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劳动节，菅浩栋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人称“韩三”，窝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县城大街旮旯，虽然眼睛看不见，却一直声名远播。菅浩栋好奇地排上队，交了三十块钱，说出生辰八字。稍事沉吟，平鲁县城最负盛名的瞎子推算出了菅浩栋的基本命运：
家庭普通，父母靠不上；对人好，却感情不顺；技术工种，真正爱好在业余；有双挣钱的手，没有攒钱的兜。
菅浩栋当时就震惊了——瞎子韩三万物可察，每句都击中了青年的心——他生在山西河曲山村，父亲是煤矿工人，家里开着小卖铺；2013年毕业时谈了个女朋友，三个月就离开了他；采矿是实打实的技术活儿，他每次下井要带上百斤的工具；矿工生活累死人，但他很少请假，就是为了那个业余的真正爱好；他一个月挣六千块，在长治是高收入，但一想到那个爱好，就觉得钱永远不够。
韩三掐指一算，菅浩栋28岁以后顺风顺水。
菅浩栋吃了定心丸，稳定情绪，原路乘车，回长治接着上班。菅浩栋不能走，除了下井，他没有其他赚钱的门路。
菅浩栋需要钱。他攒钱是为了拍一部电影。在潞安煤矿挖掘一队，这是个公开的秘密，矿工们觉得，这个刚来的小孩疯了。
二
菅浩栋早就做着不随大流的事情。早在17岁，他在大同市雁北煤校读中专，不愿意按父亲的要求毕业回煤矿，执意报考大同大学。全年级只有两个人敢这么干。对口升学虽然比普通高考容易些，但对中专生来说仍然很难，复习了一段时间，另一个人放弃了，去煤矿上班。菅浩栋坚持着，考前几个月，他收拾书包，回老家河曲中学，跟着高三学生复习。成绩出来，同学们吃惊地发现，来自煤校的中专生考了460多分，接近那年的山西省二本线，顺利被大同大学采矿专科班录取。在雁北煤校历史上，菅浩栋是第一人。
采矿专科班三十多个人，全是男生。菅浩栋没打算做矿工，想在其他方向上寻找机会。他进了学生会，又加入文学社、书法社，因为表现活跃，大二被推选为文学社社长，一当选，他就创办了煤矿学院第一个文学月刊《白桦林》，但令人灰心的是，文学社没有市场，卖力吆喝，有热情的学生也是个位数。当了半年社长，菅浩栋提前辞职了。
不去上课窝在宿舍的日子，菅浩栋守着电脑上网，知道了贾樟柯。后者的经历触动了他。同为山西人，贾樟柯的电影以关注家乡现实而著称。菅浩栋也想拍电影，拍他的家乡。
他想先把自己的故事拍出来。剧情很快写好，取名《追梦人》。他找上学院团委，申请成立电影社团，团委书记不感冒，不置可否。过了一周，菅浩栋又找上门，终于批了。菅浩栋在学校里支了一张桌子，坐在那，招募女主角，坐了几天，一个也没招到，最后只好硬拉了文学社的人。因为上课，剧组只有周末能凑齐，断断续续拍了两个月。平时菅浩栋也不闲着，周一到周五，他扛着DV去校外拍拉面馆，完成了纪录片《兰州拉面人》。菅浩栋把笔记本处理掉，借钱换了台式电脑，继续窝在宿舍，下了剪辑软件，根据网上教程，自己剪片子做后期。
带着这些作品，菅浩栋参加学校文化艺术节的DV大赛。没人看好他。连他自己也觉得，重在参与——学校有传媒学院，自己半路出家，没法跟编导专业的学生比。在此之前，煤矿学院也没人在艺术活动里有过成绩。但历史又被菅浩栋打破了。评选结果出来，《兰州拉面人》拿了一等奖。一名大同电视台的评委说，片子虽然拍得粗糙，但胜在真实，不做作。
事情传回煤矿学院，团委书记改了态度，起身在办公室迎接菅浩栋。团委书记郑重表示，还有什么想法，学院大力支持。菅浩栋趁热打铁，申请举办首映式，公开播放《追梦人》。
团委书记同意了。但是，他提示菅浩栋，搞典礼需要费用。
DV大赛虽然发了一千块奖金，但远不够菅浩栋还债。他不可能自己掏钱。为了首映，他带上剧组，到学校边电脑城拉赞助。跑了几次，没人搭理，其他人不愿再去，菅浩栋不罢休，一个人又跑十几趟，一个月后，有店铺赞助了两千块。菅浩栋印了一千张电影票，每张票上都给店铺打了广告。校园里拉起了海报，时间定在一个下午。大同电视台、《大同晚报》等当地媒体，也确定了出席报道。一千张电影票发完了，学校礼堂也布置好了。一切箭在弦上，首映式当天上午，团委书记想起来，他还没提前看过电影。
菅浩栋第一次遭遇审查。审查结果是，片子不能播。团委书记认为，电影里大学生脏话连篇，爱打扑克，人人抽烟，并且男生在宿舍走来走去时，常常只穿一条内裤，这些有损学院形象，不能公映。
这时距离首映礼只有四个小时。菅浩栋只好草草剪出一个三分钟的片花应付。
大同大学的学生第一次举办电影首映，学校礼堂几乎坐满，领导轮番发表讲话，最后轮到菅浩栋，他强作欢颜，向观众宣布，因时间少，这次首映只播预告片。
回去以后，团委书记说，如果把抽烟、骂人、打扑克以及只穿短裤等不文明镜头删掉，择日再映。菅浩栋觉得，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删掉，剧情不对。但为了给观众一个交代，菅浩栋按要求剪掉了几十分钟，又补拍了新内容，重新剪辑。
删改后的电影终于在学校公映了。片子本来是反映大学生的空虚和迷茫，按团委书记意见修改后，变成了一个励志片，改名《青春无悔》——男主角不抽烟不喝酒，刻苦学习，课外打工，一个月赚六百也要给家里寄五百，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好事儿做尽。
“毫不真实，完全失去了我想表达的东西。”菅浩栋半是兴奋，半是遗憾，两相抵消，他觉得索然无味。
三
菅浩栋的两鬓和后脑勺是一片整齐的青色，头顶却毛发浓密，刘海飘在前面，远看像戴了一顶显小的鸭舌帽。他戴眼镜，下巴刮得干净，嘴唇上留了胡子，藏蓝色牛仔裤，穿着李宁牌运动衫，脚上一双凉鞋，背李宁牌运动包。远看上去，仍是一个大学生模样。
我们在山西第一次见面时，他站在公交站，背着书包，提着一把雨伞。等我时，他在网吧打发时间，看完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以前没看完，这次补上了。
最初，在网上看到贾樟柯时，菅浩栋只把他作为一个励志偶像——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年轻人，执着，奋斗，最终大获成功。直到看了贾樟柯的电影《小武》，菅浩栋被彻底击中。《小武》讲的是山西小镇的迷茫男青年，熟悉的黄土地和方言令菅浩栋感动，他找到了知己，细细翻阅网页，把贾樟柯的履历研究了一遍。“贾樟柯和我一样，都是生在山西的农村，都是理科差文科好，学历都不高，都喜欢拍电影，而且都是自学，不是科班。他拍的《小武》，黄土地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太熟悉了。我们都迷茫过。”
从《小武》、《站台》，到《三峡好人》、《天注定》以及《山河故人》，贾樟柯一直专注于现实题材。菅浩栋也被他的电影风格影响着。从尝试练习拍摄开始，不仅《追梦人》和《兰州拉面人》，菅浩栋拍的影片都是写实题材。贾樟柯喜欢在家乡取景，菅浩栋也爱趁假期回家——仅在老家河曲县，他就拍了两个片子——第一个是《河曲女人》，讲了一个村妇给军人做鞋垫的故事，第二个是《黄河边的牧羊人》，主角是自己的姥爷。
在学校遭遇的电影审查令菅浩栋无奈，但转而又释然——他想到了贾樟柯，后者的电影关注社会现实，也时常因审查而不能公映。他觉得，和贾樟柯一样，自己也做到了真实，所以有些人才会怕。
菅浩栋很喜欢谈论贾樟柯。我们在宾馆看电视，CCTV音乐频道突然播到了任贤齐的《任逍遥》，本来在玩手机的菅浩栋突然扭头，看着我，语气严肃，郑重地说，贾樟柯也拍了电影《任逍遥》，片尾就是用了这首歌。又一次，我们吃晚饭，他正低头扒饭，却突然抬起头，出神地笑着说，贾樟柯的电影啊，都是他自己编剧。
因为对贾樟柯的喜爱，菅浩栋在学校认识了计算机学院的常标。后者在学校办了电影社团，很早也在尝试拍电影，和菅浩栋一样，也喜欢现实题材。在学校里，菅浩栋常去主校区和常标呆在一起，研究电影，讨论贾樟柯的拍摄手法。在这些山西少年眼里，贾樟柯的成功，意味着在黄土地以外，人生还有另一种可能。
趁一个端午节假期，常标到菅浩栋老家拍了一部剧情片，菅浩栋是主演。电影名叫《牢山》，讲了一个离开村子去做矿工的人，想出去闯荡，但命运多舛，最后晚景凄凉。
从那时开始，菅浩栋把心思都花在了电影上。他觉得这辈子就该干这个。聊到那次算命，他总结说：“老天知道你是什么命，出生的时候，你这辈子该干啥就注定了，只是你自己可能不知道。”菅浩栋自己是知道的。
四
迷上拍电影后，菅浩栋一直想知道，真正的剧组到底是怎么拍戏的。2012年，大二暑假，菅浩栋和常标坐上火车，第一次去了北京。临行前，在网上，他们看到一个影视城招聘群众演员，就忙不迭地报了名。临走时，菅浩栋问家里要了一千块钱。
影视城在北京偏僻的郊区。剧组收了每人三百块押金，就把他们带到了宿舍。和想象中不同，宿舍是低矮的临时板房，只有地铺，北京的夏天三十多度，板房里连空调都没有。十几个人住一间屋子，全是社会闲杂人员。菅浩栋觉得，像是进了传销组织。为了学电影，菅浩栋愿意吃苦，但白天拍戏时，他发现剧组也很不正规，就连盒饭也潦草得不行。呆了几天，两人要求退押金，却被告知，必须做满一个月。他们意识到，可能上当了，这是个骗钱的假剧组。
趁着夜里，他们背着包，狼狈地逃了出来。身上的钱不多，维持不了太久，但没学到拍戏，菅浩栋不愿灰溜溜地回大同。焦躁地在北京逗留了几天，菅浩栋联系到一个在制片厂工作的远房亲戚，虽然多年没联系，但为了学戏，他厚起脸皮，请对方帮忙。亲戚介绍他们进了一个真剧组，任务是在片场看管枪支道具。除此之外，还有剧组的宾馆可住，标准间，有空调，菅浩栋觉得，一下子从地狱进了天堂。在片场，他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借一切空闲观察着。呆了二十天，该回大同了，剧组给他们每人五百块酬劳，算是回程路费。
此行菅浩栋除了见识到真剧组，还有一大体会——拍电影非常烧钱。回到大同，他已经读到大三，采矿专科班马上毕业，没过几个月，山西的大小煤矿就来招聘了。菅浩栋想接着拍电影，不想去煤矿做工人。当初他从中专升到大学，就是因为不想挖矿，折腾一圈，更不想走回头路。也在此时，他开始构思下一部电影，一部不被团委书记审查的，反映农村现实的剧情片。
可是拍电影需要钱。除了采矿，菅浩栋想不出其他赚钱办法。起初他犹豫着，迟迟不参加应聘，直到过了春天，招聘的企业越来越少，班里同学已经签了大小煤矿，家里也催得紧，菅浩栋只好妥协。他开始毕业实习，并和位于长治的潞安煤矿签了劳动合同。
2013年夏天，菅浩栋离开大同，第一次到长治。潞安煤矿盘踞在长治远郊，像一头沉默的黑色巨兽。矿井外面刻着四个大字：安全为天。菅浩栋吃饱了饭，换上黑色制服，戴上口罩、安全帽和矿灯，背上器械，坐进缆车，竖直下落，向着地下453米的黑色世界摇晃而去。
五
煤矿无处不在，似乎是菅浩栋生来就躲不过的囚笼。在菅浩栋老家河曲县，也遍布着大小煤矿。他的父亲下井二十多年，半生辛苦，却很早也要求儿子去读中专学采矿——在他们看来，生在山西的小村子，就是该吃下井挖煤的饭碗，天经地义。老家坪山村里，因为挖煤，地势已有下陷，煤挖完了，没有活儿干，村子里年轻人争相外出打工。
如父亲期待的，菅浩栋终于成了煤矿工人。但他不喜欢“工人”这个身份。临毕业前，一个学妹曾和菅浩栋有过一段恋爱，但来煤矿之后一个月，对方提出了分手，理由是父母不同意。除了工人身份，菅浩栋也在意自己的大专学历。他说，在矿上，专科生就是工人，本科生就是干部，永远不一样。
潞安煤矿在郊区王庄，交通闭塞，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刚来工作，有人就在网上建了个“王庄煤矿青年男女交友群”。菅浩栋被拉进群，但他从不发言。下井回来，睡醒了，室友张瑞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手机一直“摇一摇”，终于摇到了一个女朋友，直到谈婚论嫁。但菅浩栋不管这些，自顾自写剧本，跟网上朋友聊电影。他不打算在煤矿和任何女孩发生瓜葛，“我只是来赚钱的，没打算留在这，要是和人好，那不是坑人吗？”下井回来，躺在床上，他喜欢听崔健的歌，《一无所有》、《出走》、《假行僧》。其中，《假行僧》里的一句，正是他的想法：“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他的业余时间用在电影上，有时在群里聊剧本，有时是一个人去网吧，逢假期又去过一次北京，几次大同。无一例外，都是去找拍电影的朋友。他很少去市里，少有的一次，是崔健的《蓝色骨头》上映那天，菅浩栋去了市里电影院，他记得清楚，全场只有三个观众。他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电影。
在矿上，菅浩栋一周三班倒，下井的时间分别是中午12点、下午6点和午夜12点，每次要呆12个小时。有时，他下井前买一点火腿肠和方便面，饿了就吃几口，越快越好，吃慢了，吃进去的煤尘就多。井下的一切是黑色的，煤尘统治世界，相隔一米，两个人只能看见头上的矿灯。下井时，菅浩栋背着几样器械，长的接近五米，短的也有两米，加在一起百十斤重，抗在肩上直打晃，像喝醉酒的人走不了直线。在井下，菅浩栋给矿壁打眼。采矿车往前推进，菅浩栋跟在后面，往墙上凿出两米深的眼，把长矛一样的铁管插进去，砸上铁网，避免矿壁坍塌。
菅浩栋第一次下井是2013年9月，从夜里12点干到第二天中午，他回到宿舍，母亲菅采连打来电话，他张开嘴，攒攒劲，努力说了一句，妈，我好累。菅采连一听就哭了。
菅浩栋连哭的力气也没有，倒头就睡。工作第一个月，有人作业时掉了手指，工作两个月，一起应聘的有人辞职走了。但菅浩栋不能走，为了攒钱，他一直坚持了15个月，经常每个月下井23天以上，在潞安煤矿，这是年轻人里少有的高出勤率。 每个月收入是六千块，菅浩栋都分成两份，三千留给自己花，三千转给母亲保管。
2014年底，他攒下了四万多块钱。那个时刻终于来了。菅浩栋从煤矿请假，离开了长治。
六
在山西省河曲县坪山乡，年轻人都在往外走，菅浩栋却回来了。他给新电影取名《光盲》。电影说了村子里一个盲人的故事，他在外打工多年，回到村子时却发现乡野衰败，土地因煤矿而塌陷，自己的老宅已成危房，无所适从。
故事主角的原型叫菅广顺，六十多岁，年轻时在工地上砸伤了头，成了盲人，只好去太原学按摩，一干就是四十年。但眼盲的菅广顺却是村里少有见到了大世界的人。早年，菅浩栋还小，每到春节，总喜欢去找回家的菅广顺聊几句，从他口里，想象从未见过的远方城市。前几年，菅广顺从太原回了坪山乡。
这个故事在菅浩栋的脑子里盘旋几年了。自从去大同读书，每次回家，他见到的故乡日渐凋零，好像一切都被煤车挖走了。离家的时间越久，回家时，就越像个闯入者。菅浩栋担心，故乡终将消失，他能做的只有把一切拍下来。
剧组一共13个人，除了旧友常标等几个喜欢拍电影的朋友，还有几个编导专业的学生，听说有人自费在山村拍电影，坐上火车就赶过来了。十多个人在河曲县城汇合，坐大巴进了村。为了节约成本，菅浩栋把家里三间房子收拾出来，找出所有被子，十几个人挤在三个大炕上。剧组伙食由母亲菅采连负责，每天早晨六点不到，她就煮饭做菜，一天三顿。
2015年3月，《光盲》正式开机。第一天开拍，菅浩栋在家门口举行开机仪式。菅采连搬出结婚时的嫁妆，上了香，一边鞠躬一边祈祷，祝儿子一切顺利，梦想成真。
离开潞安煤矿，菅浩栋形如自己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一年多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沉浸在紧张和兴奋里。每次试听背景音乐，刚把耳机戴上，他就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像进入另一个世界。拍摄之初，他举起酒杯带着整个剧组喊加油，但心里满是忐忑。开机前一夜，他根本睡不着，担心电影会因各种原因失败——菅广顺是临时演员，又是盲人，如果中途不能坚持，剧情就全黄了；剧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为主，热情的参与可能只是一时兴奋，第一次合作，如果中间闹了矛盾，可能分崩离析；村里条件差，如果拍摄太久，城里来的人能不能一直坚持，也令人担忧。
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都真实存在。除了菅广顺的本色出演，其他角色都是村民临时客串。大部分村民听说要演维权的情节，摆摆手就不接话了。菅浩栋不敢把真实剧情告诉村民，拍到哪，临时演员就找到哪。电影拍到一半，因为没有合适人选，他和父母也上阵了。几个场景都是在自己家里。有人劝诫菅采连，儿子瞎折腾，最后可能是一场空。菅采连嘴上笑呵呵应付，却并不理会他们：“我儿子不赌博不吸毒，想走自己的路，怎么就是一场空了？”
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音乐的使用，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剧组人员常有意见，但没人能说服他。“我不是固执。导演有自己的风格，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会听。”但在片场以外，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他本来不怎么喝茶，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每晚泡上，整个剧组围着喝。
拍摄原计划二十天，但实际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电影就拍到了结局。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盲人生病，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整个村子不知所踪，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
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菅广顺下了面包车，拄着拐杖，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远方。
七
“你相信命运吗？”讲算命故事前，菅浩栋先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直视着我，等待答案。我们当时坐在公交车里，前排乘客听见这个发问，扭过头来，瞥了我们一眼。菅浩栋不理睬这些。
这时，距离他的电影杀青已经三个月。虽然积蓄所剩无几，剧组解散时，菅浩栋仍给每个人发了两百块钱，作为象征性的酬劳。随后他带着素材，先去北京呆了一个月，找朋友协助做后期剪辑。他住进北京褡裢坡的一间地下室，一个月租金六百块。外面春光明媚，地下室里却冷得打哆嗦。后期初步做完，剪出的片子124分钟。朋友大都觉得太长，提议剪到90分钟左右，菅浩栋拒绝了，他认为许多缓慢的长镜头是必要的，“如果是画面来回切换，那么观众只是旁观者，只有我这样的长镜头，才能有代入感。”
菅浩栋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依循着贾樟柯的模式，他决定把《光盲》送往电影节。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光报名费就花了三千多块。其中，国外的电影节有五个：威尼斯、洛迦诺、温哥华、多伦多和釜山。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题材独特：“我拍的是农村纪实题材，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这个题材，此前我知道的，只有娄烨的《推拿》。”
如果真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了奖，他可能得出国，但他还从没有办过护照。2015年6月，半年没上班的菅浩栋回到煤矿，为出国的这个“可能”做准备。
我见到他这天是周末。菅浩栋在煤矿已经呆了四五天，办护照需要的户口手续差最后一个章没盖，但因为煤矿领导不在，手续卡住了。在微信朋友圈里，菅浩栋很郁闷：“想像《天注定》里大海那般拿着猎枪也来一场暴力。”躺在宾馆床上，他刷着微博，等待一个国内电影节公布初选名单。
在菅浩栋报名的九个电影节里，最早公布名单的是中国的“First青年电影节”，官方微博上，主办方贴出的公布时间是6月14日。当天凌晨12点刚过，菅浩栋正和我说着话，突然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微博，随后自嘲：“还没出来。他们说是14号，我还以为过了零点就有。”放下手机他又说，因为风格不合适，评选规则也不太合理，他对国内奖项不报希望。但第二天上午，他仍不时看着微博。过了中午，我们去吃饭，一直话多的他沉默着，不再看手机。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名单一个小时前就出来了，没入选。“他们侧重的确实不是我的类型，”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抖腿，“还是等国外的吧。”
吃完饭，我们坐上公交车，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公交车上，菅浩栋半天不说话，但一开口就跟我分析落选原因：“我的题材有批判性，反映的是农村现状，对政府不好看，所以没戏。”分析到最后，他又重复了几句对国外奖项的期待：“看看国外的吧。”
宿舍里剩下的东西不多了，菅浩栋打开锁住的衣柜，把一台相机拿出来，拆开检查一下，又装好，塞进书包。阳台上还晒着晾了很久的两件衣物，他从晾衣架摘下来，在手上拍打着。迎着阳光，衣物上落下灰尘，他在手上团几下，也塞进了书包。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下井的工作服，全被染成黑色。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包着塑料袋，也是通体黑色。菅浩栋拿起水壶，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动作，告诉我，喝的时候越快越好，不然，嘴里全是煤尘。
临走时，楼层的管理员阿姨特意守在楼梯口，欲言又止，等我们下了半层楼梯，才朝菅浩栋喊了一句：“真走了？”
“走了。”
“不回来了？”好像不放心，管理员追问。
“不回了。”菅浩栋边说边往下走，头也没抬。
走到一楼大厅，一个刚刚拖完地的管理员扶着拖把，指着侧门说，大厅还没干，走侧门出去。菅浩栋却大步流星，只往正门走去。管理员急了，跟上去问：“你怎么回事？别走这边！”
菅浩栋看她一眼，执意在刚拖过的地上踩过去，直奔大门而去：“走这边又怎么了！”
走出楼来，他摇摇头，“一点小事也没完没了，”说完，他又像背电影台词一样，补充了一句：“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我不属于这里。”
菅浩栋经常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突兀在嘈杂的现实。一天下午，我们在矿区走，下了雨，他一边撑伞一边看着天空，脱口而出：“我讨厌下雨，我喜欢太阳，太阳带来光明，以前下井，我看到的黑暗太多了。”有次吃饭，聊到刚来煤矿时，因为干活儿多瘦了一圈，他笑一下，郑重地说：“人的肉体瘦一点不要紧，我觉得，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瘦。”
离开矿区的前一天，我们坐公交车去长治市区办理护照。手续很简单，填写领取方式时，菅浩栋选了“邮寄”，但他拿不准填哪个地址比较好。犹豫了一会儿，他写上了大同——“先寄到朋友那儿，然后再给我 。”
这也许是菅浩栋第一次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感”。多年来，从雁北煤校考到大同大学，从《追梦人》到《光盲》，哪怕是到长治做煤矿工人，菅浩栋都是一步一步朝着一个具体的目标迈进。现在，他最想拍的电影已经结束，事业却似乎刚刚开始。但他并不确定，两周后自己会在哪里。
八
6月16日早晨，菅浩栋背着两个塞满的书包，离开了潞安煤矿。我们在长治汽车站告别，他要先回大同，收拾行李，再去北京。
前一晚深夜，菅浩栋差点临时改变主意去一趟上海——贾樟柯将在那里举行《山河故人》的首映式。他查了火车票，从太原去上海卧铺三百三，“不贵啊。”说完以后，他又否定了自己：“来回车费加住宿花掉上千块，只是看一场电影，又不能和贾樟柯聊几句。”他最终作罢。
瞎子韩三说过，菅浩栋这几年很漂泊，但而立之后就能稳定下来。也许现在是时候了。
北京就意味着电影。贾樟柯当年也是从山西到了北京，才有了今日之名。二十二年前，贾樟柯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现在，菅浩栋也想去北京电影学院——他瞄准了北影的导演进修班，学制一年。虽然学费有点贵，但他打听过，只要有像样的作品，录取把握就比较大。
细细算来，菅浩栋已去过四次北京，每次去都是为了电影。2013年夏天第一次去北京时，菅浩栋曾在一个剧组做群众演员。在那部戏里，他客串过一次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和明星包贝尔有一场对手戏。包贝尔饰演的是一个在农村长大要考北影的孩子，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菅浩栋饰演的保安穿着制服，站了出来，拦在前面，厉声问：“站住！你来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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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特别鸣谢：余乐工作室。他们即将推出纪录片《小人物的大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