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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婴幼儿的“无人监管”，正在引起越来越多新手爸妈的焦虑。根据上海市妇联2017年初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有超过10万名2岁儿童需要托育服务，但全市招收幼儿数仅为1.4万名左右。
这一情况目前已经有了一定改善。仅上海一地，近一年已经陆续诞生了63家通过审核、拿到政府告知书的托育机构（服务于0-3岁）。学前新政频发，正在让教育产业的创业热潮调转车头，朝着托育的新方向涌去。
在过去几年，幼儿园才是幼教领域的“香饽饽”。但在2018年底，它们被迫远离资本市场的喧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民办幼儿园被规定不能参与上市、未来营利性幼儿园占比不超20%。这终结了大量学前机构的“上市梦”，针对0-3岁的托育行业也成为资本新的避险选择。
上世纪80、90年代，托育机构的前身“托儿所”曾风靡一时，但随着企业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等原因，如今几乎消失匿迹。目前，中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保持在千万级，大量年轻父母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新生儿，托育需求在不断扩大，但市场上的托育供给却严重滞后。相比之下，在英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女性员工和职场妈妈数量的持续增长，0-3岁的保育阶段的教育已经高度市场化。
0-3岁托幼连锁教育机构Urjoy school CEO潘斌告诉界面新闻记者：“0-3岁是一个全新行业，它既不是幼儿园，也不是以前的托儿所。”
尽管是一个需求强烈的新行业，但托育服务已经有了不低的进入门槛。例如，上海对托育机构做出了建筑面积不得小于360平米、幼儿生活用房必须设置在地上、每个班级人数不得超过20人等要求。一些早期的试水者因匆忙上马，改造不达标，正面临“合规”的风险。
选址也是影响托育机构定位的关键因素，每一家机构都可以依据自己的优势去设计“打法”。潘斌所创立的Urjoy school在选址上的思路是“服务科创”。目前，Urjoy school已落地的5家托育园中有3家分别位于上海高科技园区浦东张江、徐汇漕河泾和静安市北，专为科创人才提供婴儿托育服务，并以此为支点撬开市场。
除选址外，瞄准0-3岁婴幼儿特点设计的差异性服务，也成为托育机构运营的关键。与幼儿园等其它学前机构相比，0-3岁儿童需要的教育方式大不一样。“年龄越小的孩子，老师手势的不同，导致他们行为的差异性越大。”潘斌对界面教育解释道，“托育机构需要关注他们的身体、动作、情感、心理认知、社会化能力多方面发展规律。”
另一个决定企业生死的因素则是“安全监管”。自红黄蓝事件爆发以来，学前教育机构的安全问题时刻牵动着大众的神经。但即便安装了24小时摄像头，对家长实时推送监测画面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老师也需要被尊重，如果认为自己时刻被监视，他们很难发自内心地关爱孩子。”潘斌解释道。更好的员工培训和企业文化塑造，或许会是更长效的解决方式。
很多创业者与资本认为，从市场需求和供给来看，托育服务与其它学前教育形式有着相互配合的关系，或许可以快速、简单地扩大规模。但切入这一产业可能并不容易，现阶段，托育产业仍有诸多挑战需要克服。
人才与团队是托育机构现阶段难以规模化的主因。目前的相关规定，要求0-3岁托育机构的校长持有教师资格证书、高级育婴师证书并具备6年以上学前教育管理经验，这样的人才在全国范围内供给并不充足。不只如此，政策还要求0到3岁托育机构必须设置中级保育员。尽管与幼儿园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开设一家托育机构的难度要高于民办幼儿园。
相比其它学前教育机构，民办托育机构的持续运行还存在一处“暗雷”——内部上升通道不明朗。潘斌曾是好时光连锁幼儿园创始人，在她看来，过去传统的幼儿园员工或许可以通过 “评职称”来获取晋升。但在体量小、层级少的民办托育机构中，如何激励员工成为了一大难题。得到充分培训的员工如果看不到职业发展机遇，很有可能另起炉灶，人员成本与服务质量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自2018年9月国家下发第一批托育机构牌照到今天，中国市场上的托育相关政策的运行还不到一年。虽然有着较高的进入壁垒和发展难度，但托育产业已不乏大量试水者。总体来看，商场上的角逐斗争依然处于早期阶段。
据潘斌预测，政策标准接下来有可能依据实践效果而有所调整，托育行业也可能经历一段较长的探索期。在此过程中，守住合规与教育的底线，找到适合中国托育服务需求的商业模式，会是托育机构未来发展中主要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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