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读娱 木见

影视公司2018年的年报，是近些年来最受期待的年报。2018年，这个行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几乎成为全社会对不公正的恼怒、资本恐慌情绪的一个最大的宣泄口。与此同时，因种种行业弊端日积月累引发诸多乱象，政府方对行业的态度趋严，明显加紧了对行业的监管，相关政策针锋相对。这些因素一同将行业从扩张期的残夏，推入了整顿期收缩期的寒冬之中。

此外，一个行业的寒冬期，往往也是它荡冗除垢的重整期。在此期间，面对困局，影视公司将重新审视此前习以为常的经营策略；面向未来，它将整顿业务结构，裁减扩张期的臃肿，再启新途。

近期，华谊、光线、北京文化陆续公布了2018年年报。借此，我们可以越过通稿和新闻发布会的重重修饰，看到的他们在寒冬中更接地气的面貌，以及面向行业新周期，他们正谋划并实践的更质朴的经营策略。

华谊依旧龙头 北京文化步步紧逼

经历了去年至今的一场水逆之后，公司的经营规模也发生了不小波动。

上表显示，华谊依旧是电影内容公司龙头中的龙头，北京文化则以12.1亿的年度营收直追光线。

有意思的是，与我们的预期稍有不符。光线虽一贯以谨慎稳健著称，但其营收、资产的波动却最大。谨慎意味着不愿冒险，而在一些行业里，有时候大胆冒险会被称为有眼光。

还需说明的是，北京文化资产总额之所以能够逆势大幅增长，远超同类公司，主要原因在于预付账款的大幅增加。该项目在2018年新增7.1亿，达到了15.6亿，占比2018年66亿的总资产的10%。此外，它同比增长85%，助增总资产同比上升12.6%。并且，截止2019年一季度，这一款项再度增加2.3亿。

新增部分大多来自对影视项目投入的增加，在行业中，这类资产往往被视为风险资产。2018年至今，北京文化步子迈的又大又急。日后，这项资产是增厚还是减损利润，现在还远未可知。

年报显示，华谊、光线、北京文化三家电影内容公司在行业寒冬中，营收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萎缩。但就净利和扣非净利来看，北京文化的表现一枝独秀。

2018年，华谊实现营收38.9亿，同比下滑1.40%；净利润亏损近11亿，同比下降232%，扣非亏损12亿，同比降幅更是惊人，高达1001%。这也是华谊兄弟自2009年上市以来，净利润首次出现亏损。

2018年，光线实现营收14.9亿，同比下滑19.09%；净利润13.73亿元，同比增加68.47%。然而，扣非却亏损2.84亿元，同比下降161.73%。这是它自2011年上市以来的首次扣非亏损。

导致华谊、光线扣非大幅下滑的元凶俱是“资产减值损失”。其中，华谊减值数额为13.8亿，同比增长393%；光线为7.3亿，同比增长329%。他们的这项损失，大多来自股权并购。

此外，光线出售新丽股权，获利22亿计入投资收益，增厚了营收与净利。除去这一影响后，扣非亏损。

华谊、光线能够全力并购投资其他公司，既有此前数年资本市场为行业提供了充裕的低成本资金的原因，也有出于经营需要的原因。后文将详述。

相比华谊、光线这样的老字号，北京文化则是2013年入市的新手。然而，在行业水逆期，它的表现却更胜一筹，风头竟有压过老店之势。

2018年，北京文化实现营收为12.1亿元，同比下降8.78%；净利为3.26亿元，同比增长4.99%。令人振奋的是，它扣非盈利3.1亿，同比增长3.27%。并且，它的“资产减值损失”仅为4400万。

三家公司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上所表现的不同，源于他们不同的投资策略，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能力圈和资源平台。到这里，三家公司一字排开，展示了国内电影行业经数年沉淀的、最具代表性的三类经营模式。后文详述。

它们最新的财报，是2019年一季报。财报显示，三家公司的经营并未明显改善，优等生北京文化的业绩更是全面转为负增长。

优质内容永远稀缺

不止影视剧，而是全部内容行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来自于人的创造力。因而，围绕在影视公司身旁的创作人群体，构成了这家公司能做什么的能力圈与资源平台。三家公司与影人的合作模式，几近全类别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类合作的主导模式。

影人公司模式：华谊

大型影视内容公司通过投资并购影人开设的公司，与影人达成长期的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双方共同达成的项目开展计划和业绩承诺。

对大型公司来说，绑定影人可以保障此后优质项目的供应，设定业绩承诺也锁定了公司今后的最低收益。只不过，好事若能成双还是好事吗。

2018年，在阴阳合同、缴税不足、人际冲突等突发事件的冲击，以及业绩承诺设立的营收强度超过影人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华谊旗下影人公司表现出力脱难为之象，最终被大幅计提商誉减值。

财报显示：2018年，华谊分别对张国立主导的浙江常升、冯小刚主导的东阳美拉计提商誉减值2.4亿、3亿，总计5.4亿。这笔巨资，极大地减损了当期利润。

此外，如果我们试着看得更远会发现，华谊对实景娱乐投资多年已经到了回报期。在实景娱乐发展趋缓的现今，这些投资经受市场的选择。结果是否圆满，现在还难以评判。

资源加持模式：光线

影视剧制作因成本高昂、收益不确定而风险巨大。面对这一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光线表现得较为谨慎。这使得它在近些年较少主投主控大投资项目，甚至予人退出行业中央舞台之感。

光线财报罗列了它在2018年参与的项目，其中票房过亿的重点项目中，它仅在《悲伤逆流成河》位列第一出品方。影片票房3.6亿，光线与6家非光线系出品方，共得片方分账票房1.22亿。而在票房最高的《唐人街探案2》，光线仅位列第8位出品方。

尽管在大制作中的参与度不高，但光线仍然是国内宣发方面的龙头公司之一。它旗下的猫眼，据有国内网票领域6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影视项目方首选，很多时候是必选的宣发渠道之一。此外，老牌公司多年的行业经验与名声，对不少优质项目方也很有吸引力。

以宣发渠道、光线厂牌参与合作，已成为光线加盟电影项目的主要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它可以有限参与头部项目，赚取宣发等渠道费，取得近乎收取行业税的优越地位。

不过，财报显示，截止2018年，光线在猫眼的持股已由原来的30.11%，稀释为20.03%。并且，猫眼2018年财报显示，净利亏损1.38亿。猫眼还在烧钱不止，影视内容公司尚未走出行业寒冬，它能支持或忍受多久呢。

需要补充的是，光线对动画领域多年来的投资在2018年的回馈有些差强人意。除《昨日晴空》不够理想、《大世界》虽口碑攀高但票房不值一提之外，其投资的动画产业链上的公司竟有90%亏损。

并且，重点动画影片《凤凰》，原本计划2019年上映，却因投资公司倒闭竟至搁浅。

VC模式：北京文化

北京文化的成长史是一部保底史。其知名保底案例有《心花路放》《我不是潘金莲》《战狼2》《二代妖精》，有赚有赔，赚多赔少。因而，它活了下来。

保底的原理是，保底方北京文化买断项目方的影片收益。此后，项目方锁定未来收益，北京文化则将承担几乎全部风险。

北京文化甘于成全别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来的太晚了。在2013年它转型之前，知名影人大多已与实力雄厚的影视公司达成长期合作。对这一局面，即使行业资深人士宋歌的加盟，也难以明显改观。

北京文化冒险前行，过程虽然惊险，结局却美满。至今，它已投中多部爆款影片。个中原因除好运和主事者极有眼光之外，最关键的还是它踏中了时代更迭的节拍。2018年，它投资的《无名之辈》《我不是药神》尤其是大卖的《流浪地球》，皆出自新一代影人之手。这些成功并非偶然。新兴影人更熟悉时代的脾性，其开发的项目更受时下观众的欢迎。

VC一词说的是偏早期的风险投资阶段。在这一阶段，投资人须以足够的眼光和胆气发掘最有潜力同样也充满风险的项目。新影人项目的往往乏人问津，相当于VC阶段的项目。北京文化不缺钱，却缺乏业内资源。在当时情形下，对它不设资历要求也不限购的项目，只有这些VC项目

通过这类合作，北京文化绕过老牌公司的人脉壁垒，新开坦途，终得逆天改命。弯道超车，影视行业同样有。

同时，更应当强调的是，北京文化的大胆投资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多部优秀影片，更以《战狼2》《流浪地球》《我不是药神》等预兆了华语电影的未来。

三个公司、三种模式，几乎囊括影视内容行业投资类型，其他模式不过是这三种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变体。三种模式虽各有千秋，但根源却只有一个——优质项目永远稀缺。因为稀缺，影视公司才会竭力拢入其源头的影人，才会甘冒风险，豪掷巨资投资无名项目。但它也永远不缺。

但是，无论优质项目再怎样稀缺，年度仍会有数部叫好叫座的佳作面市。市场上，缺的只有眼光，优质项目永远不缺。

在这样一个优质项目既稀缺又不缺行业里，上市公司能做什么呢？

上市公司正回到舞台的中央

近年来，因影人公司兴起，以及他们对项目的控制力日渐增强，大型公司似乎有被边缘化和空壳化之嫌。但是，在近期，我们发现，随着行业发展的深化，大型电影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正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另，大型电影公司中，博纳为拟上市公司，万达电影为准上市公司。

影人们虽然对项目潜力具有更好的判断力，但是以他们公司的体量，却难以抵御影片营收失利的风险，而这却是上市公司做的最好的。

华谊财报显示，2018年，由它出品的两部大制作影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云南虫谷》，票房虽均未达预期，但在大卖影片《芳华》《前任3：再见前任》的支持下，它影视娱乐板块的营收依然同比上升8.39% ，毛利则更是同比上升22%。

与此类似的还有北京文化。它的财报显示，即使《英雄本色4》失利，在《倩女幽魂》（电视剧）、《我不是药神》等营收的支持下，2018年它影视业务的毛利仍然大幅盈利，毛利率则高达48%。

试想，如果《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云南虫谷》《英雄本色4》这样体量的影片营收不理想，对偏中小型的影人公司将会是怎样的灾难。

在行业新模式推动下，围绕着上市电影公司，国内已经形成多个研发群体。

华谊财报中说明，与其紧密合作的影人有：冯小刚、张国立、管虎、程耳、田羽生，以及陈国富、徐克等。“冯小刚、张国立、管虎”等人的名号告诉我们，华谊的能力圈就是大半个京圈。这可能是业界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群体。

同时，陈国富与徐克与华谊同样有着紧密合作。

聚集在博纳周围则是香港影人群体。在2000年最初的几年里，博纳是将港片引进内地的主力之一，双方的合作始自那时。如今，香港影人与博纳合作的项目，已经是历年热档常客，甚至开创了军事动作片这一国内稀缺类型片。

北京文化则以VC模式，成为新兴影人的首选合作方。并且，经过一轮轮实践优选之后，将会沉淀为以吴京、郭帆、乌尔善等影人为核心的创作班底。

另外，宁浩创办的坏猴子、徐峥主导的真乐道等影人公司也是重要研发群体。不过，这两家公司仍然会选择大型公司作为他们首选合作方。《我不是药神》即是由坏猴子、北京文化联合出品，《超时空同居》则是由真乐道、光线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