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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见】《我们与恶的距离》:罪案背后的世相、人心和废死争议

能激发讨论总比让这些话题在大众传播中缺席要好。编剧借由律师王赦之口,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的问题抛给了大众,这就是很大的价值。

“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要靠杀人才可以抚慰人心,保障我们的安全,就算真正该死的人,他也应该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权,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均等的权利。而且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在杀人犯李晓明突然被执行枪决之后,李晓明的律师王赦借酒消愁,喝醉了的王赦面对妻子对自己工作的不理解情绪崩溃,发出了一连串诘问。

以往我们更多是在美剧中看到这样的台词,却鲜有华语电视剧触及罪犯的人权议题。仅此一点,就使得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具备了独特的价值。

当然,这部豆瓣9.4分作品的价值不止于此。

《我们与恶的距离》讲述了由一起随机杀人案延伸出的几个家庭间的故事,这当中包括,因孩子罹难濒临破碎的受害者家庭,因儿子杀人而消极避世的加害者家庭,帮死刑犯辩护而受到舆论谴责的律师,同时,作为对照,还刻画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

最先出场的是吴慷仁饰演的人权律师王赦。他不仅仅是“邪恶律师”、“人权悍将”,也是能让人感到生存之重的现实中的人。刚一出场,王赦就被愤怒的民众泼粪,而那套西装是他唯一一套像样的西装。随着剧情展开,我们了解到,出身底层的王赦一路半工半读拿到了律师执照,娶了家境良好又美丽的太太,而他正在从事的是一份不被家人和大众理解且薪资微薄的工作。多数时候,他都在为保障死刑犯的人权而奔走,头脑冷静,据理力争,只有在喝醉时,他才会展现出脆弱、可爱的一面,比如,他会醉醺醺地劝朋友不要生小孩,吐槽“学费很贵”。

为了让观众信服王赦的行为逻辑,编剧还给这个角色设置了行为动机——年少时的王赦差点成为犯罪群体中的一分子,只是因为拉肚子,迟到了两分钟,没有赶上去火拼的那辆车。人生是一场蝴蝶效应,借由王赦的经历,编剧试图让我们相信,那些体现在他人身上的“恶”,与我们的距离也许仅在一念之间。

贾静雯饰演的是枪击案遇难男孩的妈妈,同时也是电视台“品味新闻”的高管。在痛失爱子之后,她开始酗酒,经常做噩梦,夫妻关系濒临崩解,下属眼中,她严厉到不近人情。“996”的话题还在发酵之中,贾静雯在剧中则实力演绎了,一个“007”的媒体高管是如何用高压工作麻痹自己,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团糟的。

故事的主角还有新进品味新闻台的助理编辑李大芝,她的真实身份是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而李大芝的房东则有一个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弟弟……

这部高度戏剧化的作品取材于真实的随机杀人事件,所谓随机杀人,指的是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间并没有仇怨,加害人随机选择杀人对象实施犯罪。2018年台湾中央社的一篇报道显示,五年来台湾发生了五起这样的杀人事件,这部剧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与恶的距离》和其中两起案件有比较直接的关系。2014年,大学生郑捷在台北地铁持刀砍杀乘客,造成4死24伤。就郑捷是否应被执行死刑的问题,台湾关于废除死刑问题的争议再次爆发——欲废除死刑的团体大造舆论,而普通台湾民众却因郑捷的砍杀行为而感到恐惧。两年之后,台湾再度发生女童“小灯泡”遭砍23刀断头杀害的悲剧。在小灯泡事件发生的一个半月之后,“郑捷案”杀人犯郑捷被执行枪决。

但枪决并没有止住局中人的愤怒。小灯泡的妈妈发文质疑,“郑捷很快的就执行死刑,意即就这样失去了一个研究与了解的对象,他死掉了,然后呢?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继续速速执行?从过往的讯息来看,郑捷是想死的人,所以藉由杀人来让自己死,这样的结束如他所求,那有什么意义?郑捷无精神异常,能清楚表达,也是生活相对比较不被社会边缘化的,更应该要好好加以了解,到底他们是为什么?他在想什么?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从小学就想杀人,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

受害者家属的这一连串尖锐提问也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试图探讨的核心,我们在剧中可以看到,舆论暴力、媒体片面的报道、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以及现代社会生活的疏离冷漠感是如何制造了“恶”。

这部剧的巧妙之处在于,所有涉事方通过编剧之手结成了一组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集中呈现了一种困境,并且展现了人们何以进入这样的困境之中。

编剧设置了四组主要的家庭关系,不同立场的家庭间、家庭内部之间的冲突随故事展开层层递进。这种冲突累积在第五集之中得以爆发。法务部突然枪决李晓明成为矛盾升级的关键事件。宋乔安发现了李大芝的真实身份,在她示意之下,品味新闻曝光了李家父母居住场所,李大芝痛斥品位新闻为代表的嗜血媒体,称“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律师王赦也在毫无预兆的枪决后情绪失控。

困境犹如阴霾笼罩在每个人之上。当宋乔安在电视台加班,女儿的生日被她抛在了脑后,在一次次冲突中,母女关系不断恶化,女儿甚至问妈妈为什么不和哥哥一起死掉。我们自然会想,当宋乔安指责杀人者的父母没有尽到教养责任的时候,她是否考虑到,自己也在无意间制造了女儿心灵的裂痕?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是剧中的“神仙眷侣”,但即使是这样恩爱的夫妻也难以避开社会环境的影响。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指明到底是什么催生了犯罪,但它像一篇新闻特稿一样,为观众呈现了理解人与事的语境。

这当中也包括构筑了我们文化环境的媒体生态。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个人觉得,和美剧《新闻编辑室》里的精英话语相比,《我们与恶的距离》展现了更具普遍性的媒体生态。

宋乔安从不自诩做的是高端新闻,但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她仍然努力做到基本的新闻把关。事实上,根据该剧中的民意调查,宋乔安领导下的“品味新闻”在台湾七家新闻台中收获了最高的信任度。她一面教记者起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强硬回怼“不要有了收视率再来批评媒体无脑”“没有收视率怎么有钱买外电新闻”,另一面,在发生了疑似挟持儿童事件之后,她也斩钉截铁地表示,在小孩安全之前不会进行直播。

但媒体的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之间天然存在矛盾。这集中体现在,当其他新闻台尚未求证就报道普吉岛爆炸事件,宋乔安一直压着不报,要求记者多方联系求证,但在求快的新闻竞争环境之下,最终她还是迫于压力而妥协。很快,这被证明是一条假新闻。单纯的理想主义无法战胜一切,每一天都在求快和求真之间博弈,这才是媒体行业真实的困境。最新的两集里,宋乔安开始反思工作的意义,试图推动新闻台改革,但这条路上阻力重重。

可贵的社会现实意义、有色彩和重量的人物、巧妙的故事设计、真实的职业场景再现,以上种种都是这部剧值得肯定之处。

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某些时刻,这部剧的编剧意志还是有些偏颇。比如,“民主法治”在这部剧中被熬成了一锅鸡汤,用来教化尚处于蒙昧之中的公众,但相关的争议却远不止剧中呈现的那么简单。

作为该剧背景的死刑存废问题是法律界的经典辩题。主张废除死刑的理由大概包括: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死刑不能有效遏止犯罪,死刑代表野蛮违反人权。但是,这个辩题从来都没有定论。一点基本共识是,死刑的存废不可以脱离社会认知状况。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朴素的正义观。杀人者固然有人权,被杀者和家属的人权又何在?

在理论层面,关于死刑存废、如何最大程度实现公正的议题牵涉到法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领域的复杂探讨,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在司法实践中,目前经明确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集中在欧洲大陆,如法国、德国、荷兰、卢森堡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像爱尔兰这样虽未明确废除死刑,但实际上已经停止执行死刑的国家。我国法律部门的态度是,适用死刑,但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

台湾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则仍处于拉锯战之中。2009年,台湾签署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并不要求台湾立即废除死刑,但明确要求以废除死刑为终极目标。不过,台湾社会仍未达成广泛共识,根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018年的民调,高达八成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台湾近年来发生的随机杀人事件便成为废除死刑支持者和反对者交锋的战场。

另一方面,犯罪的原因也不仅仅存在于外部社会。当宋乔安的老公希望她放下仇恨,探究李晓明杀人真相时,宋乔安的回应并非无理取闹。作为媒体高管的她深谙犯罪类报道中常见的操作框架——指向社会体制问题。这正是律师王赦的基本立场,他动情地告诉妻子,不是每个人都像她那样幸运,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能有选择,杀人犯想要杀掉的不过是“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但正如宋乔安指出的,事实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社会安全网、教育体制永远控制不了那些加害者”,治安再好的地方都会有命案发生,同一社会土壤之中的个体差异仍然是影响犯罪的重要因素。

死刑存废、犯罪的本质和根源、精神疾病患者的处置……这些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争议,很难说编剧的立场绝对正确,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能激发讨论总比让这些话题在大众传播中缺席要好。编剧借由律师王赦之口,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的问题抛给了大众,这就是很大的价值。

不管是戏里还是戏外,很多事都需要慢慢来。我第一次知道吴慷仁还是在《下一站幸福》,那时他还在偶像剧里演男二号,经过十年的锤炼,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台剧一哥的位置。民主法治的进程是一个更为缓慢的过程,有赖于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而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将在文化传播的维度上助推这一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像《我们与恶的距离》这样的作品怎么都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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