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道家隐士的路上，张彦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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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口处“自愿”交保险只需要两块钱。从北京出发起，我一路都在被敲诈，但不知怎么的，这回就成了最后的稻草。为什么所有这一切都如此粗俗功利？我暗自抱怨。其实我知道问题的答案——原因大同小异，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纷纷蜕变为嘉年华会——但如此被玷污还是让人难以平静。风景也没帮上什么忙。这里是山西恒山，曾是道教最神圣的山峰之一，如今只是一片被洗劫后的残骸，看上去唯一残存的只有破损的石板台阶了。我满腹牢骚地沿陡峭的小路往上爬，真是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来这儿。
接着他就出现在我上方的山梁，就像从中国功夫片里走出来的一样：一个蓝袍白裤的道士，头发在头顶束成髻。我愣了一秒。他移动得太快，以至于我差点来不及在他消失前脱口喊出：“师父！你见过传说中的玄林道长吗？”他停下脚步，看着我说，道长已经走了。
我并非真的在乎玄林道长。我来到恒山是为了寻访道士，而眼前就有一位。我告诉他我正在做道教研究，然后问他是不是了解这座山。他没有回答，却立刻从石阶一跃而下落到我站着的小路上，身后的沙土纷纷落下。“我可以帮你，”他说着,调了个头。“跟我来。”
我冲上去，紧跟着他，尽量试着不显露出我这个非修道之人糟糕的体质，我只能勉强跟上这个比我长了至少20岁的人。我们走路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小跑。他不停地转过头来和我说话，仿佛这种连绵的谈话就能把我拽向他似的。
“你注意到了吗？道教有无数供奉老子的道观。”
“当然，”我说。“他是这个宗教的祖师，写了《道德经》，那是一部杰作。”
“对。那么你告诉我，道教第二有名的书是什么？”
“《庄子》，里头有好多丰富多彩的故事，它甚至可能比《道德经》更深奥。”
“没错！说得好。它的确比《道德经》更出色。它更好，好多了。但你以前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座供奉庄子的道观。有那么多供奉老子的道观，却没有一座庄子的。这是为什么？”
我摇摇头。老子和庄子都是传说中的人物，谁知道为什么老子能让所有的香都为他而燃，而庄子仅仅得到了一本以他命名的书。
“所以我有个想法，”他在一个转弯处停下，牢牢盯着我。“我们给庄子盖座道观吧。就你和我。我们在这条路上相遇。这是天定的。外国人能提供资助。它将会是中国第一座供奉庄子的道观。”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这是个骗子？
“不会有太多花费的，”他接着说。“庄子是河南人，那里也是我老家。我在那儿认识一些人，不用花钱就能拿到地。门票收入就能让投资者回本。政府官员也会非常有兴趣的。”
又一个可笑的方案。难怪道教徒给人留下不靠谱的印象。可我又对自己说，这么想太不公平了。接着我想清楚了：不，我没有不公正。我开始快步往前走，我必须甩掉这家伙去找真正的道士。但他跟了上来。我努力屏蔽他的声音，可他还是坚持不懈地说着。“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这是庄子的时代。上个世纪属于老子，但现在轮到庄子了。”闭嘴，闭嘴，我在心里大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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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宗教和西方的信仰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有些专家认为，在大部分历史阶段里，中国人几乎不关心精神层面的问题。这简直大错特错。直到二十世纪，中国一直充盈着宗教和精神层面的东西。问题在于，中国的宗教不像西方的教堂和神职人员那样，由强有力的机构根植于地方进行组织和管理，而是囊括在一系列的日常行为中，包括祭拜先祖、山河崇拜、拜名人和地方神明、相信风水命数，还有一些身体锻炼，比如太极拳和气功。千百年来，这些行为和习俗杂糅一体，往往被称为“民间信仰”或是“通俗宗教”，支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领地。有组织的宗教同样存在，但一般是在外来宗教的压力下被动形成的。比如说，公元二世纪，在佛教的压力下，一些中国本土的信仰和习惯交融联合，形成了成体系的宗教，也就是道教。
两千多年来，道教虽然算得上是中国第二大宗教，但其影响力却远落后于排在第一的佛教。佛教在中国有更完备的体系和组织，并且拥有一批虔诚的僧侣骨干，热心于在全国各地传播他们的教义。此外，佛教是智识程度更高的宗教，相比于如同玄说和土生信仰混合物的道教，佛教更被高层官员接纳。
很多宗教都结合了高深的哲理和简单的仪式。比如天主教以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纳的杰作为荣，但也用念珠和祷念“万福玛利亚”来赎罪。但道教在这点上尤为突出。老子的《道德经》，是以一种极其简练的、隐喻式的语言风格写成的，可以被解读为一种掌控自我生命和存在的方式。而《庄子》则满是谜一般的象征和寓言，其中有一些堪称是中文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但如果综合所有的道家书籍，比如那部囊括了1400部作品的总集，也就是《道藏》，其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仪式和习俗的。包括了如何召神，斋戒，治愈疾病，延长寿命，疏通经脉，祷告，或者运转周身能量。在西方，道教几乎成了“随性生活”的同义词，这显然是误解。纵观历史，道教分明是一个通过严谨的礼俗和节律的生活以求得道的宗教。
我对道教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通过了解道教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许多不同部分。道家思想是许多中国文化艺术成就的基础，比如书法、绘画、诗歌，还有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举个例子，吴承恩的《西游记》，表面上看讲的是佛教僧人前往印度的旅途，但更深的层面上，这本书说的是修道之人的漫漫修行路。我那时把道教看成是中国文化的DNA，又不禁觉得这么说好像有点太夸张了，但我发现，在认识中国本土宗教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我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了。
但是，我很快认识到，道教是中国的宗教中遭遇了最多磨难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段残酷的历史，先是西方国家，后是日本，这些科技发达资本雄厚的国家连续入侵中国，而中国却无力抵抗。国土被蚕食，但问题似乎远不止是军事技术落后那么简单。复兴者们开始质疑中国的一切，尤其是本土宗教。对于宗教和迷信，西方早已有所定义，一些中国思想家们受此影响，认为绝大多数的本土信仰都属于“封建迷信”，只有极少数的一些实践——基本上都是更具智识性也更成体系的那一小部分佛教和道教传统才称得上是宗教。剩下的都应该被摧毁。
接下来便是现代历史上施加于宗教的最为持久的暴行。一大波降临于佛教、道教和儒家圣地的暴力破坏，开始于1898年维新变法，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位时破坏的速度加快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受到了迫害，但伊斯兰信仰主要集中在几个少数民族，而基督教则因为与西方殖民者有密切关联，有些时候受迫害，另一些时候则被保护。到了二十世纪，乐观估计，中国应该还有一百万个宗教祭祀场所。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其中一半已遭破坏，纷纷被改造为学校，或者被强行征用于其他目的。及至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祭祀场所都已被关闭或摧毁。
但紧接着在八十年代，宗教生活却迎来奇迹般地复兴，宗教不但没有灭绝，反而繁荣起来。最乐观地估计，中国如今有十万个祭祀场所，虽然其中很多只是非正式的聚会地点。这个数字只是十九世纪末的十分之一，但相比于七十年代，仍然增长显著。民意调查也显示了信仰的回归。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声称他们相信人有更高的存在形式，此外，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在过去一年里亲历过神迹的发生。这些数据结果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近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政府来说，仅仅有信仰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许多政府官员也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处于公共道德的缺失状态。因此他们只得不情愿地承认，宗教还是有它的价值的。此外就是钱的问题了：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圣山和寺庙能够带来财政收入，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于是他们开始收取门票——甚至保险费，而当地政府从中抽取大头利润。
在恒山发生的一切就是典型的例证。恒山，也被称为北岳，是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五座圣山之一。山峰历来被视为支撑着中华大地的栋梁，连皇帝都会在北京的地坛祭山。但当我在2000年来到这里时，北岳刚刚正式开放了一年，而且基本被控制在贪婪的政府官员手里，他们售卖门票，以旅游“保险”政策收钱，还不断找仅剩的几个住在这儿的道士的麻烦。这趟旅程刚开始，我就基本确定自己希望能寻访到的繁盛的道教文明已经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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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来到了主厅，这是我参观过的那些知名道观寺庙中最潦倒的几座之一。不过我也没抱太大期望。我的朋友Brock是个美国商人，他运营着一家致力于修缮道教场所的慈善机构。Brock几年前来过这里，之前他就告诉我这儿只剩废墟了。但无论如何，这里还是道教的圣山之一，我想，总会有些东西从上个世纪的动乱中幸存下来。
“这就是北岳，”那个道士说。我们看着这座庙，它看起来饱经风霜，好像因难以承受巨大的历史重荷而摇摇欲坠。我总是很喜欢古建筑，但眼前的道观看起来也太悲凉了，更像一具尸体，而不是有辉煌过去的遗迹。道士又开始说话了，但我下意识地屏蔽了他的声音。我想，一定还有些像玄林道长那样的真正的道士。Brock就见过他，还跟着他一块修炼。那才是真正的访道经历，而我这趟简直像在浪费时间。但这个道士声音洪亮而且执着地说个不停。我瞥了一眼他递过来的名片：仙佛圣人。
“圣人就是‘圣者’的意思，”我说。“是个头衔吗？”
“这是个目标，”他撇开了我的问题。“有些人这么叫我。”
我忍着笑踏进主厅。这座建筑只有大约30英尺长20英尺深，天花板高约10英尺，一点儿也不壮观。圣坛前的一条红绳把我们限制在一小块空间内，更加强了这种局促感。大部分寺庙都允许游客随意走动，但这里的圣坛限制了人们接近。这很烦人，但当我站在圣坛前，我就开始意识到为什么了。圣坛上只有3座雕塑，中间的那座是北岳之神的雕像，建于明朝。两侧护卫是新建的，但只有那座主塑像是是真正的杰作。这座周身覆盖着暗金叶片的塑像至少有400年历史。这在如今中国的寺庙中极其罕有——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反宗教狂热分子就像肩负着消灭异教偶像使命似的，疯狂毁坏塑像。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个货真价实的，深沉的，思索着的圣人，和我见过的任何一件宗教艺术品相比都毫不逊色。他被罩在玻璃罩里，红绳索也确保了游客和他之间的距离。一支香立在塑像前明灭闪烁。这趟旅程终于开始变得有意义了。
仙佛指着塑像，“文革期间有个红卫兵要砸这座神，但当他砸的时候伤了自己的手。另一个红卫兵在爬山的时候摔死了。自那以后，没人敢来了，神得救了。”
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想象出了一些戏剧性的画面：愤怒的村民们在红卫兵小分队砸塑像之前，把红卫兵推下山崖，或者他们群殴了一个狂热分子。又或者当地人仅仅只是给红卫兵指了最危险的上山路线，一条实际上极其陡峭的路。于是有的人死了，其他人则放弃了。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寺庙故事往往都带有神秘色彩。
我曾经拜访过一座北京郊外的寺庙。守院的人告诉我，当年红卫兵来砸神像的时候，房顶嵌层突然塌落，砸了年轻的破坏者们，而那一层房顶后面正是一幅龙雕。故事于是被说成龙王发怒，守卫了这座庙。这些故事往往都是口口相传的，极少被记录下来——成为无数没受过教育的被压迫的乡下人记忆中的一部分。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些故事，几乎全被遗忘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明智的——我们不能总沉浸在过去的不幸中。但全国性的集体失忆确实发生了。
我感觉到仙佛注视着我的目光，他一定看出我已经走神了。“这里真的有很多奇迹，”他说。“你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我们面前的北岳之神，他是真实存在的，是个真人。他死了，但他的躯体却没有腐烂。所以人们认为他的元神犹在。他的躯体就在那座塑像里，”仙佛说着，抬起他的左手臂夸张地挥舞。他抖动着袖子，这样一来，那只指着神像的手指就戏剧化地露出了道袍。我有点想笑，但我很清楚他并不是想表现得有趣。他表现得很夸张，对他而言这是真的，而且他在努力让我理解。
“我可以指给你看很多山里的遗体。隐士们进山修炼，在山里过世，他们的遗体都不会腐坏，”仙佛说，从神像面前转过身，看向门外，望着延绵在黄土高原上的山脉。“这很正常。”
“对，”我心不在焉地说。“中国北方非常干燥。”接着恍然意识到，我这态度不对。我在毁灭神性——跟当局试图区别宗教和迷信时玩的戏码如出一辙。他还在努力让我相信，扫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说。“你得知道往哪儿看。几个世纪以来有很多人到中原的这一片山里。他们死了，却没人找到他们的尸体，只剩下一些衣物。他们得道升天了。这就是我的目标。”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很坚持，“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但我过去确实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山里。他们是我师父。”仙佛踱步出去走向群山，我跟上他。外面清冷刺眼的光照让我的眼睛忍不住泛泪，我皱起眉头集中注意力，开始试着倾听。
“这儿有另一件怪事，”仙佛说。庙前的露台上有一棵巨大的榆树，根须戳出地面裸露在外。它以一个几乎与地面平行的怪异角度生长，在我们下方斜刺进空气中。“它以八仙中的张果老命名。我们叫它果老榆。文革的时候有人劈它的枝干，想把它连根拔起，”他说，指了指那些支楞在地面上的死根。“它那时候看起来已经死了，但1976年文革结束后，它又开始抽出新芽长出树叶。”
我们看了一会儿树，又走回寺庙里，重新来到圣坛和那座漂亮的山神像前。“请坐，”他说，把跪垫踢了过来。我犹豫了，心想坐在人们跪拜的东西上也太不敬了。但他无所谓地抬起胳膊探身把圣坛上的一个锡制托盘拉过来。盘子里盛着一些苹果和干点心，都是当地穷人拿来供神的。
“吃个苹果吧，”他说。我吃了一惊，但马上笑了起来，他对这种正儿八经的仪式如此随意，这可是他信奉的宗教。他曾经和那些不朽的仙人在山里生活了这么久，我想，他一定比我更懂道教礼节。“不应该浪费，”他说。“来一个吧。这些都是本地土特产。非常棒。”
他也在跪垫上坐下，我们面对面跨坐在木头上。他凑过来直到我们的双脚交错。“是命运把我们带到了这里，”他开口说。我怀疑他又要为建庙展开新一轮游说。但我及时闭了嘴，放松下来。
“你知道，其实我不怎么在乎庄子庙，虽然我确实认为庄子配得上一座专门为他而建的寺庙，但那只是我回来的一个理由。忘了它吧，我看得出来你也不是个企业家。其实重要的是如何挽救道教。我们的道家哲学受到如此尊崇，但教派本身却没人瞧得上，除了那些下层贫农。这就是我为什么产生了建庄子庙想法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哲学和宗教仪式联结在一起，以此增添道教的声望。”
“当地官员不懂这些。他们一心只想着钱。他们想重新开放这座庙作为旅游项目，但不希望庙里有道士。去年他们就重新开放这座庙了，但那会儿我已经在这儿了，在他们允许开放之前我就到这儿了。我在这里好多年了，每天花两个小时坐在我的房间里拉二胡和修练内丹术。我跟他们说，我们道士必须留在这里，不然整个庙会失去（宗教）氛围。他们最后总算让步了。”我想起他之前说的隐居山中的经历，终于理解了。“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我一边问一边猜着答案。
“整个文革期间我都在昆仑山修习武术和医术”——昆仑山是传统中国里的宇宙中心，是神仙和神兽的居所。但从仙佛谈话的方式来看，我相信他所说的昆仑山是寓言式的——是神话里的，而不是横跨青海的那座昆仑山。他可能说的是秦岭，就在中原的另一端，从这儿往南大约600英里，在动荡时期，那里成了人们的庇护所。
“那时很多人上山。我有个师父，比我年长很多。他曾经住在北岳。他在这里得道，和这座山有很深的渊源。动乱结束时，他已经太老了，没法再离开昆仑山回到这里。他就跟我说，去北岳吧，去重建它。我在1980年来到了这里。那时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难以想象他已经七十多了，他看上去精力如此充沛。我问他，他那时候如何开始着手这么一个有野心的计划。
“我懂医术，于是就给人看病。我开了一间诊所，和一个给人看风水的咨询公司，后来就发财了。我投了100万元，几乎是我所有的钱，用于维护这些庙宇，让它们不至于倒坍。这都是在政府开始对这里感兴趣之前的事了。投入这些钱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意思，也是按师父的嘱咐做的。一定要重振这座山。你能明白么？”
这时已经傍晚，阳光不再那么刺眼。这座山大约6000英尺，不算太高，但看上去颇为壮观。即使经历了劫难，除了一些破损建筑，什么也没留下，但这也曾经是这个国家敬天祭神的庄严圣地的一部分。我明白为什么它可以位居中国五大圣山之一，也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人倾注自己的后半生来挽救它。
仙佛生于1930年，比新中国还早了近20年。他的信念一定无比强大，才足以支撑他熬过此后30年的迫害。他站起身对我点头示意。“我给你介绍其他道士。”
我跟着他走向寺庙后的一排门。他举起一只手成推门姿势，就像电影中的道家宗师那样，好像要以一股无形力量开门。两扇门一下打开，映入眼帘的情景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一切。这是他的队伍：一个更老的老头，看起来像个老管家；一个胳膊有残疾的小姑娘，一个瘦成皮包骨头的男孩。他们围桌而坐，正喝着稀汤，吃着馒头。房间里是水泥地，两张床板抵着墙摆着，上面放着四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显然他们全睡这儿，即使是仙佛。那个老头和小姑娘继续吃着，小男孩看过来，庄重严肃，仿佛马上就要举行一场仪式。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男孩，突然体会到这座山、这座庙和仙佛一生的意义所在。
“他叫清风，”仙佛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清爽的微风，对修道之人来说是个近乎完美的名字。
“他父母呢？”我问。
“三年前，他父母把他送过来，就抛下他不管了，他那时非常绝望。他得了重病。我们想治好他，还把他送去了医院，但没用。没想到在山上呆了一年之后，他竟然痊愈了。他现在六岁，很健康。”
那个男孩看起来精力充沛，但格外瘦弱。他的面色非常暗淡，双手极瘦，骨节僵硬突出形同爪子。我用手指着他的道袍，问道，一个孩子怎么当了道士？
“他已经历尽磨难了。他是个修道之人，”仙佛下了定论。
我马上点头表示同意。突然，一个沙哑怪异的声音响起，就像从我们脚下的地板下钻上来的。我吓了一跳，抬起头看，这才意识到是那个男孩发出的声音。
“师父，午饭已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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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曾任《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站长，凭借一系列对中国的报道，他于2001年获得普利策奖。现为自由撰稿人，居住在北京和柏林，常为《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和《纽约客》撰稿。
本文由正午记者黄昕宇翻译。略有删节，原文请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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