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在东耶路撒冷以及希伯伦等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错综复杂的巷道非常容易让人转向，破旧的墙体和满是涂鸦的墙面令外来者感到不安。2012年，当我最早住进巴勒斯坦人社区的时候，主街上的喧闹与社区内部的紧张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深入街区，不仅担心迷路，更担心身后遭遇突如其来的袭击。在我进驻的第一天，一位大约10岁左右的巴勒斯坦男孩从背后朝我扔来吃剩的苹果，并对我大喊“滚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孩子们投掷石块与高空泼水的行为逐渐减少，但直到我生活了大半年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终结。我常常习惯地回过头对他们微笑，对这些冲动的“袭击者”说：“嘿！是我啊！”

我喜欢和当地的友人坐在阳台或露天的空地上聊天消磨时间，也因此经常会看到飞驰的以色列警车向西岸地区内部行进，车子开得飞快，有时楼房内会飞出石块和杂物掷向警车，但从不会见到车辆停下，他们似乎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每当此时，巴勒斯坦友人就会操着粗鄙的方言嘲笑这些“落荒而逃”的以色列军警，“他们不敢停下来，他们下车会有大麻烦。”

2016年，以色列政府开始在巴勒斯坦人社区设置路标和门牌号，并将其体现在新的身份证件上，而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社区只会被划归在更大范围的地区，例如“东耶路撒冷”、“希伯伦”。显然，这是以色列政府希望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更深入的治理，从广泛的区域落实到具体的个人。

2017年夏天，我所在的街区有人向驻守在路口的以色列军警投掷石块，军警朝着人群发射闪光弹，袭击者迅速地逃回社区。以色列军警通过对讲机叫来了支援，并派了一支士兵小队深入街区进行追捕，同时拦下了一位站在街口的路人询问袭击者的去向，大约一个来小时的寻踪之后，最终无果。这样的事情在占领区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除非袭击者当场被抓，否则以色列军警总会束手无策。

长期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社区的管治一直受到质疑，不论是方式还是效果。在政治军事上，极具优势的以色列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后往往依然只能通过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事实上，以色列政府对于巴勒斯坦社区的了解并非一无所知，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这背后潜藏着更为深刻的治理逻辑。

在过去的10余年间，有一项秘而不宣的军方行动一直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占领区进行着，从来没有媒体进行报道，甚至没有人承认。直到2016年，一家以色列报社无意间透露，这项名为“勘察程序”（mapping procedure）的行动每一天晚上都在发生。

在占领区，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军方士兵会在夜里以调查潜在犯罪或搜查武器的名义随机地进入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勘察房屋、照相并绘制地图，但不会逮捕任何人。一家由退役老兵组成的、名为“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的以色列组织搜集了77份士兵证词揭露这项行动。

“我们需要确保他们（巴勒斯坦人）知道我们随时会来，任何时间。凌晨3点、晚上6点、斋月……为了让他们印象深刻。勘察的时候最好每个人都在家，所以一般是在晚上。”（某士兵证词，有关2004年希伯伦地区的勘察）

 “有那样一张纸，你会对房屋各类的建构进行素描，哪里有窗户，哪里有门，哪里是阁楼。一个真实的对于屋内情况的素描，然后你离开，就是这样。”（某士兵证词，有关2014年希伯伦地区的勘察）

而对于巴勒斯坦居民而言，这是一种必须习惯的痛苦经历。

“晚上11点，我的妻子把我叫醒，告诉我以色列士兵在敲门。我去开门，一名士兵让我叫醒屋内的所有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我跟着他，另一名士兵去搜查房屋。后来，一名士兵搜集我们的身份证还有电话号码。一名长官来了，命令我们站着并手持证件照相，大约半个小时他们走了。18个月以后，士兵又来了，他们拿了个黑板，写上我们的名字，让我们放在胸口照相。”（某当事人的表述，来自以色列人权组织2008年12月公布的材料）

在上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认为以色列勘察所得的信息有助于以色列完善对于巴勒斯坦社区的监控网络，这项随机的、重复的、细致的勘察行动将服务于以色列的占领区控制以及后续可能的军事行动。

一把厨房用的小刀、一个带有装饰的打火机都将被记录在案甚至被收缴，一个睡眼惺忪的孩子也可能与“法塔赫”组织相关联，在众多的士兵证词中，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难以令人理解、甚至很“扯淡”（bullshit）的行为，但很难说这些细碎的生活素材和房屋地图不会对更大的军事战略起到帮助。

不过，更多的材料却揭露出这确是一项“无用”的行动。

“他们（巴勒斯坦人）在夜里站着，每个人手持证件，然后我们拍照。因为如果我们拍到谁扔石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交叉比对，然后直接到达他住的那个房间。这个主意是不错，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做这件事……在第二次勘察行动中，我意识到这跟我们已经进行过的工作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我明白这事很扯淡！”（某士兵证词，有关2014-2015伯利恒地区的勘察）

“这么多年在希伯伦的军事行动中，没有人真的保留了那些勘察纪录。每次新的一队人马到达，搜查上千个房屋，然后把材料全部丢到垃圾桶里。我觉得这很荒唐，毕竟你本可以从勘察中了解到很多信息，特别是如果你保留了这些纪录的话。”（某士兵证词，有关2006年希伯伦地区的勘察）

勘察行动表现出的无用性指引我们去探寻背后的逻辑。大量的材料都证明，不论是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还是对实施勘察行动的以色列士兵而言，这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前者感到恐惧，后者感到恶心。因而勘察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结果，而是过程。

一直以来，对于巴以关系，我一直极为谨慎地使用“殖民”的字眼，并尝试避免套用殖民语境进行观察。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勘察行动最早却必须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大批的英国社会与政治行动者在殖民地进行过大量的勘察工作。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者效仿了英国人的行为，成立了“以色列探索社团”（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目的在于深化对于这片土地的“知晓”（knowing），并生产出一种关于“犹太国家”的知识话语。

一位士兵曾询问自己的长官，勘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彰显主权”，这是来自于犹太长官的回复。勘察是一种服务于殖民主义的分类学，更重要的，其体现出的展演性将强化“有权者”与“无权者”的阶序，从而制造出牢固的殖民身份。

殖民身份由殖民话语所建构，并通过一系列不断建立一类内部他者的具体实践而使殖民者获得权力与权威。在巴以的故事中，不确定的以色列身份需要划定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清晰边界而感知并获得。这一边界不仅需要出现于广泛的、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也需要被刻画在巴勒斯坦人最为私密的家庭空间中。

“他们（巴勒斯坦人）刚刚经历了整整一天的封斋，有时他们会问：我们能吃一点东西吗？我奶奶煮的东西快烧糊了。我们会让奶奶去看一下炉子，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想奶奶正在处理的萝卜和番薯，但是一位士兵会坐在奶奶身边并且看着她。”（某士兵证词，有关2005年希伯伦地区的勘察）

自此，勘察行动背后的逻辑浮现了出来，它作为一种以展演性为核心的治理手段，生产出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等级体系。其一方面在反复告诫巴勒斯坦人应当明确自己所处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在提醒着以色列军事行动者他们所拥有的身份和责任。

以军事为本的占领（驻军与定居点建设），以流动控制为中心的边界管理（检查点与身份证制度），以及以展演为目标的社区治理（入户勘察行动）等技术共同组装为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治理体系；可以说，任何一条单一、结构化的分析路径都无法真实地理解与概括以色列复杂多元的民族国家管理体制，在这样一种体制之内，领土、人口与个体生命的立意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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