，“没人举报就还好。有的人就是会举报你。人多的时候你往前挤也不行，他就骂你。还有人就拍你，有的小女孩拍着玩玩就算了，有人就对着你脸一直拍拍拍，你问他拍什么他还跟你吵架。唉，坏的人多得是啊”。
在站台椅子上歇了会儿。SHUO掏出一百块钱，对他说：“咱们商量一下呗，我们就算雇你用这个音箱给我们放一小时歌，给您一百块钱，行不行？”
“哎别别别”，他扭过头。
“不是，咱们就算交换，也很正常，我们付钱让您帮我们放歌，半小时一小时的，要不然觉得好像也老不给您钱……”
“不不不，我给你放不就完了吗，没事没事。”
“您别不好意思啊，咱都是自己人，咱自己玩儿，就是怕耽误你生意。”
“我就是跟你们玩儿，你们也搞不了啥，不是说钱这种东西。咱们就是兄弟是吧，我看你也挺实在的。我虽然说做这个，但是我也不在乎这些是吧？不是弄了新的歌吗，来试一试试一试。”
SHUO也不再坚持了，递给他一个新优盘，笑得很无奈，“我已经放弃这歌能挣钱了，就想放一放。”
他接过去插上，“你们这歌儿啊，不行。你看我昨天放自己的歌，人家看到我走过来就把钱准备出来了。有爱心的人我走好远了人家都给你送过去。人家不想给，你站跟前半小时人家也不给你，对不对？你们这英文歌我也不懂，我放这歌人家不说我神经病吗？”
“怎么会”，时间说，“人家会觉得你品味特好”。
他笑了，看了看时间，问：“你们也真是，还几个人搞这事啊？”
“团队”，SHUO回答。说完我们都笑了。
时间说：“你放这歌不用觉着不自在，我们都在你周围呢，都是你的后盾。”
“对”，SHUO说，“咱们现在也是一个团队了”。
利生师傅哈哈笑，站起身说，“走，再试试”。
这个下午，九号线人不多。车厢里明晃晃的，蓝色的地面，灰白的车壁，两排吊着的塑料拉环整齐、轻微地晃。两排座位坐满了人，还有八九个人站着，一个中年女人垂着脑袋睡觉，腿伸得很长；对面穿衬衫的男人两条胳膊支着膝盖上的公文包，低头愣神；倚着扶手的男青年抱着胳膊听歌。很多人捧着手机，目不转睛。列车里有稳定轰鸣的噪音，广播女声报站：“列车运行前方，是白石子站……”有婴儿的抽噎声响起。
然后传来了旋律，利生师傅走来，左边的乘客没有动，他向右走，依然没有人动。他继续向前，抱着手机的女孩不动声色地向前挪了一步。他从女孩的背后走过，站在过道中间的中年人抬头瞟了一眼，移动到车门旁边。
利生师傅穿到了下一个车厢。他回过头远远地望了我们一眼，扭回身，拉了拉腮帮旁的小麦克风，说：“给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依然没人看他。他继续向前，越走越远。邓丽君的歌声在车厢里飘扬，很温柔：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事情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指代它，项目或实验？似乎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天下午，利生师傅和我们道别的画面。他回绝了我们一起吃饭的邀请，站台熙熙攘攘，他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冲我们抬了抬胳膊：“你们去忙吧，你们去玩吧！”那天我从长长的扶梯上地面，走出地铁口，眼前一片光亮。有微风吹过，我透了口气，感觉像早上醒来揉了揉眼睛。
五月我一直忙着出差，拖着这件事，迟迟没有动笔。直到一周前，SHUO为一个法国的插画师办了一场很小的画展，我在开幕Party见到他。他说，地铁上悄悄拍的视频都太嘈杂了，也怕剪出来会对利生师傅有影响，就决定不剪了。他们后来也没再联系。那天我回到家，收到他的信息：“如果没啥感觉也不用写了吧。自己感觉感觉也行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写下来。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重听了一遍歌单，真的特别好听。
—— 完——
题图为利生师傅的音箱。除注明外，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