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石一瑛
在从珠峰东南坡C3营地到C4 的途中，范波第一次看到了“彩色路标”。
彩色路标，是登山者对于沿途遇难者的称呼。范波看到的这具辨认不出性别的尸体，着装完整，冲顶的背包还在身上，腹部的衣服卷起，高原环境下，露出的皮肤已经蜡化。
回想起一周前看到的场景，范波的记忆依然清晰：“心理还是有种异样的感觉，因为能看到皮肤，而且就挂在我们经过的路绳上。”这具尸体的旁边，是另一具已经被油布包裹起来的遗体。
这是范波今年登顶过程中见过和听说的第四例死亡。从C1到C2营地途中，他看到四个夏尔巴人拖着一具包裹捆绑着、2017年出现的尸体下山。
而在5月18日出发登顶前，他听到了印度人Ravi Thakar在5月17日登顶返程途中去世的消息——Thakar登顶成功后返回了海拔7950米的C4营地，在帐篷中入睡，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他（Thakar）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留着大胡子，一直在笑，和我们聊天的时候非常开朗，”范波和Thakar各自所在的登山队都找了同一家尼泊尔登山公司协助，两人在大本营有过接触，现在他们的交情已经无法延续了。
“其实在高山上，生和死就是一线间。”
印度人Thakar，属于今年第一批正式登顶珠峰之后遇难的人。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大本营里300多名登山者不会预想到，他们之中还有更多人也将永远无法返程。
2019年，尼泊尔旅游局一共发放了381张登山许可证，比去年多了35张。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顶，一直是登山爱好者青睐的路线。
在山的另一边，中国西藏登顶的北坡路线，受到西藏自治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的严格控制——登山者不仅必须有登顶8000米海拔以上山峰的证书，对于登顶计划、向导资质以及天气、保暖、通讯等装备有十分具体的要求。此外，登山季之外的其他时候，登山者被禁止进入大本营区域内。
2019年的这个登山季，包括范波、刘雨瞳在内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南坡，因为尼泊尔旅游局发放登山许可证更加宽松。
他们通过登山队和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联系，向尼泊尔旅游局缴纳1.1万美元的费用，就能换取一张登山许可证。虽然，尼泊尔政府规定，登珠峰的人需要持有一张登顶7000米海拔以上山峰的证书，但实际中，并不会有人具体核查。
相比于北坡30-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范围，取径尼泊尔的费用则有较大弹性空间。
尼泊尔当地登山公司 Nepal Sanctuary Treks的数据显示， 一名珠峰登山者的单次花费在3.5万-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4-41.5万元）之间，最高可以达到10万美元。这笔费用包括：每人 1.1 万美元的登山许可，高原装备7000美元，4000-6000美元的培训费，每人至少5罐氧气罐，每罐550美元等……
登山者们都不太愿意透露此行具体的成本，因为关于登珠峰费用的讨论几乎总是满含嘲讽和恶意。
而且，钱也不能买来一份成功登顶珠峰的证书，只是开启这趟未知、艰苦甚至死亡旅程的敲门砖。
2016年开始，为了准备登珠峰，范波就把自己体能训练的内容从跑步，变成了CrossFit训练。每周4-5次，每次全程两个小时，重点提高心肺功能、力量、柔韧性和灵活性。
他的队友、今年第一次登珠峰的刘雨曈，是健身教练出身，自身体能一直不弱，日常也从事皮划艇、潜水等运动。
在报名登珠峰前，两人各自都完成5678（依次攀登海拔5000米、6000米、7000米和8000米高山）的进阶，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攀登珠峰的登山者会完成的流程。
2019年4月11日，范波从西安出发到达加德满都，5月18日正式出发登顶。中间的38天，队友们主要都在大本营进行训练、拉练、休息和适应。期间，范波还因双眼视网膜表层出血，返回加德满都治疗。
从5月10日开始，范波所在的登山队就在大本营里，他们时刻关注着瑞士一家天气公司提供的登顶天气预报，以此来确定登顶窗口期。
5月3日从印度东部登陆北印度洋的热带气旋“法尼”，是此次登顶窗口期的重要因素，因为它，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山脉的天气状况十分不稳定。原本可以长达5天至一周的登顶窗口期，今年则被压缩到只有两三天，且具体时间未定。
最早的窗口期出现在5月16日，也就是第一个逝者Ravi Thakar选择登顶的日子。但范波所在的团队选择了继续等待——天气情况依然不够理想，且上山的道路还没有人走过，脚印都没有踩出来，风险太大。
到了5月18日，范波终于和超过200多人的大部队一起，从大本营出发，想在天气最好的22日登顶。大部队选择在同一天登顶就带来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拥堵。
从EBC徒步开始，拥堵就出现了，C1到C2、洛子壁、阳台，这些路段一直蔓延到山顶。范波堵在队伍里，无事可做，进度不同的队友们四散在队伍各处，身边只有他的夏尔巴向导扎西。 他还得时刻保持精神集中，以防有人在此时“加塞儿”。
堵车最严重的地方，还是在希拉里台阶——在接近珠峰峰顶、海拔8790米处，这是一截12米长、近乎垂直的岩石山壁，是从东南侧登顶的路线中，希拉里台阶是最后一个挑战。而这里的命名，则源自1953年首位登顶珠峰成功并因此封爵的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
尼泊尔人Nirmal Purja拍摄的照片引爆了网络讨论，照片上是身着各色登山服的登山者，在仅能容许一人通过的道路上堵得严严实实，长队从山顶一直顺着陡峭的希拉里台阶，蔓延到画面之外，仿佛一辆满载着人的过山车下急速俯冲时被周围的冰天雪地冻住。
范波觉得自己或许也在这条队伍里。因为5月22日早上5点，他就在南峰路段被堵住了。
斜坡上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道路此时要运送上山和下山的两路人，斜坡的另一边显然就是悬崖。上行的人必须牢牢把住绳索，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堵了两个半小时后，范波终于在早上7点35分登顶。
回忆起来，范波说：“抬头往上看看，都是人，往下看，则还不断有人加入，大家在攀登前就知道一定会堵，但不知道会堵成这个样子。”
这种漫长的停滞和等待，在8000米的高度上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攀登珠峰带给人体的感觉，绝不是蹦极和飙车那种血脉偾张、近乎合法吸毒的快感。它的痛苦是递进、持久且强烈的。
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度，人的任何动作、位移、活动，都比在海平面时艰难十倍，体力会快速流失，还要承受冻伤、摔伤、肺积水发生的风险，同时精神也在与持续的疲惫、涣散和麻木对抗。
刘雨曈在希拉里台阶处一块避风的石头下，出现了高山幻觉——当时，登顶全程相伴的寒冷、疲劳和饥饿，瞬间消失了。坐在台阶上休息时，她感觉四周阳光充沛，似乎可以闭目养神。好在，夏尔巴向导及时打了她一下，让她清醒了过来。
在范波登顶的1个半小时之后，5月22日上午9点左右，刘雨曈也成功登顶。
“完全没有登顶的兴奋，”她和其他登顶者一样，激动都是后知后觉的，“当时又冷又饿又累，已经被折磨得没什么感觉了。”
下山的时候，刘雨曈迎面遇上了资深登山爱好者、美国人唐纳德·卡什。54岁的卡什此前已经完成了六个大洲最高峰的攀登。
此前，在攀登北美第一高峰麦金利山时，他因为冻伤，失去了三根手指和两根脚趾。卡什把切除下来的三根紫色的手指串成了项链，戴在脖子上，来到了珠峰——他挑战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
但刘雨曈看到的卡什，眼神已经发直，反常地没有带雪镜，在快接近峰顶的时候竟然开始摘手套，在狭窄的道路上放肆地伸展四肢。身边的夏尔巴对刘雨曈说，这个人可能出问题。
事实也是如此，卡什最终完成了登顶，但在下山途中昏倒，再也没有起来。
隐形的死神就这样与每个攀登途中的登山者正面相遇，或者擦肩而过。包括范波、刘雨瞳在内的这些登山者，亲历了近几年来珠峰登顶过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截止2019年5月31日，已有12人在今年登顶珠峰的过程中丧生，包括4月20日在大本营附近坠亡的美国登山者克里斯·戴利。除了2014和2015年，珠峰雪崩造成过更大规模的伤亡，2019年成为1996年后死亡案例最多的一年。
随探险队登顶珠峰幸存者、美国记者乔恩·克拉考尔，曾将1996年的珠峰惨案写成了一本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那一年，珠峰登顶15人死亡，包括5月9-11日期间，就有9人丧生。
作为6人队伍中幸存的两人之一，克拉考尔在书中写道：“拜访喜马拉雅山脉之前，我从未真正接近过死亡。攀登珠峰之前，我甚至连葬礼都没有参加过。对于我来说，死亡一直都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享有这种无知的权力会被剥夺，只是当它最终来临时，这种冲击被过多的遇难人数放大了。”
每一个攀登珠峰的人，未必读过这本书，但他们做出这一决定时，都做好了直面死亡的准备了，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从C1到C2营地过程中，刘雨曈也遇到了范波见过的四个夏尔巴人和蓝色油布包裹的尸体。
这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感受真正的尸体，“山上看到迎面拖过来的一具尸体，有一种投射，因为我在跟他做相同的事情。”
或许是攀登的劳累会使人知觉麻木，或许提前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登山者会在心中弱化死亡的恐惧，对险象环生的高山保有最好的揣测。
但千里之外、近万米以下的旁观者，却会对高山上人们的经历进行猎奇推测——激增的死亡人数配上“堵车”现场的震撼照片，很容易让人产生因果联想。
范波坚定地说道：“拥堵不是造成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滑坠、高山疾病、氧气耗尽，甚至隐藏病症发作，才是直接原因。”
同时，“限制商业登珠峰”、“登珠峰就是去送死”的观点也夹杂在公众讨论中， 范波此前对类似的声音也耳闻过数次。
珠峰的商业化从诞生开始就争议缠身。早期，登山运动中的传统主义者认为，通过花钱、雇向导登珠峰，是将世界最高峰出卖给有钱的暴发户。
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人艾德蒙·希拉里就曾公开批评珠峰商业化行动：“收取费用护送新手登上峰顶，是对这座山峰的大不敬。”
但随着人类登顶珠峰成功案例越来越多，专业登山运动员已经完成了珠峰挑战，现在，前来挑战的更多是业余爱好者。攀登珠峰商业化已经不可逆转。
带着珠峰商业化选题亲自登珠峰的克拉考尔，在《走进空气稀薄地带》 中写道：“……像我们这样能力有限的梦想者接踵而至。这一现象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但是，究竟谁应该属于珠峰而谁又不应该属于珠峰，这个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并不是说支付重金参加有向导带领的探险队，就表明一个人不适合这座山峰。”
而亲历者范波也说：“不要否定商业登山，而是要去规范，改善乱象。”
在珠峰大本营，各支登山队都有自己的基地。但他们无法独自登顶，必须要找到当地的登山公司协作。当地公司提供营地建设、修路、提供基础设备和补给等工作，还控制着每个登山者必备至少一名的夏尔巴向导资源。
但是，想要更多盈利的公司，有时又会在成本上偷工减料，提供服务水平不到位的夏尔巴向导，或者使用老旧的供氧设备。
每年短暂的登山季是这些公司的业务黄金期。为了争夺客源，公司之间有时会展开价格战，通过低价策略招揽更多客户——不少登山者都观察到，有些登山公司的报价甚至能降低到2-3万美元，对登山者的资质也不会严格考核。
在大本营附近，刘雨曈就曾见到一个外国女登山者，体积有她三倍大，身上看不出一点平时运动训练的痕迹。她很难想象对方是否有足够的技术和体能登顶成功。
“很多人说只要你有钱，你就能爬珠峰，还有人说夏尔巴可以背着、拉着你上珠峰，”刘雨曈说，“有一个印度的女登山者，身边有两个夏尔巴，但她还是体力透支昏迷后滑坠了，再多的人无法去救她。”
从尼泊尔返回西安后，范波才看到了这位名叫Anjali Kulkarni的印度登山者遇险视频。他回忆到，自己曾在“阳台”附近见过她。
回到家后，范波终于向70多岁高龄的父母，“坦白”了自己登珠峰的经历，也正式向家人做出承诺——不再登山了。
“登顶珠峰，了却了我一大心愿，”范波说，“但这是一个高风险行动，我怕给家人和孩子留下遗憾。”
刘雨曈也从珠峰回到了广州，身上还带着此行的痕迹。在大本营的时候，昆布冰川的寒气与登山者始终相伴，不少人都感染上了“昆布咳”。
在断断续续的咳嗽声中，她说，接下来想去挑战难度更大的道拉吉里峰。
不过，她此前的一个想法改变了。
“以前，我想过我可以留在山上与山长眠，”但在登顶珠峰时，她亲眼看到了留在山上的遗体，看到了带着双层手套仍然十指冻得发黑最终截肢的同行者。
刘雨瞳说：“现在，我不想留在山上了，而且我更想活着回来。所以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体能储备，也要更懂得必要情况下及时掉头。”
大多数从珠峰返回的人，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但新来者还是会络绎不绝，开始这场酷刑式的攀登。没有亲历的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个信仰——“因为它就在那儿（Because it’s there!）。”
而写下这句话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在攀登珠峰过程中丧生。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