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晨五点，方廷荣起床了。这天对他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一年一度的上海电影节开票，他要赶上五点半的地铁，到14公里以外的上海影城排队买票。
这阵子正是上海多雨的时节，已经入夏，但天气并不很热，潮湿的空气里有一丝凉意。方廷荣换上红色格子的长袖衬衫，米其色粗布长裤，黑色单皮鞋已经擦了干净放在门口。他喝了一杯豆浆，吃了一个水煮蛋，然后把热好的鸡蛋饼揣进皮包里。通常，他是以这副装扮出现在虹口区曲阳路一家六楼的舞厅。跳上两个小时的快步华尔兹，每天的生活就此展开。自从2004年他从南京路的永安百货退休以后，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超过10年。
他看了看时间，地铁迟了六分钟，直到六点半，他才到达。上海影城排队买票的队伍像一条龙似的沿着走廊拐了个弯，他站在队伍里，拿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上海电影节《市民手册》。 按照惯例，他首先关注的是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电影。今年，他的功课没有做足，有些吃不准看哪部电影，他把目光移向队伍的前方，搜寻了一会儿，他跳过年轻时髦的小女生——一般这些小女生是为了追日本影星来的，继续搜寻，有个男生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觉得这个人和他气质相仿，应该对电影很有些观点的。于是他走上前，和男生主动交流了起来，他问：“你买了哪几部，给我看看？”
排队是件拼体力的事情。来排队的多是年轻人，有的前一天夜里就在门口守着了。一串年轻面孔把方廷荣衬托得很显眼。他身材干瘦，衣服像飘在身上一样，他的头发已经泛白稀疏，朝后梳拢，露出光亮的额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色金属边框眼镜。这样的形象招揽了不少搭讪聊天的记者，当被人问起“高寿”的时候，他便委婉地回答道：“高寿谈不上，我是小弟弟，刚刚拿老年卡。”他乐于和人交谈，以此排遣等票的时间。站累了，他便跑到影城大厅的星巴克坐一会儿，看队伍走动了，又插进队伍里继续排。
影城大厅里人流来来往往，不时有人认出他来。从1993年上海第一届电影节开始，方廷荣就没有缺席过。那时，他还在永安百货，担任了工会组织的影评小组组长，电影节的票都是单位买好的。退休后，每年六月他就自己起早排队买票，而且一定要去上海影城——就像看足球赛一定得看主场。他的退休金不多，维持正常生活不成问题，其他开支就得省着点，“讲分寸”地花。早年，电影节上午的票最便宜，20块钱，他就专挑早上八点半场次的电影。现在票价提升，再也找不到20块的电影。他得综合影片价值、可看性、排片时间等各方面，进行衡量。
将近10点钟，方廷荣终于排进了大厅。他看到一个熟人，是上海影城以前的影院经理王佳彦，人称“老王”。他向老王打了个招呼：“老王，你还记得我吗？我是铁杆影迷哦。”老王回答：“我们是老朋友了。”老王比方廷荣小7岁，从90年代末开始负责上海电影节的排片工作。今年，300多部影展影片、1000多场放映的排片工作全靠他一个人完成。他阅片量大得惊人，干了多年影城经理，早年还做过电影发行，对电影市场有着敏锐而准确的判断。排片是一种需要经验和时间积累的艺术，直到今天，老王的位置仍无人能取代。
直到电影节开票，老王的排片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和方廷荣一样，每年开票的那个早上，老王必定出现在影城大厅，像赴一场早已确定的约会。
二
方廷荣和电影的缘分是从他出生的时候就注定的。1944年，他出生在上海百乐门舞厅对面一个狭窄的弄堂里，父亲是香港海关警署署长，家庭条件属于中上阶层。7岁那年，姨妈带他去百乐门红都戏院看了人生中第一场电影《劳来与哈代》，是部美国喜剧片。当看到劳来一口吞下一个蛋的时候，他被逗得哈哈大笑。
1959年，方廷荣进入沪西中学读书，家里已经没落。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属于黑六类。那时，有句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家庭出身高过一切，他连团员都入不了。即便如此，电影倒从来没断过。班里组织学习小组，八个同学组成一组，平时放学一起做功课交流学习，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组里一个同学是解放军家属，凭军属证能去学校附近的军人俱乐部看内部电影。方廷荣因此跟着同学看了很多在外面看不到的片子，他最喜欢《百万英镑》、《科伦上尉》和《好兵帅克》，看完电影他们几个就跑到某个同学的家里，在客厅长长的西餐桌上，扮演电影里面的角色，他喜欢扮结巴，“电影里面有个人喝醉了有点结巴，就像这样，啵啵啵......”
由于出身不好，他高考没被录取，正巧，永安公司第一次公开招聘高中生，他应聘去永安公司做起了“练习生”。1949年前，永安是上海有名的百货公司，由郭氏家族创办。第二代掌门人郭琳爽很有商业头脑，在他的管理下，永安经营着全世界的百货，英国的毛料、法国的香水……是当时最时髦的百货公司。百货大楼的装修讲究，电风扇、木地板，柜台材料统一进口英国，连一面镜子都是从英国运来。1956年，全中国的资本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永安变成“公私合营永安公司”，郭琳爽成为了红色资本家、全国人大代表。
1962年，方廷荣进入永安公司。他在二楼的纺织品柜台卖呢绒，全羊毛，布料上标着两个硕大的英文单词“ALL WOOL”。他是买不起这些的，做练习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7块8毛4，挨上两年，工资才能升到36块，这个水平就差不多到顶了，“我们有句口号叫36块万岁，就是年年都是36块，从来没变过。”
他是家里的男丁，肩负着补贴家用的义务，每个月只留了5块钱零花，看电影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花销。他按照票价给附近的电影院分类：大光明、和平、大上海、新华电影院属于头轮电影院，新片在这几家首轮放映，票价也贵，一张票3毛5；江宁电影院属于二轮电影院，票价便宜一些，2毛一张；三轮电影院是他的心头好，一家位于商场旮旯角、只有一个厅的大武电影院，放的片子比较旧，比头轮影院晚一个多月，因此票价也最便宜，一张只需8分钱。大武的条件非常简陋，人走在地板上，地板嘎吱嘎吱直响，板凳是可以翻转的硬木板凳，但他并不介意。在那儿他看过《三毛流浪记》，也看过《复活》。
不久，“文革”爆发。戏院里，除了样板戏，能看到的电影非常少，但有一类电影他十分中意。红旗电影院经常放五分钱一张票的“世界见闻”，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尽管地域经过了选择，大多是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古巴这类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第三世界国家。那时，他非常失落，他是“反革命”的子女，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生怕被人揪辫子。电影成了他生活中不多的慰藉，他觉得“世界见闻”蛮好看。
“文革”期间，永安公司改名为东方红商厦，后来又改为第十百货商店。计划经济时代，公私合营的永安迅速被国营的百货公司甩到了身后，每年的销售量只能做到国营百货的三分之一。老板郭琳爽被红卫兵批斗抄家。有一天，方廷荣在食堂吃饭，看见郭琳爽正在哆哆嗦嗦地擦桌子，他悄悄走过去，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老板。他没敢叫他“郭老板”——他家也是遭迫害的对象，父亲正关在监牢里，他走近郭琳爽，低声唤了一声：“侬好呀。”
三
老王的父亲也是“文革”中被迫害死的。
老王爱电影并不偶然，他父亲叫王光彦，解放前就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曾担任电影《白毛女》的副导演，电影《赵一曼》的制片主任。1952年，王光彦导演了一部批判封建迷信思想的电影《一贯害人道》。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要在上海发展科教电影，把老王的父亲调到上海从事科教电影工作。“文革”中，王光彦的作品被贬为毒草，他是所谓的黑线人物，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老王免不了受到牵连。1969年，老王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北大荒，当了八年农民。老王去了就没指望回去。农村里放露天电影，他站在雪地里看《地道战》、《地雷战》。对他来说，电影都是好看的。他想，那就扎根一辈子，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文革”接近尾声，老王作为知青病退回到上海。日子并没有好起来，他在上海人造板厂做缝纫机桌面的木板，搬木头烤木头，工人不愿干的活他都抗过来。80年代，“文革”中的受害者一一平冤昭雪，老王终于被落实政策，调到电影系统工作。
老王曾经也有过导演梦，像他父亲那样。1978年，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报考北影的还有陈凯歌、张艺谋，不料学校通知他年龄不符合标准——他岁数超过了，老王导演梦就此破碎。他痛苦了好几天，老王回头想，“否则的话我就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了。”
“文革”结束后，方廷荣也被落实政策，终于从二楼的柜台升到了六楼的办公室，干起了行政工作。他的生活像从石子路驶入了柏油路，一切变得平稳又顺畅。80年代，商业部要在全国12个沿海城市各搞一个华联商厦，条件是承办的百货大楼必须可供顾客“吃、住、玩”。永安百货底子硬，六层大楼里老早就有了餐厅部、旅社和舞厅，甚至还有一间可容纳五六百人看电影的剧场。1988年，永安百货翻修。这栋大楼有了历史性的转折，永安百货改建为华联商厦。
那是方廷荣一生中“最好的时候”。他头脑灵活，长袖善舞，除了干些行政工作，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做了华联商厦工会影评小组的组长。他文字功力一般，但嘴皮子功夫好，公关能力强，很快和黄浦区的各家影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春风得意——全中国电影院最多的是上海，全上海电影院最多的是黄浦区，黄浦区电影院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南京路。大光明、和平、大上海、黄埔剧场、浙江电影院，这些电影院的业务组组长都和他“熟得不得了”。很快，人脉资源给他的电影事业带来了另一个小高潮。
华联商厦开张没多久，淮海路的妇女用品商店并到方廷荣的单位。正值妇女用品商店开张十周年，商店搞了一个“美在妇女”的电影填字比赛。参赛者要在给定的字形表格里填50个电影名称，这些电影相互衔接，最后刚好能嵌入到“美在妇女”这个字形表格中。大多数影迷填到40个左右之后，就填不下去了。有的影片实在生僻，非专业人士很难想到，方廷荣跑到各个电影院的业务组那去，让业务组的组长帮他查片名。填完以后，他不急着交，等到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他托熟人把表格直接递交到评委的桌面上。比赛结果公布，他果然拿了一等奖。奖金很可观，一千块。
1993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届正式举办。美国导演奥立弗·斯通作为电影节的国际评委来到上海，他还带来了电影《刺杀肯尼迪》。影片一共放了两场，第一场在上海影城，放完以后引起很大轰动。第二场排在和平影院的上午，黄牛票已经炒到了45块的高价。方廷荣要上班，没办法去看。但他非常激动，托和平影院的业务组组长帮他争取一个斯通的签名。后来，这个签名是他最珍贵的收藏之一。
四
退休以后，方廷荣的生活非常忙碌。他早上五点起床，去舞厅跳舞，之后一般去看一场电影，电影看完以后他要在12点之前赶到上海音乐厅听“音乐午餐”：从12点到1点，10块钱一张票，大多是音乐学院的老师或者学生演奏。音乐会结束后，他一般看下午场的电影，或是听苏州评弹。等到了五点钟，外孙女放学，他去接她回家，一天的行程结束。
我陪他看过一场上午场的电影。他看电影几乎不花钱，都是些稀奇古怪、十块钱就能看一场电影的放映厅，有的干脆就是免费。那天，他领我去静安区文化中心的一个放映厅。走在路上，方廷荣不停地称赞文化中心的放映员选片水平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他选片基本上自己也看过，他是一个gentleman。”
很快，我在放映厅见到了方廷荣口中的“gentleman”。放映厅面积不大，但是只布置了24个座位，显得很宽敞，墙壁上挂了一台液晶电视，用来播放影片。电视旁边站立着一位中年男子，正在调适电视，他趿着拖鞋，穿着T恤短裤，戴了一副眼镜。他非常低调，甚至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他说：“叫老陆吧。”
老陆看上去有些年纪，但是做放映员，才是最近的事。几年前，为了照应年迈的父母，他从法国回到上海，一开始从事公益行业，服务残疾人。他觉得国内的公益不够纯粹，让他很疲倦。两个月前，他来到静安文化中心放电影——电影是他一直热爱的艺术，也算老本行了。
之前文化中心也搞放映，但放得随意，文化局给的IPTV片库里随便挑一部就放了。老陆来了以后，他一个一个问来看电影的人：“你们喜欢看什么？”了解观众的需求以后，他把影展分成了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场主要是新电影展播，下午场则是百年奥斯卡回眸，按照年份、或者影片获奖时间一部一部开始放，那天下午他放的是马龙白兰度主演的《欲望号街车》。
这部片子在放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事故，由于片源年代久远，放到一半字幕跳掉了，一位老人跑出去找老陆，很着急：“字幕跳掉了调得出来伐？”老陆把影片停掉重新设置，中间这个过程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所有人静静等待字幕，他们告诉老陆：“太好看了。”那一刹那，老陆非常感动：“这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你用一千句一万句也没法表达的。”
老陆年轻时候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职工。在80年代，在美影厂工作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上影厂、美影厂被外界归类为文艺单位，老陆被称作”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最大的特权就是有“过路片”看。每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会在某个时段搞一次电影巡演，许多好的电影路过上海，被称为“过路片”。位于黄浦区宁波路的新光影院就是指定播放“过路片”的地方，只有电影厂的职工才有资格进去看。有一次，《出租车司机》“路过”上海，当时这部片被划定为色情片。老陆进影厅要过两道门，先出示工作证进第一道，再出示电影票，才能进影厅。
老陆看了很多片子。那时候电影资源紧俏，他不懂得挑片，一部片子过来不管喜不喜欢看，先看了再说，“有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他曾经看了一部苏联片子《托尔斯泰》，几乎没有情节，打了一个暗灯光，紧跟着一个逆光，托尔斯泰坐着开始讲故事，全片接近三个小时，他看到最后快崩溃了。
和老王一样，老陆也曾有过一个导演梦。他和当时同在美影厂工作的娄烨是好朋友，俩人一起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每天清晨，他们抱着大部头的电影理论书籍到静安公园复习。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加速，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气息从深圳飘到了上海。那时美影厂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不过100块，美国人看准了中国动画产业劳动力的廉价，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中美合资的太平洋动画公司，并用几十倍的薪酬把美影厂的职工挖到了深圳。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一个月数千元的工资几乎是不可拒绝的诱惑。老陆没抵挡住，他放弃了导演系的考试，奔赴南方。在深圳的那段时间，他像疯了一样，没日没夜地画，画得猛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三四万。在深圳，他觉得离西方世界更近了，居民楼的房顶上竖立着一根根鱼骨头形状的天线，这些天线用来接收香港的卫星信号。虽然隔着海关，但是深圳人很容易看到国外的资讯。老陆就在HBO上看了许多美国大片。
在深圳呆了几年，老陆出国了。再回国后，老陆成为了电影放映员，方廷荣口中的gentleman。
五
电影节上，方廷荣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放映厅的人。他有自己的礼节。
他觉得电影一定要看到最后一个字幕结束，才算看完。有的电影放完，会放一些拍摄花絮，“幕后戏才是好看的东西，走掉的，不懂，不会看电影。”还有，他认为电影放完是应该鼓掌的，尤其是看完好电影。可是他很少看到人鼓掌，这让他很泄气，”国际上的电影节放映观众都是鼓掌鼓到最后才走的。”
在上海电影节开票的那个上午，方廷荣向老王炫耀：“我最了不起的就是第一届，奥立弗·斯通来上海放《刺杀肯尼迪》，他在台本上的亲笔签名我有的，全中国全上海就我这一家的。”老王在旁呵呵笑：“我也有的。”
第二天，我去拜访方廷荣。他打开书桌下面的第二层抽屉，取出一把钥匙，再打开第一层抽屉，然后取出一本黑色皮套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我凑近看，原来是他的看片记录。
我翻到去年上海电影节的看片记录，他这样记录：“6/14 ，纯真年代，美，可，70；6/16，窈窕舞妓，日，好，80；6/18，教父2，美，可，70。”他解释说，每看一部片子，他都要记上一笔，注明国家，再打分数。最高100分，65分算差劲，70分尚可，75算好，偶尔能到80分的，那是少之又少。
方廷荣说：“怎么评价一部电影？第一要素是可看性，包括音乐、画面、对白。《教父》是好片子吧？我为什么给第二部给得低，因为我看过第一部，第一部绝对好，应该是80分，第二部我给它分数就低下去了。哪部电影你一提到，脑子里马上有个镜头出来了，那一定是好电影。比如说，《简爱》，有镜头伐？两个人坐在树林里的凳子上讲话，马上有了吧？《简爱》肯定有85分。”
电影节开票的早上，方廷荣没有告诉老王，其实，他不仅仅有奥立弗·斯通的签名。去年奥立弗·斯通再次来到上海电影节——他获得了终身成就奖。拿到奖以后，斯通前往刚刚开张的上海电影博物馆参观，当时，方廷荣正巧也在。奥立弗·斯通身边环绕着人高马大的保安，但方廷荣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随手抓了一个男青年，把手上的相机递给他：“这是奥立弗·斯通，我待会跟他说话，你帮我照相。”他的身手顿时变得异常敏捷，完全不像一个退休已久的老人。保安还没发觉，他已经站在斯通面前，对他说：“奥立弗·斯通，我是你的铁杆粉丝。”他知道，这位美国导演根本听不懂他说些什么，重要的是，男青年在旁边“咔擦”，按下了快门。
“就像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一样，历史的瞬间被记录了下来。”方廷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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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老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