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的一封读者来信引发了英国人对于纳粹能否简单和德国划等号的热烈讨论。

当地时间6月26日，在访问德国的最后一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参观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70年前，英国军队解放了贝尔森集中营。这里曾囚禁了数万名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吉普赛人。写下《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就在此被迫害致死。

当天《卫报》就此事进行了报道。29日，报社收到上议院议员马修·伊万斯（Matthew Evans）的来信。在信中伊万斯认为《卫报》的报道弱化了德国和纳粹的关系。来信写到：

”‘德国’这个词不见了，英国和盟军作战的对象只剩下‘纳粹’。这样写只是想要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了德国的纳粹党人，但同时也有很多普通的德国人。”

伊万斯认为报道说“女王参观贝尔森-全世界了解纳粹邪恶的地方”将德国和纳粹特意分开了，是对历史认识不准确。

这番言论很快引发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广泛讨论，纷纷给《卫报》写信表达他们的观点。其中大部分读者认为不应该简单的将德国和纳粹划等号。

“那些‘对大屠杀和历史真相耿耿于怀’的人必须认识到纳粹和‘德国人’之间的区别。大屠杀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不能简单地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把纳粹主义和德国人等同起来。数以万计的德国人，包括纳粹反对者、被施以“安乐死”的受害者以及被屠杀的德国犹太人都知道他们和纳粹的区别。其中有很多德国人也死在了贝尔森集中营。伊万斯侮辱了他们的记忆，也严重损害了他口中所说的应该被尊重的历史准确性。”

——   卡普兰（Jane Caplan），牛津大学现代欧洲史名誉教授

“我们知道为什么《卫报》和其他媒体把二战中的暴行与纳粹联系起来而不是和德国联系起来。这是为了区分信奉纳粹主义的德国和追随民主开放的德国。战后的德国积极从二战的阴霾中走出来，并主动反思了自己的纳粹历史。把罪责扣到所有德国人身上是一种狭隘的历史精确主义，想要引起德国人的集体负罪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意识本身就是纳粹妖魔化犹太人所采用的重要手段。因此，《卫报》的说法不是保持‘政治正确性'，而是负责任的表述。”

——提特烈 （Canon Robert Titley），萨瑟克教区牧师

“我可能赞同伊万斯的观点，正是德国的民族主义让我在1944年失去了父亲。然而，从历史角度出发，我更加关注造成了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它不仅仅是德国才有。这种意识形态在每个国家的权力斗争中都有市场，它能找到那些最开始没有认识到它本质的人，或者那些愚蠢到认为能够控制它的人。我认为，将重点放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上不是'政治正确性'，而是将观点从政治上划分的更为清晰。”

——威尔逊（Roger Wilson），西萨塞克斯郡

“在二战前我就认识不少德国人，他们很多人因为与纳粹作战丧生。如果法西斯占领了英国，尊贵的上议院议员先生是否也会舍命抗争？在纳粹上台前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得票率要远高于纳粹党。无怪乎纳粹在向犹太人开刀之前率先捣毁了这些政党，当然，很多冒着生命危险反对纳粹的都是犹太人。对于英国在自己帝国里特别是印度所实施的暴行，尊贵的伊万斯议员是否准备宣布对其负责？将集中营的责任推卸到万千反对纳粹的德国人身上，这是对他们的污蔑。”

——戈德曼（Len Goldman），布莱顿

“《卫报》把贝尔森称为纳粹集中营而不是‘德国’纳粹集中营不是‘政治正确性’的表现。在手段上，大屠杀依靠的是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欧洲上千年以来的反犹太主义为其提供了思想支持。然而，只有纳粹认为德国需要为此做点什么。所以，这些集中营毫无疑问是纳粹的。”

——霍华德 （George Howard），萨里

（译者 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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