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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大红:别叫我老炮儿,叫我OG

我曾经玩过一个万花筒,里面全是各种玻璃小碎片,你怎么转都会形成一种不同的形状,非常好看,所以我至今还在不断地吸取,很留恋万花筒里那种碎片组合起来的千变万化。

文 | 时尚先生Esquire 浩川

编辑 | 暖小团

第 25 届白玉兰奖颁发现场,倪大红上台接过最佳男主角的奖杯。主持人提起他和白玉兰奖的缘分,他只回答,忘了。

“做演员一定要简单,”倪大红接受 esquire 访问时这样说,“你只有简单才容易接受,才能更快进入别人的体系。这就是老师当年让我们做回一张白纸的道理。”

我生下来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名字,家里就一直叫我倪小孩。上学后姥爷给起了个名字叫倪荐红,我是老大,为叫着顺嘴就都喊“大红”,后来我妈就在户口本上给改成倪大红了。

我当时还不大喜欢红色这个红,觉得女气,总用宏伟的宏,多年之后,有一回钱包丢了,身份证要补办,我这宏伟的宏跟户口本对不上,就干脆改回大红。大红对演员来说是好事,但大红完了就大紫,大紫就过了,所以我现在想给自己整一个艺名,就叫红红得了。

我父母都是哈尔滨话剧院的演员。小时候我有很长时间没跟父母一起生活,突然回到了哈尔滨接触到他们的工作,在台下看父母在上面演话剧,像是我从不认识的人,然后再转到后台去,他们又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样子,我就觉得很稀奇。

那时候没什么文娱活动,只有八个样板戏,后来逐渐开放才能看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电影,还有咱们自己拍的《地道战》《地雷战》,会不厌其烦地模仿其中的一些人物,觉得我也能演,对表演的兴趣慢慢培养起来,想做这个行当。

我自身条件一般,站那儿老容易歪脖,耸着肩,声音也不洪亮。为了练声我还去哈尔滨京剧院学戏,想看吼吼能不能把嗓子打开,唱了些日子,还那样。做这行家里觉得前景不太看好,但看我确实很喜欢,他们也没扼杀我想做演员的愿望,每次去考试,家里会给我拿上 10 元、15 元的,当然结果就是一次一次地被拒绝。

考中戏前后试了三次,期间我已经进入鸡西市话剧团当演员了。82 年我想试最后一次,当年正是唐国强、朱时茂这种小生当红的年代,但是教学组老师可能觉得既然 80 班能招一个姜文师哥那样的,我们 82 班也可以招倪大红这钟形象的。我是按喜剧演员招进去的,但总算是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

我觉得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的成功,一定是从心里真的喜欢,不是那种 3 年、5 年就放下了,是到什么时候都喜欢。即使没考上中戏,我也会在鸡西话剧团,或是接父母的班去哈尔滨话剧院,留在这个行当。

我在鸡西话剧团的时候,觉得演出观众笑了,我就是好演员,没引起观众的笑声,我就演得不够好。到中戏排小品时,其他同学都老老实实地完成表演,我自觉得很有经验,应该去演点什么,但老师最反感的恰恰是这种要“演点什么”,他希望我回到一张白纸。现在想想,多亏老师当年扼杀掉我身上的游击习气。

同学中我年龄是最大的,长得又比较着急,所以从一进校就开始演父亲、爷爷,躺床上动不了那种,他们都叫我倪大爷,还选我当班长。为了表现我经常给其他宿舍同学打开水,穿得又土气,很多外系同学认为我就是个校工,可能正因为这种不像演员的形象日后成了我的优势。

上大一时,有一天刚下形体课,我特别累,从教室晃荡荡走回宿舍,当时谢晋导演来学校挑演员,他就站操场上,隔着几十米看到我很垮的步态,然后让丛珊师姐过来叫我去试试戏。见面后,谢导问我在看什么书,我说看《雨果传》呢,他说还看过什么,我就把看过的三十多本书都说了,很幸运地得到《高山下的花环》中那个有点反叛的文青小兵角色。不过当时中戏校风对学生外出拍戏的态度是嗤之以鼻的,学生就该好好学习,甭着急,文化部还要下调令才能让学生去拍戏,所以回来后也没觉得多了不起,还得夹起尾巴做人。

我的表演也被很多人描述为 “面瘫式” 表演,我自我安慰这是一种褒奖。很多强烈的情感并不一定需要激烈的表情和语气去表现,有时候停顿、甚至背影都能完成信息传递。关于这点认识,我首先要感谢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导演,1996 年我跟着他排《哈姆雷特》,读台词时,开始一直在模仿孙道临老师配音的电影《王子复仇记》中的语气。林导说不是这意思,他让我快速地朗读台词,然后突然喊停、再说,快速说,再停,反复让我体会那些节点对语气的影响。

后来日本导演太田省悟邀我去演他的另类舞台剧——《水之驿站》,表演方式很特别,慢得出奇。训练的时候,比如喝水动作,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起来,一直送到嘴边,大概就得小 2 分钟,走路也是,这一步抬起来再落下去,大概 30 秒就过去了。这些让我悟到一点,表演中停顿的力量,看似没做什么,但气没有断,反而牢牢 hold 住了剧情的节奏。这种停顿,慢慢化在我的创作习惯中。

演员要有对艺术的鉴别力,认为对的就一定要坚持。我这种表演风格也曾在国家话剧院被打击过,说中戏分来的怎么这么演戏,让我滚蛋,但当时我坚持住了,那个导演最后也认可了我。不过很多新生代演员还没有话语权,有时候我能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很闪光的东西,但导演不用,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些放大,也很着急,导演一定要懂表演。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好像变得很单一,都在电脑和手机上。做演员平时一定要多观察生活,我下过乡,赶过马车,也种过菜,我知道土豆是怎么从地里刨出来的,除草时如何区分出韭菜,还有割麦子的动作其实是很漂亮的。城市里商场、地铁、酒吧、乱七八糟的场所都应该去观察,记录那些有趣的人和事,一点点地把这些碎片积累在脑子里,以后都能用到。

我曾经玩过一个万花筒,里面全是各种玻璃小碎片,你怎么转都会形成一种不同的形状,非常好看,所以我至今还在不断地吸取,很留恋万花筒里那种碎片组合起来的千变万化。

陈坤和周迅让我给山下学堂的学生讲讲课,我说我不太会讲课,只能分享一些故事。如果从专业上说,我最想告诉这些孩子的,就是塑造角色时,一定要忘掉你的声音、忘掉你的形象、忘掉你的形体,忘掉第一自我,释放人物的自我,想不到该怎么演就去借鉴你身边熟悉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做演员一定要简单,你只有简单才容易接受,才能更快进入别人的体系。这就是老师当年让我们做回一张白纸的道理。

表演中的创造力其实是建立在走心的基础上的,你只有真进去了,从角色的角度去思维,才能出现一些即兴的东西。比如苏大强要喝手磨咖啡那一段,剧本上是没有的,他的‘作’是出于没安全感,想用这种方式引起儿女的关注,试戏时我就有了这个创意,演着演着就带出来了。

真走心了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有时甚至忘掉镜头在拍我,很多摄影为此挨骂,导演说你怎么抓不住他让他跑了。还有一次是拍《大明王朝 1566》时,我有一回忘词了,但是整个人还在严嵩的状态里,情是真的,大概有一分多钟,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说忘词了。下来以后,张黎导演说你刚才那段表演非常棒,希望你能经常回想起你忘词时候的那个感觉。

刚接到《都挺好》剧本时,我就觉得这个戏不一般,它把现代家庭的矛盾给揭示出来了,不敢说的事都说出来了,可能会有一些争议。苏大强这个父亲比较复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威严形象,任性、什么都敢干,作为演员,我就有很强的创作冲动。其实像《战狼》里的黑社会大佬,或是《天盛长歌》中的帝王,都有其人设的形式感,跟我有距离,我一直想找一个能把浑身上下这些骨头节都放松了,彻底施展拳脚的角色,苏大强真让我赶上了。把握这个角色其实很累,你要作,又不能太极致,不能让观众恨他,适当往回拽点,让他有一点可爱。拍完我们还担心有些段落会不会被删掉,都没想到会有这样大的反响。

能把苏大强这样一个老头演活,我很欣慰,但同时也产生一种担忧,我下面的戏该怎么演,再接什么样的角色,才能超越这个苏大强。可能遇到一个好角色,圈子里的人会说表演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观众说,不行,还是苏大强好。怎么办,我不知道,所以还是先回去演演话剧滋养一下,也该在舞台上活动活动筋骨了。5 月中在保利剧院演林兆华的《银锭桥》,7 月份要上一部新排的以色列经典话剧《安魂曲》,由以色列导演指导。

有人说我是老男孩,身穿豹纹,脚踩 AirJordan,其实我真没刻意的要和时代同步,就是无龄感吧,老觉得我到现在也没有长大,很天真。当年在实验话剧院时,拍戏之余就爱和年轻演员们去网吧打 CS,到现在也喜欢玩一些手游,喜欢 AJ 是因为我上学时就爱打篮球,是中戏篮球队的后卫。我不会给自己什么身份束缚,到现在还处在我学习、我看的状态,进到一个新剧组,我看郭京飞、看姚晨,观察他们的表演,还是会有好奇,永远在接受新东西。当然穿潮牌还得能驾驭,驾驭不了不如别穿。

最近参加了不少活动,心里老回荡着苏大强那句话:我想静静。天天老是在忙忙乎乎,就觉得一片迷茫,不知该怎么面对,眼神是浑浊的,只有在独处时才觉得自己是清澈的。我经常坐公交车、坐地铁,戴个口罩,有时候为避免堵车,有时候就是玩,赶上双层巴士,就从这头坐到终点站。我现在最大愿望是去国外自驾游,也可能骑摩托,玩几个月,跟流浪似的。

我挺酷的,我估计我还得一直这么酷下去。

本文内容刊于《时尚先生Esquire》六月刊

摄影 | haochen

化妆 | 卢明悦

发型 | 杨晓波

服装造型 | 傲寒

灯具提供 | 上德大象

场地鸣谢 | 山下C5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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