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曾发生过一起离奇的“休战”事件。一位亲历的英军士兵在给母亲的长信中记录了此事，“德国人在他们的壕沟边缘点起了蜡烛，然后走向我们的阵地，祝我们圣诞快乐！他们给我们唱了几首歌，我们举行了一个特别的社交派对。”难以想象，战争中原本势不两立的英德士兵在长时间的接触中居然产生了友谊，他们离开了各自的战壕，互相握手、交换圣诞礼物和亲笔签名，甚至踢起了足球。正是这一类战争中发生的离奇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异质性群体交往的观察。

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在美国四个城镇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当地的白人主流社群与少数族裔（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以及其他一般性少数族裔）的接触与冲突的关系。研究证明，接触和冲突（偏见、歧视、敌意）之间呈现出某种负相关，即跨越群体边界的接触越多，冲突越会减少，群体间关系也可能得到改善，这便是著名的“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尽管有相关研究对该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依然存在一系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并应当引入更多的变量，但接触有助于消解冲突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可靠的主流认知。

可惜的是，今天经媒体所传达出的巴以社会面貌却与接触假说提供的可能图景背道而驰，不禁令人感到担忧和遗憾；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在地中海东岸狭小的地理空间内长时间接触，却似乎始终无法找到和平相处的方法。巴以冲突亦被逐步固化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民族-宗教冲突模型之上。但由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观点所建立起的印象却也可能掩盖了不容易被人们意识到的影响因素和微观事实。

阿布德是一座位于以色列军事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小城，四周山岭环抱，将其掩映在山谷之中。我曾有幸在德国基督教传教士塔玛拉的引荐下在此居住。阿布德距离耶路撒冷30公里，人口约为2300人，全部是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以宗教信仰为区分，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基督徒。成村的年代可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历史上长期信奉东正教，遗留着七大教堂，直至奥斯曼帝国时期逐渐有穆斯林迁民定居，转变为基督徒与穆斯林混居的社区，并形成了今天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五旬节派、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宗派格局。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另各有两大阿拉伯家族集团，每个家族集团各包括了五个家族，随着历史上频繁的家族联姻，如今的教派和家族边界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存在一个家庭之内有三个基督教派成员的现象）。也正是在阿布德，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得到呈现，从而为我们打破刻板的、单一的巴勒斯坦社会印象提供了契机。

塔玛拉所在的教会位于东耶路撒冷的橄榄山地区，尽管作为国际性联合基督教会上帝教会的耶路撒冷分部（Church of God，总部在美国，但耶路撒冷教会的管理又隶属于德国分部），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却是位于西岸地区的阿布德。塔玛拉所带领的团队每周末都会到阿布德组织活动，活动的内容主要是和当地小学的孩子们做游戏，关心他们的日常起居，在暑假的时候活动的周期可延长至4-5天。

早在1962 年，上帝教会便在阿布德开展活动，并创立了本地的上帝教会，建起了自己的教堂。1970 年，美国传教士玛格丽特·盖妮思（Sister Margaret Gaines）创办了阿布德上帝教会学校，成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一所包括1-6年级的小学，随后学校发展出了自己的幼儿园，成为学校新的发展重心，学校共有学生120多名，男女同校，招收不限于本地的巴勒斯坦孩子，且不论正常还是残障（该校是本地首个招收残障儿童的学校）。而学校的运转，包括校舍的修建和师资的薪酬全部依靠国际捐助，具有明显的现代公益性质。

作为对于基督教会善意的反馈，穆斯林社群同样做出了相似的回应，尽管是一所新教五旬节派的教会学校，活动和教学内容带有诸多的基督教色彩，但幼儿园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来自穆斯林家庭，一位本地公办学校的穆斯林教师甚至将自己全部3个孩子都送到这里上学，而不是自己所任教的学校。在她的表述中，这里的教学活动更为有趣，另外学费与公立学校相当，相比其他私立学校便宜很多（不到本地天主教私立学校学费的十分之一）。同时，学校进一步扩建所需的临近的土地隶属于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家族，该家族已经对外宣布，出于对本地教育事业的支持，这块土地只会转卖给这所教会学校，而不会卖给其他任何人。

正是在既有的交往基础和教会组织的依托下，阿布德基督教各派在文化上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比如说三个教派在节期时间上逐渐达成统一（在基督教中，不同教派在复活节和圣诞节时间上存在差异，如今在阿布德则经各教会协商已统一为东正教时间）。同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逐步和解，例如穆斯林家庭与家族对于基督教学校的开放性认识；而在相互过节期间，本地两大宗教的居民会互相邀请对方一同聚会、饮食以及互赠礼物。

在上述的描述中，我们能够直观地观察到突破宗教界限的社会互动，从而挑明了一个必须正视的观念误区：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各大宗教的认知往往趋于同质化和简单化，各个宗教被看作是孤立的整体，但以鲜活的个人或团体组合而成的宗教群体之间本就不存在一条密不透风的边界，乃至对于某一宗教的原生主义认识都将归类于观念建构的产物。

在此观念修正基础之上，我们将迎来一种现代性语境下的讨论。传统的基督教实践已经在主张政教分离的新教改革中脱去了沉重的政治负担，尤其在16世纪马丁·路德的努力以后，人神之间的中介被取缔，进而在主流的社会之内，个体拥有了无需任何政治准入条件，更为个人化的宗教体验，从而也得以与其他事物进行广泛的结合。

进入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时代，基督教的传播开始愈发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和现代治理性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以现代教育普及为抓手，以培养“公民”为目标，建立普遍的世界观。最重要的是，它并不一定发生在一国之内，也不一定由主权政府来实施；而是发生在国际领域，可以由非国家主体完成。

作为阿布德宗教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延伸，耶路撒冷的上帝教会如今形成了一类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欧洲人的教会成员格局，而相似的团体和个人在耶路撒冷并不鲜见，且并不限于基督教会。它们正在身体力行地调整或挑战以主权和领土为核心的国家管理观念，而主张回归到以人为重心的社会空间秩序。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上帝教会以民族国家世界体系为蓝本的组织架构（基于国别的总部与分部安排）本身便内含了一定的政治倾向和治理逻辑，但依然应当欣慰地看到建基于普通人的文化实践也自然而然地不以（领土）控制为初衷，而是（人口）培育，这也恰恰印证了新约时代对旧约时代的超越，从土地（land）到祝福（blessing）。

初夏的阿布德被漫山的橄榄树所遮掩，只有登上山顶才能一睹其全貌，多少的小城故事也隐匿其中，唯有一种名为“玛姬怒娜”的白色野花盛开在村社，其所隐藏与知晓的学问也许比我们全部的观察和想象加起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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