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天很晚了，船舱里绝大多数人都在休息，除了他。
他三十出头，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袖格子衬衫。此刻他坐卧不宁，毫无睡意，脑子里昏昏沉沉，不断排练着随后要发生的事情。一想到还有很多风险要冒，他不由得心跳加速。他喝了几口牛奶，依然口干舌燥。他的脸上罩着一层阴云。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了几圈。房间并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套桌椅、一个衣柜，占据了一大半空间。
当上水手已经快三个年头，但他依然像个老实的乡下农民，船员的那些臭毛病他一概没有。他不沾烟酒，不赌博，钱总是省着用，只喜欢在房间玩电脑，上岸也很少去娱乐。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他家里困难。
他拿出一包东西，终于坐了下来。他脸上的阴云更重了。每到极度不安的时候，他脸上就会出现这个表情，像失神一样，肌肉凝滞着，只有眼珠在闪烁游移。
他打开包，里面是一根针头和针管，他小心翼翼把它们组装好，按住活塞推向前，排空了针管里的空气。接着，他回想起以前献血的画面：护士用碘酊在胳膊内侧消毒，然后一针刺进静脉，新鲜的血液便顺着橡胶管流向血袋。
就是这样。他捋起袖子，露出左胳膊，瞄准血管，将针头扎了下去。一阵刺痛从肌肉传来，他抽拉活塞，却没有血液流出。他错过了血管。
他拔出针头，仔细寻找血管所在。一根根凸起的青筋盘踞在胳膊上，那就是静脉。对准了又是一针。这次位置对了，但胳膊紧绷着，针头怎么也扎不进去。
他焦躁起来。这难道是天意？他想，如果第三次还扎不进去，那就算了，放弃。但第三次很顺利，针头斜斜地刺穿皮肤，深入血管。抽动活塞之后，黑红的血液立马填满了针管。
拔出针头，他将一套衣服、一双鞋、一个尚未充气的塑料救生圈、身份证和一部分现金装进准备好的方便袋，带着血液和方便袋，他来到了甲板上。
船已经快进港，四周不再是浓稠的黑，水上有灯船，岸边有稀疏的光。但甲板上空无一人，只有水波与发动机的声音在回荡。在连接左右船舷的通道，他脱下了衬衫。想了一下，他又扯掉了衬衫上的扣子。他将针管里的血滴向在衬衫和地面，再把沾了血迹的上衣扔在甲板上，最后将手机和针管丢进海里。
做完这些，他用绳子将方便袋系在腰上，然后走到船边。他翻过了栏杆。脚下是一片虚空，海浪的声音一波又一波。夜里的大海是黑色的。他跳了下去。
海水并不算冷，但是海浪的阻力很大。他从小在水库游泳，水性很好，他索性把救生圈扔了。他辨不清方向，就朝岸上最近的灯光游去。刚入水，他游得很快很熟练，在船吸发生前就远离了大船。
但是，游了很久很久，还没有到岸。远处的灯光还是那么远，像海市蜃楼，怎么都无法靠近。他的身体越来越沉，他好像逐渐忘记怎么游泳了，四肢僵硬无力，开始不听使唤。他想，死就死了，听天由命吧。这口气一放松，人就沉了下去。
黑色的海水油一样向他浸了过来。肺里的空气越来越少，意识开始模糊，但是眼前却亮了起来。妻子、孩子和父亲的脸一张接一张地闪现，他们怎么办？他忍不住张口大叫。大口大口的海水灌进了嘴里，一切快结束了。但他突然清醒了，他使劲拨动四肢，又浮出水面。
凭借这股气，他又向前游了不知多久。然后，他再一次筋疲力尽，沉了下去。这回是真的死定了，他想。然而，再一次，他在最后时刻迸发出气力，又浮了上来。
大约三个小时后，脚下总算踩到了硬东西。陆地到了。他用尽最后一点劲力爬上岸，瘫倒在地。他躺在深夜的海岸上，一动不动，就像一具死尸。
2
2011年8月28日凌晨2点19分，上海水上公安局接到报警，“海丰东京号”货轮上一名水手失踪，同时在船上发现血衣。警方不久后到达现场。
“海丰东京号”稳稳地停泊在外高桥四期码头。它建成于2002年，归属于新海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国籍巴拿马，长度接近150米，总载重吨位超过1.2万吨，航线是中国到日本，往返一次大约一周。8月24日17点，从日本丰桥港满载出发时，船上的船员加实习生，原本一共是20人，现在少了1个。
发现血衣的右舷甲板，四周有多处血迹，从货舱间的走道，一直延伸到栏杆上。血衣在走道的角落里，盖着一根铁棍。铁棍长1.4米，直径0.35米，也是血迹斑斑。离它们不远，走廊深处遗落有一只运动鞋，深棕色，右脚的。左脚的找不到了。鞋子上也有血迹。此外，船舷外侧挂有松紧螺杆，通常它是固定在舱盖上的。
失踪的水手名叫张永强，1979年出生，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人。张永强是家中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因为有牛皮癣，他天热也经常穿长袖，而且不能吃海鲜。他的右手第四根手指只有最后一节。
船员们说，张永强为人很好，性格随和，和大家相处融洽。没谁和他不好，但也没谁和他特别好。
“海丰东京号”从日本出发，8月27日0时许，在长江口二号锚地东侧抛锚，等待码头空位。27日白天，张永强在驾驶台值班，他先是在甲板上干活，随后去餐厅吃饭。傍晚的时候，他在一位实习生的房间看电脑上的小品节目，被逗得直乐。当时很多人都在场。
每个人都说，张永强那天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只有船长想起来，一个月前，他在驾驶室里遇见张永强，看见他气色不好，人也很消瘦，不停在叹气，便问他有什么事，张永强笑笑，没说什么。
19时许，货轮起锚，沿南槽航道，缓缓驶进上海港，一路有灯船指引。
23点45分，船眼看靠近码头。驾驶室除了值班的三副和一名水手外，还有船长和码头引航员。零点将会换班，三副按老规矩，用座机分别打给两位船员。无论是否接听，最多三声铃响后，电话都会挂断。二副很快来接班，但是他搭档的张永强却迟迟没有到岗。二副再次拨打张永强房间的电话，无人接听。
0点15分，二副通过广播告知全体船员，“前后准备，船头船尾带拖轮”，意思是船要停泊码头了，大家做好准备。但张永强还未出现。5分钟后，船长察觉不对，让二副去张永强房间找找。
船体建筑靠近船尾，共六层，驾驶室在第五层，其下四层是生活区。张永强住在第一层，那里一共有7个人，都是低级别海员。张永强的房间是SAILOR(E)，楼梯口左手第一间，门上贴着红色的福字。
门没锁，二副进去了。正对面一扇窗，窗下是桌子，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座机、一盒插着吸管的牛奶，以及别的杂物。门的左侧是床，被子卷着，枕头在后背的位置。门右侧是洗手间，一眼能看全，里外都没人。二副没关房门，急匆匆离开了。
刚才很多人听到“前后准备”的广播，这时正从各自房间出来。二副看到了大厨，便说张永强没了，赶紧去菜库和冰库找找。大厨找了一圈，没有发现。二副拨打张永强的两个手机号，一个关机，一个无法接通。在对讲机里，他很肯定地告诉船长：“张永强不见了。”
凌晨1点左右，“海丰东京号”完全停靠码头。大副用广播告知全体船员：“张永强不见了，大家都起来找一下。”
大厨第二次去找张永强，也到了SAILOR(E)房间，发现电脑是开着的，正在放片，被按了暂停。他猜测这说明张永强没睡觉就不见了。因为按照作息规律，张永强吃过晚饭，会回房间睡觉，22点左右起床，醒来看片子，之后去接班。
大管轮、二管轮、三管轮，以及一名实习生，一起沿船左舷往船头方向寻找。在经过2号舱与3号舱中间过道的时候，三管轮和二管轮走向右舷。
此时右舷背靠码头，光线暗淡。三管轮走在前面，二管轮拿手电在后。快到右舷时，他们发现甲板上隐约有东西。灯光照去，是灰色的长袖格子衬衫。衬衫被鲜血染红了一片，周围也有大量血迹。他们马上认出，那是张永强的衣服。
3
张永强在岸边醒来的时候，天光已微亮。
他冲了冲身上的泥，从方便袋内拿出干衣服和鞋子换上。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随便找了一家早点铺吃饭，趁机向人打听最近的汽车站怎么走。他坐公交去了汽车站。考虑到有很多同乡在苏州打工，他买了一张去苏州的票，那时是8月28日中午11点。到了苏州，他又买了一张去聊城的票。8月29日早上7点多，张永强到达聊城。
聊城汽车站西边，有一家不用登记身份证的小旅店。张永强就在那里住了下来。旅店很简陋，一间小破房子里挤满了外来打工者。张永强不敢出门，整天在旅店里想，接下来怎么办。他很少这样无所事事地呆着。一周过去了，聊城的小旅店里人来人往，没人关心他是谁，当然也没人知道他是谁。按计划，他本应该去流浪的，但是他舍不得。他想念妻子、孩子和老父亲。他恨不得马上看见他们，但他又生怕事情败露将他们连累。该怎么办？回家还是不回家？他被思念、担忧和恐惧磨成了碎片。
最后，他决定冒险回家。只看一眼，他想，看一眼就够了。
初中毕业后，张永强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在家务农。2002年，经人介绍，他与同镇的胡雯雯结了婚。胡雯雯比他大三岁，腿脚有病。医生诊断说，她一旦怀孕骨盆就会变大，髋关节可能会病变。张永强不介意胡雯雯的病，他觉得两人聊得来更重要。婚后，夫妻俩在镇上开了一家窗帘店，先后生育了一女一男，感情一直很好。可是，如医生所料，胡雯雯的髋关节渐渐不行，一走路就疼，窗帘店无法经营，只好关了门。
胡雯雯需要做手术，做手术需要很多钱。张永强说，一定要给她做手术，自己会想办法赚钱。
2007年，张永强被介绍去韩国打工，但交了2万多块钱后，却一直在等待。过了好一阵子，中介告诉他韩国去不了，让他准备去澳大利亚开挖机。学完挖机，又被告知不去澳大利亚，要去新西兰的屠宰场。几经转折，一年过去了，终于确定是去做海员。
这期间，张永强一家几乎没有收入。胡雯雯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里里外外都要靠张永强。有一年张永强的母亲过生日，但他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看到家里桌子上有20块钱，他便拿走了。胡雯雯发现后，跟他吵架，说那是给孩子打针的钱，不能动。后来，胡雯雯的娘家拿出300块钱给他们救急，但张永强坚决不要，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窘迫。他把家里的600斤麦子卖了，换来400块钱。
结婚后，张永强极少和胡雯雯吵架。那次的事他一直忘不了。他心里堵得难受，又说不出口。他想，我可是个男人啊。
2009年冬天，张永强终于成为了海丰船舶公司的一名水手。那是一条往返中国和日本的航线。上船时，张永强带了三个包，一个棕色的皮革拉杆箱，一个黑色双肩包，一个绿色电脑包，主要行李是衣服。
同年，胡雯雯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术后虽然腿脚还是不好，但至少能够走动，腰也不疼了。为此，家里欠下十余万债务。
第一次出海时，张永强带了三千多块钱，体检、办证用了近两千。在船上，张永强平均一个月工资三千，但他不是正式员工，下了船就没有工资。跑船这几年，最多的时候他一年工作11个月，挣了5万多。他觉得挺知足，有了固定收入，欠的债可以慢慢还。
但意外又来了。
2010年，张永强父亲告诉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小便困难，肢体动作不协调。张永强带父亲去县中医院检查，医生一开始考虑的是前列腺问题，但怎么查都不对。后来，院长亲自坐诊，给出推论，可能是肌萎缩。院长说，如果是这病就非常严重，是不死的癌症，无底洞，赶紧去北京的医院确诊。张永强没钱去北京。
欠外债，父亲患重病，两个孩子也陆续到了入学的年纪，张永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工资收入远远填不上这些黑洞。可是没人能帮他。他每天都在想钱的事。工作时占着脑子还好一点，但休息时，或者晚上，他都不得安宁，他独自咬着牙思来想去，脑子里只有一个字：钱。
在船上，晚上接班前张永强习惯在电脑上看电影解闷。2011年5月，张永强看到一部韩国电影，讲一个海员在工作时发生意外，获得了巨额赔偿。但其实人没死，瞒着家属，四处流浪。看完电影，张永强满脑子都是这个情节。他想，他可以如法炮制，给家人弄一笔钱。
他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随后马上自责，船长和同事对他都不错，这么干太对不起大家和公司。可是，家里的难关又怎么办呢？这个想法不断地回来找他。纠结了三个月，他下定了决心，干。他想，最好假戏真做，让自己真的死掉。
4
张永强只有一个手机，却有两个手机号，一个尾号是6602，另一个是9725，这两个号码轮流在用。往常张永强出海归来，在靠码头前会发短信告知妻子。他们约定好，胡雯雯晚上料理完家务再拨打丈夫电话，接通后便挂断，由张永强打回，这样能节省电话费。
2011年，张永强给家里寄过三次钱，大约二月寄了4千，四五月间寄了6千，六月左右又寄了6千。8月份，张永强的最后一个航次，胡雯雯在电话里听他说，又攒了4千，准备寄回家。
8月27日中午13点，张永强像此前一样，用6602发短信告诉胡雯雯，船回来了。一个小时后，他用这个号码拨打了胡雯雯电话，两人说好晚上细聊。胡雯雯觉得丈夫跟以往没什么区别。
但是当晚22点之后，胡雯雯按照约定拨打6602号码，却被提示“暂时无法接通”。她转而拨打9725，又被提示“对方关机”。在22点30分至23点期间，她再一次拨打6602，电话响起接电铃声。她按约定挂了，但直到入睡，张永强都没有打来。第二天晚上，她继续拨打6602，依旧是“暂时无法接通”。
8月30日中午，胡雯雯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张永强失踪了。两天后，包括她在内一共10名家属从山东来到上海，被海丰船舶公司安排在酒店住宿。她把她知道的情况全告诉了警察。
经过警方检测，衣服的血迹确实属于张永强，但血液的喷溅流向，不像遭遇过搏斗，不符合正常侵害案件。上海水上公安局初步调查认定，在未找到尸源的情况下，案件无法被定性为凶杀案，遂被定为疑似被侵害案，张永强成了失踪人口。
9月11日，胡雯雯要求上“海丰东京号”收拾张永强的物品，但没有得到边防检查站的许可。最终，由船长将张永强的物品收拾好，送到港务局门口交给了她。胡雯雯嚎啕大哭，她想，张永强已经死了，他葬身大海，以后再也见不到面了。
5
养鸡场靠近河边大堤，远离居民区，已经废弃，里面堆满秸秆，平时人迹罕至，天黑后更显阴森。
2011年9月初的一天，天已经黑下来，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养鸡场门口。车门打开，张永强走了下来。他没走正门，绕到侧面，翻墙进了养鸡场。
张永强的父亲正好在养鸡场里。见到儿子，他大吃一惊：“你还活着！”张永强“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面前。
张永强不敢告诉父亲实情，他只说自己在船上遇上海盗，杀了人，现在是个杀人犯，他很怕，“没有退路，也上不了船，只能这样躲起来，你千万别告诉外边我还活着。”父亲说：“活着就好，活着就行，你就在鸡房待着，哪里也别去。”
那个时候，胡雯雯正在上海配合警方调查张永强的“失踪”。几天后，她回到了山东，后来和公司几经谈判，张永强的赔偿金被定为799000元。
从初秋直到深冬，张永强一躲就是四个多月。这期间，他没有离开养鸡场一步，饭由父亲送来，他睡在草堆里，没洗过一次澡。外面的消息也由父亲告诉他，包括近80万的赔偿金终于在张永强“失踪”几个月后交给了胡雯雯。钱到手之前，他们不敢让胡雯雯知道张永强没死。
2012年1月的一天，阳谷县下了一场雨，地上泥泞不堪。张永强熟悉的那个身影一瘸一拐地从门口走了进来。
四个多月里，胡雯雯哭了无数次。最难过的时候，她想，干脆跟丈夫一起去了算了，但两个孩子留住了她。这晚，公公找到她，含含糊糊地说，去养鸡场看看张永强。胡雯雯想，难道尸体找到了？
胡雯雯没想到见到的是活人。她愣住了，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她轻声地叫：“张永强”。丈夫应了一声。她拖着一瘸一拐的腿脚跑上前，抱住他，放声大哭。张永强抱着她也哭了，他百感交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过了大约半小时，胡雯雯止住眼泪，问他，你怎么还活着？张永强说，自己遇到了海盗，“杀了人，根本没法出去，只能这样躲着，今后只能靠船上给的赔偿金生活了。”胡雯雯很犹豫，她觉得既然张永强没死，收人家的钱就不对，应该退回去。可是张永强呵斥她：“你要是说出来，就是把我害了。”最后她同意隐瞒。她牢牢地拉着丈夫的手，始终没松开。
春节后，张永强一家四口从老家搬走，来到聊城。最初，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两间平房。后来平房拆了，他们又搬去另外一个小区。
很多年以前，张永强读书的时候，曾改名换姓办理过一个城镇户口，照片也是别人的。在聊城，他一直用那个假身份生活。
现在，张永强有了钱，也有了时间，终于可以带父亲去看病了。父亲在聊城的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病变在蔓延，父亲的身体还是越来越差，他要带着尿袋才能排尿，慢慢地身体动作出现不协调，总有想摔倒的感觉。颈椎也不行，吞咽、呼吸都困难。聊城的医生想给颈椎动手术，张永强怕风险大，不敢轻易答应。医生便推荐去四川的华西医院看看。
但四川太远了，张永强人生地不熟。他们最终去了济南，找到一个海归的博士看诊。博士说，这不是颈椎的问题，应该去神经内科，又推荐了一个专家。在那里，父亲被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他的各个器官都在萎缩，排尿困难是因为泌尿系统首先出现病变。专家对张永强说，你父亲得了这种病很不幸，现在的医疗技术根本不可能看好，三到五年就撑不住了。
在生命最后的阶段，父亲靠进口药勉强维持，张永强用轮椅推着他去复诊时，疾病已经侵蚀到舌头，无法再吃药。医生又开了输液的方子。
2018年，父亲去世了。
没事的时候，张永强不出门。必须出门，比如陪父亲看病，他就戴上墨镜和帽子。他不敢去找正式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收入时有时无。不认识的人和他谈论过去，他的心砰砰乱跳，赶快编个瞎话，或者岔开话题。真的遇到熟人，就像遇到了瘟神。有一回在聊城，张永强在路上看到一个熟人，他赶紧躲开，同时发现对方也在躲他。他想，是不是对方猜到了实情，怕被他牵连？
那些年，张永强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他觉得脑袋上悬着一把明晃晃的刀。
好几次，胡雯雯劝张永强把钱还给公司。听得烦了，他吼她，怎么还得起？
张永强不是不想还钱。父亲去世后，他与人合伙开了一家颗粒厂，想赚了钱就把赔偿金还上。结果遇上治理环保，颗粒厂还没盈利便被关了门。80万的赔偿金，还债用了10多万，给父亲看病用了20万，开厂赔了20多万，剩下的钱，因为夫妻都无法正常工作，这些年里也花得差不多了。
2018年下半年，张永强接到一个电话，是警察打来的。假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民警告诉他，现在山东在进行双重户口比对，他被发现有双户口，需要去派出所销户。
挂断电话，张永强想，自己被发现了。像当年假死前一样，他又失眠了。深夜的时候，他瞪大眼睛睡不着，心里焦虑。是继续躲藏还是去自首？他想了很久。他还是放心不下家人。
这几年，胡雯雯的身体已经比之前好了些，能做一点缝纫的零活。但每次张永强出门，稍晚回家，她就不停打电话，生怕再也见不到他。决定自首前几天，张永强对胡雯雯特别好，百依百顺，做饭都比平时认真。他把这看作是一种暗示，希望胡雯雯能明白。他不喜欢离别，离别太让人心痛。以往出海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人走，从不要人送。
当年11月26日下午，张永强和谁也没说，回到了老家，直奔派出所。民警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来自首，交代我2011年假装‘出事’，骗取海丰公司赔偿金的事。”
6
2019年4月15日，张永强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他面色哀愁，头上有很多白发，双手带着手铐，身穿麻色上衣，外套看守所的蓝马甲，在铁栏对面安静地坐着。
他的回答主动而坦诚。说起家人，他哭了。他说他很后悔，东躲西藏的七年里，他每天都很压抑。他从没告诉过家人真正发生了什么，但小儿子隐约猜到了一些。小儿子曾对他说，“爸爸，去自首吧，自首了以后我们什么地方都能去了。”
自首之后，张永强睡了多年以来最安稳的一觉。
胡雯雯告诉警方，在张永强自首前一年，收到的赔偿金已经全部花光，连那张银行卡都找不到了。
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第七监察部检察官丁鹏负责此案的公诉，他说，张永强诈骗案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上，依据刑法规定，刑期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考虑自首与坦白，可能会有减轻的处罚。
上海的办案人员曾建议张永强，可以和船舶公司联系一下，如果对方能出具谅解书，对他的判罚会很有利。但张永强拒绝了，“没脸，不可能，做的事情都对不起人家，还要再求人家。”他也没有请律师，既是因为没钱，也是因为自责，“我请律师干什么，本身做了这种事情，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能判多少判多少。”
山东与上海警方办理交接时，胡雯雯塞给张永强900块钱，但张永强没收。他说：“上海的条件比家里好，我不要钱，你们缺钱。”
交接到上海之后，胡雯雯没有再见过丈夫。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至少要等到开庭时他们才能再见。直到最近，胡雯雯在手机上看到张永强的新闻，才明白根本没有什么海盗，“我都没见过那血衣，我在新闻图片上才看见，我心都……”。她一直在哭。
胡雯雯觉得是她害了丈夫，如果自己是个健全人，也许就不会有这些事了。髋关节手术之后，她很自卑，觉得自己成了残疾人。但张永强从没有嫌弃过她，每次出门，他都牵着她的手。胡雯雯记得，最后分别的时候，张永强说她该长大了。“老天是嫉妒我俩太恩爱，所以才有这么多分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 完——
题图：“海丰东京号”外貌。所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