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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石一瑛
绕场一周的谢场仪式还没有结束，刘国博就迫不及待地拉上大连一方的国字号队友，让摄影师帮忙按下了快门——工人体育场，中超联赛，国安生涯的主场首秀，这个19岁的北京男孩自然不想遗漏掉这样的仪式感。
从担当球童与国安名将合影，到穿上球衣开启职业生涯，他的兴奋与感慨溢于言表。
出生于1999年12月27日，效力于北京中赫国安，崇拜皇马球星贝尔，曾在灯市口小学练习田径的刘国博，其实早已体验过京沪的双城生活。两年前，天津全运会U-18男足决赛，在上海队与四川队激烈鏖战时，正是他的替补出场和破门得分，为徐根宝率领的上海男足奠定了加冕桂冠的胜势。
半年之后，怀揣着强烈的回乡意愿，刘国博决定加盟从小就关注的北京中赫国安。在经过菜鸟赛季的沉淀与磨练后，他也得以在2018年11月11日御林军与河北华夏幸福的中超联赛中，以18岁10个月零15天的年龄，创造了队史第二年轻的出场纪录。
借助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辅助，怀揣天赋的刘国博一直在家庭的理智推动下，向着自己的足球梦想坚定前行。当然，与当下多数足球少年的成长之路无异，他与足球的情投意合，还是起源于青训俱乐部的培养。
2018年7月，中国足协在官方网站公示了《中国足球协会关于认定全国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公示的通知》，来自全国各地的156家青训俱乐部或公司机构，得到了来自中国足球最高管理机构的认证。
在这其中，将刘国博领上足球之路的北京国奥越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同样榜上有名。
这家创立于1997年、以奥体中心为根据地的青训俱乐部，已经在过往十多年为国内培养了11.5320人次的足球人口。每个周末，这里的教练都能在训练场迎来600多个热爱足球的孩子。2017年，国奥越野还与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签订了青训合作协议。
身为国奥越野俱乐部的总经理，习惯对琐事亲力亲为的蔡伟，总是忙碌于各个训练场之间。在任何可以抓住的间隙，他都会对那些孩子叮嘱一番。从周中每1.5小时120元的强化班，到周末每2小时120元的兴趣班，只要不是无法应对的雾霾天气，蔡伟与各个教练都会在奥体中心的训练场等待孩子们的到来。
其实相较于利润空间微薄的社会培训，国奥越野与中小学的合作项目，才是他们的生存之本。
相较于过往为数不多的协议联手，伴随着近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颁布以及校园足球受到重视，目前的国奥越野俱乐部，已经在北京的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都设立了培训分部——包括回民幼儿园、西中街小学、光明幼儿园和宣武回民小学等等。
多年以前，蔡伟与刘国博的父亲刘劲松结识，后者做生意、喜欢足球，便把耳濡目染的儿子带到了国奥越野俱乐部。
在谈到儿子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时，刘劲松曾经如是告诉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关于是不是让刘国博继续足球生涯，家里还开过一个规模不小的研讨会，亲戚们几乎都不赞成，觉得中国足球那么臭，就别再让孩子学坏了。但是在征求过儿子的意见后，我对亲属们说，你们的反对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就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当然，从北京到上海，从国奥越野到中赫国安，刘国博和父亲无疑成为了残酷足球之路上的幸运者。
十多年以来，蔡伟结识过无以计数的家长，相比于志向远大的梦想，更多人只是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抑或在学业不重时锻炼一下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暑期出现的夏令营和青训营，无疑更能博得家长们的目光。
过去几年，当国奥越野还在为教练团队增加着零星外教时，一些享誉全球的欧洲豪门，已然把挂牌合作的足球学校直接搬到了中国。
从拜仁慕尼黑在深圳、青岛和山西先后扎根，阿森纳足球学校登陆上海和泸州，到青岛、海口巴萨足球学校和富力切尔西足球学校正式成立，欧洲豪门对于中国市场的觊觎显露无遗。
但事实上，除了名宿出席揭幕仪式、高层职位必定外教、以及豪门品牌的营销活动，足球学校的运营终究需要所在地企业的合作，这样一来，也依然会以本地属性作为主导——或许只有微薄的外教比例和游学活动，可以证明这些机构的豪门属性。
或许，相比于在校园和草根足球层面与国内俱乐部竞争，豪门足校不如在寒暑假举办更多的短期、集中型青训营，以此传递自己的理念，并且获得更好的口碑。
在2015年2月27日由中央全面深改小组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关于“改革推进校园足球发展”的内容有：“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深化学校体育改革、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增强家长、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足球世界，诸如刘国博这样的成功案例，只是无数足球梦想中的千分或万分之一。
天赋、品质、机遇、教练、俱乐部乃至运气，都会影响一个足球少年的成长。相比于校园和职业齐头并进、多个体系互相弥补且最大限度保留人才的日本青少年模式，中国足球的草根和青少年足球，还在为多年以来的缺失和遗漏还账。
2017年9月，在杭州绿城执教过的主教练冈田武史，曾经来到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进行演讲。在发言过程中，他列举了一组青少年注册人口的对比数据：目前，日本足协的青少年球员注册人数达到752966人，球队多达2万支，但至少在2016年，中国足协的注册数据却只有42153人，与东亚邻居相距甚远。
在中国足球的草根体系和氛围中，关于足球的选择，似乎从来都是一种赌博。
不在一线城市，不直接隶属中超球会，更不在中国足协认证的青训机构名单，成立仅有4年、拥有10名教练的重庆卓立足球俱乐部，正在中国足球的改革浪潮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从北京的体育院校毕业后，目前在卓立俱乐部出任教练的小龙，已经习惯了在训练日来到和济小学的操场。一般情况下，他会在上午十点半、下午两点和傍晚五点，负责三堂足球课或校队训练，如果有需要加练的小队员，他还会稍微加班半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放工。
过去几年，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局和中国足协颁布的政策扶持下，校园足球和草根青训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具体到卓立俱乐部与和济小学的合作项目，这里的小学员就增加了100多人。
作为一名扎根于校园的基层教练，除了为队员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善感到欣慰，小龙还必须要在家长的联系群中，应对无法避免的足球与学业的冲突。去年下半年，由于城区学校延时加课、放学时间拖后，以小龙为首的教练们，不得不面对着训练时间缩短一半的局面。而后，原本希望弥补训练时间的规划，又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
就算中国足球的金元时代气宇轩昂，舆论浪潮从未停歇，但至少在青少年和校园层面，中国足球还无法与“青春、梦想”划上等号。换言之，无论是足球抑或体育的意义，依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在国内的社会层面生根发言。
小龙说：“其实，大部分家长都会把文化成绩放在不可动摇的位置，只要在二三级孩子的学习压力开始增大，他们就不会让孩子继续踢了；就算是到了五六年级，因为一大半学生都要课外补习，球队在周末的比赛也就无法照应了；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只要是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就肯定是踢足球影响的，自然而然地，他们也就不会支持了。”
在小龙看来，“只有一少部分家长”，是完全支持这项活动的，除了尊重爱好、认同足球的教育价值，他们也希望孩子可以借此成为足球特长生，为升学博得更多的便利条件。至于真正希望孩子走上职业之路的家庭？“应该只有一个吧，那个孩子确实很有天赋。”
在不久前发出的招生简章中，卓立俱乐部特意将“让孩子远离电子游戏”，设定成了吸引家长们目光的口号。而这样的“文字游戏”，其实也是很多大型青训机构的首选秘籍——踢球交朋友，踢球学英语，踢球……
冈田武史曾说：“很多人都告诉过我，中国足球的环境不一样。但在我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足球。”或许，冈田武史终究是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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