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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观察】从定居点看以色列的建国思路:从军事转向市政

定居点建设不再是单纯通由军事暴力而完成,一种在现代性维度上更具合法性的司法管理已经替代了直接的身体暴力,但这反而将进一步确立了以色列统治的有效性。

以色列定居点。图片来源:赵萱

【“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他是边界问题研究专家,曾在位于巴以边界地区的耶路撒冷做过15个月的田野调查。】

4月12日,以色列议会选举结果出炉,69岁的内塔尼亚胡将顺利开启个人的第五个任期,其所在的右翼阵营赢得了议会120个席位中的65席,他也因此超过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成为以色列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在竞选前夕,内塔尼亚胡公开表态“我将扩展(以色列的)主权,并且不会区分连片的定居点和零散的定居点……从我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任何一处定居点,作为政府,我们都对其负有责任。”这一番言论无疑起到了助选的作用,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建设似乎彰显了以色列的国力与雄心。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犹太人定居点存在着两种固化的认知:第一,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主要开始于1967年六日战争以后,目的是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第二,定居点建设是以色列一项有条不紊的军事-政治行动,因此,定居点也被看作是一类半封闭、准军事的犹太人社区。

不过,从我自己的见闻和经历来看,现实远比这两种认知要复杂得多。

初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社区之内。一天傍晚,16岁的亚辛和他的约旦朋友突然跑到我临时居住的酒店房间,说想带朋友看一看犹太人在定居点里干什么,我这才意外地发现,原来距离酒店不远的房屋正是一处定居点,从酒店的阳台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日常起居,当晚我甚至和他们一起数了数对面用餐的人数。在此之后,我慢慢发现我所在的东耶路撒冷到处都是定居点,这些房屋嵌入在巴勒斯坦人的社区之内,与周遭的街区毫无违和感,只不过房顶上统一地插着巨大的以色列国旗,以此作辨认。

图片来源:赵萱

易卜拉欣是一位住在东耶路撒冷橄榄山地区定居点对面的阿拉伯男子,他曾极为不甘并愤怒地对我说起过这栋房屋是如何变成以色列定居点的故事。

这个三层小楼其貌不扬,门口常有阿拉伯的孩子们在玩耍,楼顶上插着以色列的国旗。2006年,一位从事汽车销售的阿拉伯商人向房屋的主人出资购买了这栋山顶小楼以作会客之用,房屋成交之后却通过律师转手卖给了以色列政府,政府随即对其进行装修,派驻安保人员,改建为定居点。尽管本地的阿拉伯家族试图阻碍这一行动,房屋原先的主人甚至遭到了暗杀,但在合法的房产证书和交易合同面前却无能为力,橄榄山上由此出现了第一个定居点。

图片来源:赵萱

由此可见,定居点的主权确认和实践远比人们想象中的复杂,毫不讳言,定居点的故事贯穿着以色列的“建国神话”。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修建定居点的历史比想象中的早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82年7月,一批犹太移民在地中海边的雅法城以南8公里处建立了一个名为“里雄莱锡安”的农业定居点,意为“圣地中的第一个”。这一定居点的开拓者和赞助者来自欧洲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色列众多著名的城市皆是由早期的定居点发展而成,例如今天的第四大城市里雄莱锡安和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

当时定居点建设的方式主要依托于从本地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进而进行农业拓荒,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批犹太移民凭借着以“基布兹”为代表的集体主义社会生产模式在地中海东岸兴建了大量定居点,并培养出半军事化的劳动军,逐步向东扩进;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同样是在这一浪潮下于1909年来到本地区。

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即《巴以分治决议》,计划在本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其中“犹太国家”的领土雏形正是建基于当时的定居点之上,即随后的以色列,定居点也首次被赋予了国家主权的意义。

以色列建国之后,数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无疑使得以色列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作为一个特殊的无宪法(只有基本法)、无明确边界(以色列不愿与周边国家划定)的民族国家,以色列试图贪婪地吞并周边更多的领土,尤其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侵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属于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和西岸地区,并开始在这些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

在这一时期,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首先依托于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受制于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以及有限的“消化”能力,尽管以色列的胃口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但也不得不于1982年退出了位于西奈半岛的18个定居点,并在巴以和平进程的影响下,于2005年退出了位于加沙地区的全部21个定居点。

看似放缓的定居点建设进程实际上潜伏着一条暗线,以色列的建国思路已逐渐从军事转为市政。早期的定居点建设具有极为浓厚的开拓意涵,它们的建设广泛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基金会的支持,并隶属于农业部门,建设的目的是希望将其作为被占领土的前哨站,因而多选址在山丘等战略要地之上,逐步发展出连片的社区,服务于国家的军事战略。

但在80年代以后,成熟并日益扩大的市政体系足以将定居点纳入其中,并给予以色列强大的信心继续推进定居点建设,东耶路撒冷及邻近的西岸地区成了扩张的重点。定居点也由此作为一个个住宅单元的建设项目,等待着批准、审核与验收,住房(house)而不是定居点(settlement)的字样开始为人们所熟知。

正是因为军事力量被置于市政权利之下,橄榄山第一处定居点建成后,政府将其定位为出租房,方便低收入的犹太居民入住,由于生活需要,这些租户甚至必须与周围的阿拉伯邻居来往。

易卜拉欣对我说,有些租户还是不错的,他们会到阿拉伯人的婚礼上送礼物,偶尔也会邀请阿拉伯朋友到家做客。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易卜拉欣拉着我到了定居点门口,告诉楼下的安保人员我们想去拜访屋内的某某朋友,安保人员帮忙按了一下门铃,可惜当日没人在家。

在此前的故事中敲响我房门的亚辛,他的父亲曾为另一处大型定居点装修过房屋,过程极为一致,房屋原属于阿拉伯人,后来经过交易变成了犹太人的定居点。亚辛的父亲至今仍然在从事与定居点居民相关的装修行业,我曾随他到访过一处西岸地区的定居点测量一户犹太人家橱柜的尺寸,回来的路上我问他,为定居点装修房屋会不会令他感到难堪,他对我说,这些都是生意,而且犹太客户的付款更加稳定。

在上述的故事中,定居点建设不再是单纯通由军事暴力而完成,一种在现代性维度上更具合法性的司法管理已经替代了直接的身体暴力,但这反而将进一步确立了以色列统治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以色列从未获得过巴勒斯坦地区的主权,暴力也并没有完全消除,而是一种依据法律契约和政治技术实现的暴力,基于这一线索,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歧视和排挤变得更为隐晦,当10000套定居点住房的建筑许可通过时,同时期只有不到1%的阿拉伯住房建筑申请能够获批。

当我们重新反观内塔尼亚胡所进行的对定居点的主权宣誓时,表面上是针对领土的、有计划的军事-政治行动,但当我们试想出依照此主权模式而产生的碎片化的国家地图,就不难看到在这一图景之下那些偶然的、非计划的社会互动过程。简而言之,主权不再是以色列国家建设的前提,即拥有了完整的领土主权才能施以建设,反而成为了国家建设的内容,即主权转变为以色列生命政治实践的结果。

4月10日,阿拉伯评论员曾无奈地写道: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谁赢了以色列大选都无所谓!正如我们对于定居点的观察,聚焦政治家们的言论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价值,其从前往后的过程已经交代了答案。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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