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近日在基石资本年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经济这几年，也许包括未来几年，基本都处于一个突围状态。为什么要突围？因为两股力量困住了中国，一是全球格局正发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正当其中；二是我们自己多年来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国内经济的一些变化，也把我们围住了。他认为，能不能完成这次突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晋升到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同时也对全球经济走向产生一些外延式的影响。

如何突围？第一步，还是得靠改革。第二个是“应对的突围”，不能因为特朗普在自己国内压力下的收缩就跟着收缩，要继续坚持开放。第三个突围是创新突围。

突围能否成功，“取决于我们的抉择——政府怎么做，企业怎么做，还有高校怎么做。如果做得对，是一个结果，如果做得不对，是另外一个结果。”

他认为中国突围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观察中国经济，观察我们国人，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文化心理上的特点，就是形势差的时候我们的表现比较好，甚至是形势越差，表现越好。”

在提到中美贸易冲突时，他提到全球化的到来，一方面让人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形成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市场，但同时，也让富国、穷国国内矛盾积累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收入差别的分化在发达国家很醒目，在发展中国家也醒目，这也是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的民意基础。

但他表示，尽管特朗普有选民基础，但在这个世界，没有哪个总统能把国民经济拉到国界线以内了。开放是改变不了的，对中国来说，要以更大的开放应对贸易战。而且，他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未必是个坏事，因为一批中国公司被“打成了“跨国公司，很多公司都在贸易冲突加快了全球布局。

实际上，早在2017年，中美贸易冲突尚未以这种激烈的形式爆发之前，周其仁已经在他的作品《突围集》（中信出版社出版）中提到了经济局势的变化与中国经济的突围，尤其是在如何实现经济突围上，他从内需、产业升级、城市化等角度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建议。

下文节选自《突围集》，供读者参考。

 

如何实现经济突围

总体看，中国经济要更多依靠内需，要在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让内需在引导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实现这样的转型，就要落实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这样体量的大经济，将更多依靠内需来支持增长。

这个判断没有太大分歧，但内需恐怕不会很快顶上来。2012 年，工业在中国 GDP 总额中还占 47%，庞大的中国制造本来一直为全球需求而生，靠现存内需消化不了。至于潜在的内需，非有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的改革不可，也不是说释放就能释放出来的。过去讲了这么多年，内需还是难挑大梁，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板块占国民收入比重还是偏低。这个症结不解决，我国内需就只能是潜在的。

说城镇化是最大内需，这话听来不错，因为中国城镇化指数毕竟刚过 50％，且真正的市民人口比例更低。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行政主导的城镇化大跃进”并不可靠，因为关键体制未改，包括行政主导投资、画地为牢的资源配置、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还有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倘若没有扎实的改革推进，“城镇化”中的无效资源配置，恐怕不等把城镇化率提升到应有水准，经济、社会、政治就吃不消了。

要释放改革红利，总有个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今天种树，要过几年才可能结果。这就是现在的困局：过去的高增长已没有条件持续，但转型艰难，即使认识一致、措施对头，真正生效也需要时间。

在现实约束下，千难万难，再难也要坚持开放。首先要看到全球化遇挫，但开放还有潜力。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平均增长率下降，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所占份额增加。中国早期开放不能不以发达国家为目标市场，因为那里的购买力不但高，而且是现成的，商业通道、基础设施、信用与金融服务也都是现成的，中国只需埋头做世界工厂、世界车间，不愁产品没销路。

但恰恰由于中国和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走开放之路，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2000 年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3.7%，现在占 11.5% ；新兴市场国家从占 15.4% 升到 29.7% ；G7（七国集团）国家则从占 65.4% 降为 47.3%。全球“蛋糕”的板块已经变化了。

当然不少发展中国家缺乏现成购买力，不过像当年中国一样，潜在购买力是有的。当下的现实制约是基础设施不完备、生产性服务跟不上来，但持续开放，潜在需求有机会转为现实需求。中国应当对此积极反应。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占全球的比重，从2000年的6.3% 到2011 年的 17.4%，2012 年应该是 19%。但中国工业能力与市场开拓能力不匹配。一方面制造能力强，人力资源充沛、肯干并愿意学习，加上进口设备，建设大工厂、形成新产能易如反掌，但比较而言，在全球市场开拓的能力弱，于是主要靠发达国家订单过日子。一旦高海平面起波浪，我们这里就产能过剩。其实除了发达经济体，到印度、俄罗斯商场里看，中国货还不够多。

我在新疆考察向西开放时，看到当地几家民营企业，到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修变电站、建输电网络，主动参与当地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当年中国还不是一样这么起来的？还不是利用开放，补上多年短板如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按这个思路倒过去，也是可行的。那就是凭中国积累外汇、投资和生产服务能力，以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到他国修电站，设备大多是中国的。修高速公路，水泥、沥青、钢材、设备也是中国制造。所以，研究当年外国资本怎么进入中国的，从中学习现在中国经济怎么走出去，应该挺对路。

当然这也有风险。越南、缅甸都有中国企业去，不单卖产品，且借钱给他们买中国产品、出资修路、修其他基础设施。这将带动贸易，带动国内产能的消化。这是一个发力方向，是中国经济开放的升级版。如果向西、向中、向南看，伊斯兰世界十几亿人口，有独特的文化要求；新疆往西有大片资源，有潜在购买力；东盟也有发展机会。

第二个发力方向是产业升级。现在有舆论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没了，所以不行了；人工工资涨了，所以不行了。这是流行之见。但现实还有另一面，即中国 2015 年人均GDP 8000 美元，虽然比刚刚开放时大大拉近了与高海平面的落差，但跟发达国家比，人均收入依然有多倍之差，怎么说没戏就没戏了？

荷兰人均GDP 5 万美元，却是世界三大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之一。其中仅花卉一项，就占全球出口额一半以上。荷兰人的收入那么高，当然工资成本也高，为什么农产品还有出口竞争力？要明白，比较优势不是由工资的绝对水平决定的，还要比生产率，比产品种类、材料、工艺、流程、品质、商业模式等，背后是教育、培训、人的综合素质提升。在经济逻辑上，只要生产率进步快于工资增长，依然有优势，依然有机会。

所以，不能靠惯性想问题，不能到今天还只能习惯请拿一两千元工资的工人，才能在市场立足。经济增长终究要落到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因此比较优势一定要起变化，但决定性的可不是工资绝对水平，而是生产率的提高率。

最近我给企业家朋友介绍“Mr.Swatch”（尼古拉斯·哈耶克）的故事，背景是当年日本、中国香港等后来居上，用低成本石英表和电子表一度把瑞士精密制表业逼到墙角。当时瑞士人工比日本贵，瑞士企业家尼古拉斯·哈耶克挺身而出，投身革新制表业，把功能产品与时尚结合，由创新带起的生产率提升让瑞士精密制造经受住考验。到今天，瑞士制表也没有搬到低成本国家，还在全球占一席之地。这个故事说明，绝不是成本线向上推，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能做到产品升级和产业升级，就大有可为。

第三，集聚和集中。城市化的内涵是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布局，是人口与经济资源的“集聚和集中”。全球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一半多点，但城市占地只占地球表面极少一点地方，总趋势是，在越来越少的国土面积上集聚更多人口和产出更大经济总量。美国将近 80% 的城市化率，城市占地仅占美国国土的 3%，其中纽约人口占全国的 7.5%，GDP 占 10.1%，占地面积呢？曼哈顿不到 60 平方公里（加上水面也不过 87.5 平方公里），纽约市五区总共也不足 800 平方公里。日本三大都市圈，差不多集中了 70% 的总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占地多少？大东京都市圈 1.3 万平方公里，比我们的北京市还小。

中国允许人口流动之后，集聚与集中的趋势已经有所表现，这里面蕴含着巨大机会。不过我们这里的集聚和集中水平还比较初级，突出表现是密度尚有余地，即单位国土面积上的经济产出量还不高，说明大有潜力。问题是，要充分释放集聚潜力，现行体制远不适应。深改推进之后，以集聚和集中为内涵的城市化—不再是行政分割摊大饼的“城镇化”—将带动更持久的投资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