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我们的隐私似乎越来越得不到保护，对于为此表示担忧的人来说，最恼人的一点莫过于人们言行不一。他们嘴上说着自己多么在意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实际的行动却大相径庭。这种言行之间的矛盾——即“隐私悖论”，对于那种习惯面对任何协议都直接点击“我同意”的人来说，应该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我当然在意我的隐私，但这么做显然要方便简单得多。

《纽约时报》日前刊登了这么一篇文章《是时候为隐私而恐慌了》，但人们似乎还是没把这恐慌真正当回事。我读完之后也马上翻到了下一篇，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我还未注销我的谷歌账户，甚至连脸书的账户也还保留着。我也依然很喜欢在上班时通过家里的监控摄像头看看我家狗子的实时动态。

一方面，“隐私”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点毫无疑问，清晰明了，而且早已在我们的脑海和言语中根深蒂固。然而，在我们每天的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这个观点的认知总会出现偏差。很多人认为，一个人十分注重自己的隐私，一定是因为他做了某些见不得人的事。说到底，注重隐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一点一点地失去自己的隐私，那么这从我们指缝间流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为何要如此在意？

我们可以从德国思想家兼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哲学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至少是窥见其中一个答案的开端。

一个捍卫人们精神隐私的女性公众人物

汉娜·阿伦特看上去似乎并不是那种能对我们的私人生活发表深入见解的人物。在人们眼中，作为一个在二战中从德国逃亡美国的犹太裔思想家，阿伦特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与她发表的关于“政治行动之现实”的文字作品联系起来，而很难把她跟隐私保护扯上关系。这种看法无可厚非，因为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个比她更加能认识到公共领域、表象，以及我们共同构建和居住的世界的重要性的思想家了。阿伦特虽曾师从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但她一直不愿人们称自己为“哲学家”。因为她所关注的并不是高深莫测、脱离现实的东西，而是人们每天的生活和真真确确的现实。掌握某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她关心的焦点，她更多地致力于引导我们关注人类活动的完全不可预知性——我们一直在不断创造新的东西，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

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创造力本身是极具公开性的。我们开展行动的世界并非空空荡荡，相反，这个世界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我们若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改变世界，就必须让其他人接过我们的火炬，加入我们的行动。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充分表达自己，并且展现他们独特的身份标志”，阿伦特表明，只有当有观众在场时，这种个人展示才真正有了意义。因为只有当他人给予我们回应时，我们才能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真实地触摸到我们共同生存的世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表象的公共世界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世界，而是一个极具人性且具有深刻意义的世界。

在充分认定公共世界的创新能力和表象的观点的同时，阿伦特的作品中还藏着一条含蓄而坚韧的暗线：对于个人隐私的主张。阿伦特在《人之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中坚称，有些东西“需要被隐藏起来，而另一些东西，如果它们真的存在，则需要公开展示出来”。同理，有些行动可以在公共的广场，在广大观众的见证下进行，而另一些则需要在自己家中等隐私环境中进行。

对于阿伦特的某些读者来说，这个以“隐私”“隐藏”为关键词的领域明显带有一种消极色彩。有什么东西必须隐藏起来、不见天日呢？答案的最终指向大概是我们人类一系列难堪的生理反应和产物：饥饿、脏衣服、垃圾清扫以及睡觉。我们的隐私全是那些不值一看或一听的杂事，这些吃喝拉撒之事在纷繁自由的公共领域中显然并没有一席之地。很多时候，这种看法会导致人们认为某些特定人群也不值一看，或不值一听。举个例子，想想历史上女性和奴隶的遭遇吧。

但这些陋习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从贫困和压迫的角度来理解“隐私”这个领域。相反，隐私会给现实生活带来独特的厚重感，这种厚重感能够并且应该成为每个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阿伦特在书中写道：“一个人的人生若完全公开，完全展示在别人面前，我们便会称之为浅薄。尽管这种人生拥有了关注度，但它缺乏从某种黑暗的地面上升到人们视线中的过程，丧失了质感。如果它不想丧失自己真实的、非主观意义上的深度，它就必须一直隐藏。”表象的公共世界的根源必定来自某种深埋于地下的东西。

但是隐藏于表象世界中意味着什么呢？阿伦特在她的最后一部作品《精神生活》中给了我们答案。这本书跟阿伦特其他与公共生活和政治相关的作品不同，它探索了“思考”的无形世界——这个世界顽固地隐居在表象世界之外。对于阿伦特来说，“思考”是一件隐秘的事。重要的是，思考的隐秘性不仅仅停留在“我们无法看到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的层面。“思考”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活动，不仅仅是因为人的大脑的运作是无形的，更因为“思考”这一动作不会留下任何有形的痕迹。

“思考”的隐秘性根源在于它与简单的“认知”这个动作之间的区别。“认知”的对象是确凿的事实，而“思考”往往会促使我们超越我们所能牢牢把握的范围。这样一来，“思考”就不仅仅是人类对某一种解决方案的系统性追求，而可以说是对所有解决方案的不间断阻击。“思考”让你不再盲目地笃信你所信仰的东西，而是会让你像个孩子一样，不断地向你的信仰问出“为什么”。对于阿伦特来说，“思考”与其说是工程师艰苦的精密计算，不如称它是为了知晓“如果……会怎样？”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一个徒劳的求知过程。

但“思考”往往会带来这么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你永远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有形的东西，也无法展示你的成果。在经过一长串迂回曲折的思考之后，你最后得到的成品只有一片混沌。到最后，留给你的反而是更多的问题。阿伦特把“思考”这一动作比作“珀涅罗珀的织物”（此典故来源于古希腊神话，出自荷马史诗《奥德赛》卷二），每天晚上珀涅罗珀都会把做好的织物拆掉，于是第二天早上，她又得重新织起。这是一项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就像思考一样永无止境。

如此说来，“思考”也能映射其他的隐私活动——并不仅限于洗衣服、洗碗，或是睡觉，还包括我们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每天都要重新进行维护和关照的东西。公开性质的创新和活动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但“思考”则正好相反，它不会留下任何有形的痕迹。公开活动往往盛大且大张旗鼓，而这些隐私活动则更像一种不断重复的敲打节奏。

阿伦特在作品《精神生活》中做了一段略显怪异的陈述，她认为，在我们生存的这个表象世界中，这些正在消失的活动依旧至关重要。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因为“这种深思熟虑从来不会产出定义性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完全不会产出任何结果，尽管对于某个对‘房子’的定义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来说，他的房子可能会在他眼中变得更顺眼些”。有的人每天晚上回到家，面对某个日复一日的同样问题时，可能想不出答案，但她也并不会屈就于摆在她面前的简单答案，而是三思而行。

因为到头来，为改变世界（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改变！）而奔忙的人若不是那种每晚回到家后，会坦然面对那个不屈不挠的小声音的唠叨和发问的那种人，那情况就很令人不安了。有些人的行为纯粹是他所进行的人际交往的映射，可惜的是，他所交往的人既不了解其处事的法度，亦不了解他的乐趣和兴味，因此这种人在一天结束时，是不会静坐下来，去进行冗长、曲折、毫无意义的谈话的，这着实令人有些不安。

对于这种情况，阿伦特的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隐私”的概念。在她看来，“隐私”不仅包括我们希望能够隐藏或保护的信息，而且也覆盖了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虽然不会被记录在资产负债表或是历史书这样的材料中，但它们也许会为人们对待这个共同世界的方式带来新的关注点。

创新与评论

最近与邻居的一次对话让我明确了一件事——想让人对这些隐私活动欣然接受，是极具挑战性的。

我和我的丈夫最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东汉密尔顿买了房子。在这之前，房子的旧主已让它空了好几年。这座房子的屋顶上有一个洞，下雨时水会漏进来；有一窝浣熊在三楼安了家；且房子的地基有很大一部分已濒临崩塌。因此，去年夏天我们基本在翻新房子中度过——剥去老旧的墙皮、为新的下水管道挖掘沟渠，以及把一桶桶泥巴和碎裂的混凝土运到我们前院的垃圾桶里。

我们的邻居很喜欢在屋前的门廊消磨时光——正好在我们家到垃圾桶的必经之路上，因此一夏天下来，我们便跟他们混熟了。一天，我向邻居打招呼，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相当疲倦地告诉我，他今天忙得很。我问他在忙些什么，他说，他“主要是在做评论”。我的兴趣来了，我问他这些评论都是给谁的，他简单解释了几句，表示自己平时会看看电影，然后进行影评分析。

“你会把影评写下来吗？”

“不会。”

“那录下来呢？”

“也不会。”

“你做影评分析的时候有别人在吗？”

“没有，就我一个人。”

我承认他的答案让我有些惊讶。我整个夏天也忙得很——我把自己弄得满身尘土，疲惫不堪——但那是因为我在用双手创造新的东西。具体来说，我是在帮忙筑造和重建一些实质的东西。虽然进展很慢，但我每天都能指着某样东西说：“这是我今天的成果。”相反，邻居的影评活动在我看来转瞬即逝。它们从未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地出现过，也不会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它们无人见证，也无法进行展示。实在是私密至极。

过了一会儿，在拔地板上的钉子时，我突然领悟了邻居的乐趣所在，也许所谓“珍视私人空间”指的就是忙活影评分析这类事。也许在阿伦特看来，“珍视私人空间”是以新的眼光看待那些我们认为浪费掉了的时间——窝在沙发里盯着空气发呆、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也不敲，或是我每天在巴士上看着快速倒退的街景，任由思绪在脑海中纷飞的数小时。

让我一个人静静

现代人普遍认为，隐私权是每个人固有的权利，这种认知可以追溯到1890年塞缪尔·D·沃伦（SamuelD. Warren）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他后来当上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发表的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中。这篇论文以《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为题，抨击了因照相机变得越来越轻便和实惠，导致侵略性的报道与日俱增的现象。沃伦和布兰代斯主张，科技有了进步，法律也要随之进行修改，人们的一项权利需要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这便是一个人独处的权利。

在沃伦和布兰代斯看来，对隐私权的保护意味着禁止地方小报铺天盖地地报道人们的私事，同时也保护人们的私生活不受照相机闪光灯的干扰。但有了阿伦特的理论做基础，我们不禁疑问，今时今日的技术进步是否又给“一个人独处”注入了新的内涵呢？从未有小报记者跟踪我回家，甚至也从未有人表达过想来我家拜访的意愿。然而，有了我口袋里的手机和各种供我支配的直播设备，我很少会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尽管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处时刻至关重要。但我几乎不会遇到那种必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问题的寂静时刻。

在我不写作，也不盯着空气发呆的时候，我经常会漫无目的地划看手机上永无止境的新帖子和新讯息。我喜欢在乘巴士和遛狗时听播客。我的丈夫和我也会看Netflix上的影视剧。

我并不是想说手机、播客和Netflix是不好的东西。相反，我们能从中学习、收获知识，找到乐趣。我的重点是，当这些空白的、被“浪费”的空间被我们以新的内容填满时，这些新的东西本身也就变成了值得我们珍视、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必需品，若我们不让自己“浪费”时间，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便会从我们指缝中溜走。我们所拥有的空闲时间就像沃伦和布兰代斯笔下的隐私权一样，在以前从不需要特殊保护，所以我们也从未学会如何去捍卫它们。它们的价值在我们眼里总是含糊不清的。

珍视私人空间

以上述观点为基础，“隐私”当前面对的危机似乎已提至全新的、令人震惊的规模。对于我们个人信息和身份的保护依然重要且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阿伦特也帮助我们指出，我们现在面对的潜在威胁并不是个人隐私空间的减少，而是我们私人生活的深度和内涵正在逐渐消失。真正强大的隐私保护必须既包括对我们权利的严格保障和悦纳，也要对造就了我们的隐秘生活的日常起居给予新的关注，对那些“毫无意义”的活动给予新的关注。

但要澄清的一点是，断网一下午并足以让我们进行阿伦特描述的那种“自我拷问”。如果断网的话，通常我会选择去打个盹儿。那些专门为了进行这种曲折回环的对话而专门空出来的时间，很可能最后只会被疲惫的寂静填满。我们花费一个小时无所事事地盯着一堵墙看，并不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进行了深入而丰富的思考，就像公共广场并不都能与充满活力的公共讨论和政治参与挂钩一样。

但阿伦特希望我们明白，这些空间依然是很重要的东西，为我们的公开和私人生活提供架构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与他人的会面、谈话或者行动必须在某个地方才能进行。同理，虽然我们欣赏阿伦特对“思考”这一动作的诗意描述，但这一动作只有在绝对乏味的空间中才能真正进行——也就是毫无生产力、任由时间浪费且绝对寂静的空间。只有在这种昏暗肮脏的空间里，我们才能进行深度思考。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见解对于信仰基督教的读者而言应该已不新鲜。我们对耶稣基督在公共教会中静修独处的故事都很熟悉。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孩童时期就被教导，要用祷告中无形的对话和在沉思冥想中体味的孤寂来装点我们的生活。然而，阿伦特提醒我们，这些私密的静修的价值并不在于其中的答案——但我们能不能找到这答案还说不定呢。它们的价值，不仅存在于给我们以启迪的可能性，还存在于深度的日常实践中，它们的价值体现于无止境且毫无意义的私人对话所孕育的丰富的人际交往关系中。

阿伦特在《精神生活》中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的公开创新活动必须植根于私人的行动和实践。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是需要勇气的，但我们也应该鼓起同样的勇气问问自己“为什么？”以及“如果……会怎样？”。在简化和抽象化各种关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平衡自己与爱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不应该与他们能否赋予我们额外的东西相挂钩。

这样看来，“在意隐私”已经远远超出了担心自己的密码泄露，或是担忧自己脸书账户上的信息被卖给广告公司之类的问题。对“隐私”的在意更多地意味着去主动管理那些我们用来刷手机的时间；意味着即使你睡着了，也会在潜意识里珍惜祷告的时间；也意味着我们去主动利用起浪费掉的碎片时间的一种积极的态度。要知道，这种边边角角的时间在维基百科上永远不会拥有专属词条，政府也不会有兴趣知道你用这些时间做了什么，尽管如此，这种时间依然是值得我们拼命用心去保护和捍卫的。

本文作者Hannah LaGrand是麦克马斯特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与丈夫居住在汉密尔顿市。

（翻译：黄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