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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观察】从跨界双城到隔离墙,且看美墨边界的移民政策如何变迁

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美国社会的精英们非常清楚非法移民问题包含着入境与滞留两方面的内容,却始终在强调管控边界线的意义,而对检查内陆腹地的移民工厂缺少兴趣。

当地时间2018年1月2日,墨西哥蒂华纳,美墨边境墙。来源:视觉中国

【“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0日宣布,将从6月10日起,对所有墨西哥输美产品征收5%的关税,直到墨西哥政府能够让非法移民不再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若非法移民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关税将持续提高。关税与移民两类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就这样被生硬地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样的非法移民状况迫使美国在全球市场时代不断地使用让人嗤之以鼻的关税武器?并且肆无忌惮地将责任转嫁到邻国身上?

随着全球流动的普遍发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有关民族国家理性型的假设受到剧烈冲击,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津津乐道一个“无边界世界”(borderless world)的到来,我们看到了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广泛建立。在这一语境下,美墨之间的跨界城市在20世纪迎来了统一与繁荣。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与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利斯曾共同创造出一个被誉为“双子城”(Ambos Nogales,“两个诺加利斯”)的单一跨国社区。有观察者描述过上世纪70年代的诺加利斯,“‘双子城’就在我的眼前……这是一个更为整洁、繁荣、悠闲、双语化、国际化,也更具活力的社会。在清晨的车流中等待过境墨西哥时,我看见川流不息的单日游客,他们涌入南部诺加利斯的古玩店和餐厅;而大量的墨西哥消费者,则涌向北部诺加利斯的各类商店和超市。两侧的过境者都与美国和墨西哥的海关人员谈笑风生。”(美国人类学家兰德尔·麦奎尔的记录)

而在美国的埃尔帕索(El Paso)与墨西哥华雷斯(Ciudad Juárez)之间,类似的以跨界交流为基础的“孪生社区”(twin-cities)同样存在,美墨两侧的居民每日自由地往返,跨越边界展开工作、消费或求医本身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跨界交流从来不会令人们感到意外,这本来就是一种普遍的全球边界现象。

但在2006年,美国国会以国土安全的名义通过了拨款修建美墨之间的隔离墙计划,同时推广高科技的边界管理项目。在此背景下,2011年,“双子城”进一步升级了美墨边界线上的阻拦物,以往邻里间松散的木栏终于变为一道道高耸的钢墙,这一升级过程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修墙”工作便已经逐步展开,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更加具象化。

有趣的是,修墙从不能真正地中断两侧的纽带,在微观层面,毒品走私者依然可以在墙体之间的缝隙间(约为4英寸)传递包裹,亲友们同样在此握手和传递纪念品,乃至分享野餐。而在宏观层面,随着75%的游客量减少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合作的“双子城”变成了危险的诺加利斯,大量废弃的地下通道(包括下水管道)被走私者和偷渡者重新启用,犯罪与暴力激增,而两地的合作消防却因为墙体的修建而变得难度增加。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改变了美墨边界日常跨界流动的图景?

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久已有之,一直就是美国政府所关注的对象,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单纯的安全议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逮捕量从1964年的约3万人猛增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00万人,并基本稳定在这一数字上,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攀升至117万人。但在2008年以后人数却出现大幅下降,不足2006年峰值的三分之一。这并不表明移民到达数量的真实减少,也很难完全归功于修墙计划的有效性,而是美国基于廉价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与利用所带来的统计学结果。

当我们发现美墨边境上分布着大量的联营工厂和私人农场,就能意识到非法移民问题的关键并不是非法入境而在于非法滞留。如何在摇摆的、实用主义的政策引导下,制造和生产非法移民话题从而服务于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才是以国会议员和企业家为代表的美国精英阶层关心的重点。

在经济领域,非法移民不仅提供了可轻易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满足了雇主在成本控制上的现实需求,同时非法性的身份也使得一大笔应当投入于劳工社会保障的费用被节省了下来。例如一部分早期移民、白人社区成员和工厂主通过租借自己合法的社保身份给非法移民用于工作申请和应对检查从而坐享其成,他们得以免交社保金,却获得就业和退休保障,并且不用工作;而当事故或失业发生时,真正在工作的非法移民却不可能通过假的身份获得补偿。自此,非法移民在“非法性”的不断生产中沦为了一类可以被轻易利用,同时也可以被随意抛弃的廉价劳工。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美国社会的精英们非常清楚非法移民问题包含着入境与滞留两方面的内容,却始终在强调管控边界线的意义,而对检查内陆腹地的移民工厂缺少兴趣。

在社会领域,非法移民为美国社会重塑了团结一致的可能性,并将经济话题与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当边界线上的高墙被筑起,边境居民所感知到的并不是国家变得安全,而是我们可能正在遭遇危机,因为现实情况提供的画面是钢墙并不能有效地阻挡非法移民的进入;与修墙行动同时兴起的是边境居民自发的边境巡逻队的出现,人们自愿地投身于阻拦非法移民的“战斗”中。而在内地的城市社区,国家对于非法移民的污名化,制造出恐怖分子深藏于其中的流言,进而将诸多与其无关的社会经济问题扣在他们头上,并施以不同程度的管治,以此突显国家正在不断作为的良好与强大的形象。

于是,为应对一轮轮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以及“9·11”事件以后国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有关边界的讨论不再是“屏障”还是“桥梁”的二元化对比,而是如何在“去边界化”(de-bordering)的努力之下维持“再边界化”(re-bordering)的必要性,反之亦然,其针对的不是领土控制,而是人口流动。

紧接着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为什么要来?如何来到?

对此,我们需要处理一个看似无需讨论的问题:美墨的边界在哪里?

毫无疑问,在地理层面上,美墨边界存在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交界地带,但在跨界流动与移民的视野下,更重要的“美墨边界”是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墨西哥的南部。

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墨西哥人,其主体更有可能来自广大的拉美地区,例如墨西哥以南的危地马拉。因此,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看,被标榜为“国家政策”的移民政策很显然是一个区域性政策乃至全球性政策,而墨西哥被看作是一个过渡地带。

美国可以花费巨资在自身边界线上修墙和推广高新监控技术,同样也可以影响墨西哥在南部边界上的管理。位于墨西哥东南部恰帕斯州(Chiapas)的塔帕丘拉(Tapachula)是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边界地带,早在2014年墨西哥政府便开展了一项“南部边界计划”(Southern Border Program),所针对的主要就是这一区域。

该计划直接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由此可以证实我们对于真实的美墨边界的判断,其目标是强化对移民路线和站点的管控。以“二十一世纪”站点(Siglo XXI)为代表,每年约有15000名中美洲非法移民被逮捕和遣返,侥幸通过的移民会沿这一路线(一条实际的公路)一路北上,直接通往美国。

但墨西哥在南部边界管理上的失效却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本地的苏恰特河(Suchiate)两岸,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官方的检查区域,墨西哥政府采用生物技术、军事管理、经济管控等各类管理手段对过境移民进行检查,但十几米开外的河面上却是成群结队、不计其数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摆渡人”(boatmen)在检察人员的眼皮底下穿越边界,乘船的价格仅为2-4美元。而其背后高额的非法利润吸引着军方部门、移民组织、地方警察、运输公司及各类相关方维护着这一移民流动体系。

尽管“布满孔道”的墨西哥南部边界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形容为“自由区域”(free zones)的边界地带挑战了人们对于当代国家边界的认知,但事实上,在社会文化层面,这样的边界现象却是自然的,不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墨跨界城市还是修墙后的美墨边界都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图景,即边界作为国家主权的分隔线并不能阻碍地方社会的联系,不管合法还是非法。因而不论是墨西哥、危地马拉还是美国,都无意也无力全盘地对边界进行控制,且生硬地一味强化边界管理的后果可能更为可怕。

以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为例,1996年,和平协议签署后的危地马拉并没有迎来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反而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2006年,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签立并实施,在没有明确的替代性经济方案的情况下,危地马拉基础性的、以小农户为单位的玉米生产种植业遭到重创,而在咖啡等传统出口经济行业中,开放的全球市场进一步侵蚀了季节性劳工的工作机会,由此带来的是土地资源的争夺和失地农民的流散。在今天的危地马拉,不到5%的人口控制着全国80%的土地,而剩余95%的人被认为是不再为家园所需要的“一次性”(disposable)人口,紧随而来的可以预见的、结构性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不论是合法身份还是非法身份,大部分中美洲移民需要举债通过墨西哥前往美国,以获取足够的报酬养活在本国的家人,而因高利贷所不断堆积的债务和利息、移民过程中的风险与盘剥以及强化的边境管理所带来的入境可能性降低,使得移民只有承担更为沉重的移民代价、接受更为苛刻的移民待遇才能到达美国,首先是为了偿还债务;而当遭遇拒绝入境或遣返,一个更可能预见到的结果是再次尝试,这也意味更多的债务以及更恶劣的条件,一个可以不断生产出非法移民的循环网络诞生了。

在美墨边界的观察中,范围与范畴不限于美墨两国的移民生产系统浮现了出来,对于流动的筛选而不是阻拦构成了这一系统的核心,不论是隔离墙、南部边界项目等政府的边界工程,还是“摆渡人”、移民债务等地方性实践都包含其中,今天我们所审视的关税政策也许同样如此。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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