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李冰轻度近视，他每天盯得最多的地方是一块杂牌19寸液晶显示屛。
今年三月初到四月末，对着家里这块显示屏，他一口气看了124部电影。
他看片干净利索，没有可乐爆米花，平时如果要写影评，他一手拿个小本子，一手握笔，边看边记。 他不抽烟，遇上犯困的时候，他就立起身子，站着看。他看片挑剔，遇到烂片就容易出戏犯困，不动动手动动脚，“一定要睡觉的”。
吴李冰有两年没有如此集中地看片了。这两个月，他一天猛起来可以看上七八部。他的网名叫LOOK ，可他摆摆手，说自己的阅片量在圈子里算一般，一年从头数到尾也就三百部出头，而有的影评人看得猛的一年能到四五百部，经年累月，电影几乎被看完了。
每年报名参加上海电影节的影片多达2000多部，这些影片像涨潮期泛滥的鱼虾，一下子涌进一栋容量有限的屋子。每一个展映单元好像其中一个房间，而其中最小的那个房间就是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今年只有14部影片。
所有报名参赛和展映的影片，都要经受一审二审三审三道门槛。其中二审的筛选率高得吓人，这二十多位由影评人、电影从业者、媒体、学者组成的选片人，标准十分严格。
吴李冰就是一位二审审片员，124部电影经他挑选，只有5部，进入主竞赛单元三审。
对于很多审片人来说，前几年上海电影节的选片经历并不算舒适。2010年，吴李冰参与了选片，因为知识产权的缘故，他每天跑到组委会的办公室看片。当时上海电影节的办公室位于威海路上SMG的电视大楼里。房间简陋而狭促，大约十来平米，有的甚至没有窗户，一台电视机接DVD，看上半天让人头昏脑涨。小语种的片子配的是英文字幕，英文片则没有字幕。早些年，碰上英文不好的选片人，组委会会配一个“观影助手”，电视里放外语对白，助手对着选片人解释演员在说什么。一般三个选片人一起看，看完以后对影片进行讨论，填写对评语、故事梗概，以及通过与否。三人达成一致，意见才生效。
跑来跑去，吴李冰嫌麻烦，停了两年。今年，上海电影节改革审片系统，从现场观影改为线上选片，在家就能看。他又做起了审片员。
几年看下来，他有一套审片标准：展映片考虑大众接受的程度，但是进入竞赛单元的电影，只考虑艺术性。像犯罪片、枪战片、喜剧片、歌舞片等类型片，天然具有商业性，希望迎合观众，他认为都不适合放在竞赛单元：“比如你拍一部喜剧片，你肯定会想，这部片子能不能让观众发笑，一定会有这个考虑的。”
“什么叫艺术片？”
“就是不考虑观众。”
二
吴李冰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专职影评人之一。
与美国以传统媒体为阵地的影评生态不同，中国的影评是1990年代后期，从BBS上成长起来的。一部电影出来，影迷观点差异很大，论坛上相互拍砖，言辞激烈的情况常有出现。随后博客、豆瓣兴起，给电影爱好者提供了发表评论、相互交流的平台。那些出类拔萃的互联网写作者同时也在报纸、杂志开专栏，发表影评。吴李冰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强项是电影理论，写文章学术味道很足，喜欢追溯影史，分析流派特点，几乎看不到普通影迷那种对细节狂热痴迷的感性表达，“那种表达太业余。”吴李冰说，他觉得自己更像电影研究者。
前年，吴李冰和另一个影评人Magasa办了一本影评杂志《虹膜》，半月刊，电子付费，每份能卖几千册。吴李冰负责约稿，他找了很多高校的电影学博士给杂志撰稿，每篇文章五千字左右，大约是在移动端一口气阅读完毕的极限。
“中国本身没那么多电影可写，院线电影太单一，而有的在国际上已经引起轰动的外语片，你想发表一篇三千字的影评，没有地方发，”吴李冰说，“国内的学术研究误入歧途，学者们蜂拥地研究电影产业，但又拿不到真实的数据，反观研究电影美学的文章又非常少。”
吴李冰个子不高，留着寸头，看上去很不起眼。他在圈子里以“独特”著称，几个影评人一起聊天，谈到片子，他的状态就飞起来了，而且看片的视角总和别人很不一样。他对电影的评价也很严格，在豆瓣上打分，三星就算很好，去年只有一部影片四星，至于五星，他觉得只有戈达尔、费里尼这些大师才配。
今年吴李冰选中的五部片子，都没有入围最后的竞赛名单。但是他没那么在乎。一部电影能不能获奖，要看当年评委的口味和选片人的口味能不能相符。这也要凭运气。
今年，他最看好的一部参赛片是来自斯洛伐克的《KOZA》。这部片描述一个二十多岁的拳手惨淡的职业生涯。题材并不新颖，吴李冰看重的是这部电影的拍法。和好莱坞运动题材激动人心的风格不同，《KOZA》的手法平淡自然、类似纪录片。吴李冰觉得，导演对影像的调度水平很高。这部电影之前曾在柏林电影节的处女座单元放映，吴李冰看完非常欣喜，他把《KOZA》推荐到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后，《KOZA》进入展映单元。
他还推荐了一部西班牙电影，讲家庭伦理，整部片子一个多小时，用长镜头的方式拍摄，一镜到底。他觉得这部片子蛮适合在上海电影节放的，“上海电影节我的标准会低一些，如果我是戛纳电影节的评委我就不会让它过了。”这部片子也没有入围。
三
第一届上海电影节创办于1993年。那年，陈凯歌以《霸王别姬》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中国导演获得的国际声誉达到了巅峰。但是当时的中国连一家国际性的电影节都没有，上海作为最国际化的中国都市，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电影节的主场地。最初，上海电影节两年一届，后来被国际电影制片人联合会接纳为A类电影节，慢慢采取国际通行的运作方式，改为一年一届。
选片质量是衡量电影节水平高低与否的核心要素。与分别创办于1932年、1946年、195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以及柏林电影节相比，上海电影节处于一边竞争一边学习的状态。尽管如此，但是由于中国电影市场巨大的增长，每年报名参加上海电影节的国际影片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大部分影片由各国制片和发行公司报名参加，此外，电影节主动邀请、专业电影人推介也占了一部分比例。
在影片数目增长的过程中，电影节审片流程也逐渐变得复杂。石川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十年前就开始担任上海电影节的审片人。他记得最初并没有一审，直接由三十多位有专业判断力的审片人进行选择，后来片量实在太大，组委会找了一批电影专业的博士、硕士生作为一审的审片人，先筛掉一部分明显不符合要求的影片。再经历二审、三审，最后产生入围的竞赛片。慢慢地，“审片人”也变成了“选片人”。
赵琦是今年唯一一位不是电影专业的市民选片人。去年，上海电影节第一次组织市民写影评的比赛，赵琦给约翰卡尼导演的《再次出发》写了一篇影评，结果非常成功，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市民影评人奖”，由此，她也成为今年的市民选片人。接到得奖电话时，她刚刚起床，头脑还不清醒，她想：“肯定投稿的人很少……”
得知审片任务以后，赵琦有点惶惑。她大学学的是法学，毕业后去银行做金融，和电影没有半毛钱关系。她看片非常细致，每部片子要从头到尾看上两遍才敢写评语。只要不触碰审查禁忌，她不大愿意行使否决的权力，她说：“否掉的话，这些片子就没有机会参加二选了。”
她唯一否掉的一部片子叫《Half》，讲变性人，影片的开场镜头就是男主角全身裸露地对着镜子，随后的画面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裸露还有血淋淋的自我阉割的镜头。她看完就填了否决，那天晚上几乎睡不着。
艺术的高下之分往往要看选片人的喜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但审查的禁忌则是一条死死的红线，一旦犯规，红牌就插上去了，没半点回旋余地。对于选片人来说，首要的任务还是筛掉那些不符合规定的电影。
吴李冰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涉及同性恋题材，如果整部电影是同性恋主题，但没有画面表现是可以过的，但出现两个男生接吻、甚至更进一步的赤裸裸的画面表现，审查就通不过；对于性爱表现的尺度，电影节的片子相较于平时院线片会宽松很多，但同性之间的性爱场面太过直接依然无法过审。还有一部分则是意识形态上的考量，比如影片不能在宗教上表现出某种偏见；不能对其他国家采取贬低藐视的立场；不能攻击某种社会制度，或者拍摄与民族相关的敏感题材。“一旦不符合规定，你觉得艺术价值再好也没用了，没有意义，电影节的片子是不可以删镜头的。”吴李冰说。至于暴力，倒不是重要的审查内容。
由于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制度，在选片过程中，影片是否适宜进行公众放映是大多数审片人都会考量的重要标准。有一次，石川审了一部韩国片，女演员演着演着，突然脱了裤子，蹲着拉屎，镜头对准演员的屁股，把拉屎的过程仔细拍了一遍。石川看不下去，很生气：“这个片子别过了，太过分了，这种东西你要让家长带着孩子怎么看？”
吴李冰也会生气。他是个技术派，每每看到烂片他就坐立不安，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在椅子上，难以忍受。“你完全不知道在讲些什么，画面完全就是肥皂剧的那种画面。”他曾经看过一部叫《拜托，这里只说英语》的菲律宾喜剧片，不到二十分钟他就看不下去了。他的评价毫不客气：“整个片子完全没有让你觉得有喜剧感的地方，表演特别浮夸，演员好像业余大街上找过来的一样，完全看不下去。”
他最喜欢看欧洲片，尤其是德国、法国、奥地利的片子，“东欧一些国家的片子质量也不错，东南亚国家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片子一般，最差的是加拿大。”国产片有一个专门的审片组，他很少有机会看。
对于喜欢的电影 ，吴李冰会给出类似的评价：故事一环扣一环，结合得非常紧密；叙事非常先锋；影像很华丽，用光非常讲究；空间和人物展现有实力。但是，每年全世界的好片有限，三大电影节一瓜分，再加上多伦多、阿姆斯特丹等电影节，轮到上海电影节，好的竞赛片已经不多。吴李冰认为，电影节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市民能够看到如此丰富多样的电影，这在平时是不可能的。
6月13号，上海电影节开幕。吴李冰去看了第一场电影——《邮差的白夜》。此前，这部影片获得了第71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看完以后，他在豆瓣上给这部电影打了三颗星。他又忍不住影评人的挑剔，附上一句短评：“是真的松垮而不是闲散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