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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电影刻着纪录片的痕迹,但大众只知道他们的剧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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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电影刻着纪录片的痕迹,但大众只知道他们的剧情片

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影像拍摄的经验,给导演们提供了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的方式。

文|金红棉纪实研究室

编辑|羽晴

许多电影导演以优秀的剧情片为人所熟知,但在他们的电影基因里,其实刻有着纪录片的痕迹。

他们有一些从纪录片起步,之后转型开始拍摄剧情片;有一些则选择在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不断切换。

纪录片与剧情片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交叉,成为他们的一种独特的影像风格。有时,他们拍摄的剧情片中富含着冷静纪实的视角;有时,他们的纪录片中存在故事叙述的艺术。

以下几位导演来自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都有过在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游转的经验。通过这一方式,实践着他们各自的电影艺术。

贾樟柯(中国)

从1995年开始涉足电影行业,贾樟柯最为外界称道的是他文艺片导演的身份,从《小武》、《三峡好人》到《山河故人》,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上的多项大奖。

除了文艺片,贾樟柯也拍了一些广为人知的纪录片,如《无用》、《东》、《语路》、《海上传奇》等。傻瓜都知道纪录片不赚钱,但他说,拍纪录片,是做他喜欢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也是一种奢侈。

在去年与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访谈中,他说拍摄纪录片,无论拍一个人,还是发展的事件,事件的走向,还有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甚至拍摄场景都是未知的。他会提供给导演很多即兴创作的可能性。这是纪录片的很大一部分魅力。

“我喜欢拍纪录片是因为纪录片的不可预知性。”

他认为,纪录片的另外一部分的魅力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有局限性,通过拍摄纪录片,接触到新的行业、新的人物,这其实是开拓自己的视野的一个过程。

黄信尧(中国台湾)

黄信尧的代表作《大佛普拉斯》,揽下第54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5项大奖,并在2018年荣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

《大佛普拉斯》其实是黄信尧编导的第一步剧情长片,在这之前他专注于拍摄纪录片近20年。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毕业之后,从1999年起,黄信尧一直执导拍摄纪录片,其代表作有《唬烂三小》、《多格威斯面》、《带水云》、《沉没之岛》等。

中国台湾艺术家罗浥薇曾评价黄信尧导演的另两部纪录片:纪录台湾的《带水云》与看似观察tavalu实为反身思索的《沉没之岛》,时而无奈、时而乐天,为这些命题做了一体两面的伤感的诗、与自嘲的荒谬剧。

这种荒诞的真实感,也体现在了《大佛普拉斯》之中。《大佛普拉斯》保留了短片黑白与色彩的交错,用黑白高反差将两个小人物刻画得更深刻,并且延续了之前拍纪录片加旁白的惯例,使他的首部剧情长片更具特色。

是枝裕和(日本)

是枝裕和,是当代日本不可多得的优秀电影作者,其剧情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去年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获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这也是日本导演时隔21年再次获得的殊荣。

其实,是枝裕和电影中独特的现实性和人文关怀,与他早年的纪录片生涯紧密相连。

1980年代末,他曾在日本TV Man Union独立电视制作公司当助理导演,拍了八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日本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自觉承担了影像的社会引导功能。其主要作品包括《另一种教育》、《当福利消失时》、《爱之八月天》、《当记忆失去了》等。

在他早期的纪录片中,既有社会事件,如伊南小镇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喂养一头小牛的经过,社会福利局官员由于理想幻灭而自戕的事件后续;也包括诗人宫泽贤治、电影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及流行乐手Cocco等人的传略。

他还关注一些社会边缘人,如战时流落日本并冒充日本人50年之久的朝鲜人,日本首位公开承认自己经由同性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平田裕,由于一起医疗事故而导致短期记忆丧失的关根宏,东京的智障儿童,等等。

在这些纪录片中,他始终在探讨社会与人生的真实性问题,并形成了自己严肃持重、关注社会、思考内心、克制情感的独特风格。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

《十诫》、《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蓝》、《白》、《红》”三部曲这些剧情片都是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代表作。但他作为影像创作者,最初其实是从拍摄纪录片起步的。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在电影学院毕业论文中极力阐述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故事和情节,既然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又何必去编造呢?只需把它们拍下来就行了。”

这个想法让他走上纪录片拍摄的道路。早年,他的纪录片关注城市居民、工人、士兵等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捕捉在独裁的社会制度下“人物如何在生活中恪尽职守地扮演自己。”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1971年什切青(波兰港市)罢工事件的《工人的七一年》(Workers’71),但最后电影只播放了经过审查的部分。

尽管那时他的纪录片已享有较高声誉——其另一部纪录片《初恋》(First Love)在1974年克拉科夫举办的国际短片节上获得金龙奖。但他却逐渐对纪录片的局限性产生了不满。

于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在虚构中重寻理想的社会,用影像暗喻现实,也就有了后来的《生命的烙印》、《盲目的机遇》、《用无休止》等经典作品。

维姆·文德斯(德国)

维姆·文德斯,是“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也是享誉国际的电影大师。

1970年代,文德斯执导的“旅行三部曲”,开创了欧洲式公路电影。在他的电影创作之途上,获得赞誉无数,包括第3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4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46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15年,维姆·文德斯被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授予了终身成就奖——“荣誉金熊奖”。

这位电影大师,其实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他的纪录片《乐满哈瓦那》曾获欧洲电影最佳纪录片奖和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就在今年“北影节”举办的文德斯回顾展中,文德斯与观众进行了多场映后交流,他说,

我们总是在说的虚构与纪录的边界,很多时候并不存在。当你顺时序去拍一个虚构电影时,就像是在拍一部纪录片,因为纪录片就是按顺时序拍摄而成的。

从纪录片的角度看,《公路之王》拍的就是两个男人在德国边境上的旅行。作为一个故事片导演,我也会使用一些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而在我拍纪录片时,也会使用故事片的拍摄手法。所以我并不知道虚构与纪录真正的边界在哪里,它们其实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去摧毁这两者之间的边界。

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影像拍摄的经验,给导演们提供了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的方式。他们在虚构的框架里试探现实的边界,在想象的故事中深入人物情感的肌理。纪录片与剧情片的交叉,始终潜藏在他们独有的电影气质之中。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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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电影刻着纪录片的痕迹,但大众只知道他们的剧情片

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影像拍摄的经验,给导演们提供了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的方式。

文|金红棉纪实研究室

编辑|羽晴

许多电影导演以优秀的剧情片为人所熟知,但在他们的电影基因里,其实刻有着纪录片的痕迹。

他们有一些从纪录片起步,之后转型开始拍摄剧情片;有一些则选择在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不断切换。

纪录片与剧情片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交叉,成为他们的一种独特的影像风格。有时,他们拍摄的剧情片中富含着冷静纪实的视角;有时,他们的纪录片中存在故事叙述的艺术。

以下几位导演来自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都有过在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游转的经验。通过这一方式,实践着他们各自的电影艺术。

贾樟柯(中国)

从1995年开始涉足电影行业,贾樟柯最为外界称道的是他文艺片导演的身份,从《小武》、《三峡好人》到《山河故人》,斩获了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上的多项大奖。

除了文艺片,贾樟柯也拍了一些广为人知的纪录片,如《无用》、《东》、《语路》、《海上传奇》等。傻瓜都知道纪录片不赚钱,但他说,拍纪录片,是做他喜欢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也是一种奢侈。

在去年与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访谈中,他说拍摄纪录片,无论拍一个人,还是发展的事件,事件的走向,还有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甚至拍摄场景都是未知的。他会提供给导演很多即兴创作的可能性。这是纪录片的很大一部分魅力。

“我喜欢拍纪录片是因为纪录片的不可预知性。”

他认为,纪录片的另外一部分的魅力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有局限性,通过拍摄纪录片,接触到新的行业、新的人物,这其实是开拓自己的视野的一个过程。

黄信尧(中国台湾)

黄信尧的代表作《大佛普拉斯》,揽下第54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等5项大奖,并在2018年荣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电影。

《大佛普拉斯》其实是黄信尧编导的第一步剧情长片,在这之前他专注于拍摄纪录片近20年。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毕业之后,从1999年起,黄信尧一直执导拍摄纪录片,其代表作有《唬烂三小》、《多格威斯面》、《带水云》、《沉没之岛》等。

中国台湾艺术家罗浥薇曾评价黄信尧导演的另两部纪录片:纪录台湾的《带水云》与看似观察tavalu实为反身思索的《沉没之岛》,时而无奈、时而乐天,为这些命题做了一体两面的伤感的诗、与自嘲的荒谬剧。

这种荒诞的真实感,也体现在了《大佛普拉斯》之中。《大佛普拉斯》保留了短片黑白与色彩的交错,用黑白高反差将两个小人物刻画得更深刻,并且延续了之前拍纪录片加旁白的惯例,使他的首部剧情长片更具特色。

是枝裕和(日本)

是枝裕和,是当代日本不可多得的优秀电影作者,其剧情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去年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获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这也是日本导演时隔21年再次获得的殊荣。

其实,是枝裕和电影中独特的现实性和人文关怀,与他早年的纪录片生涯紧密相连。

1980年代末,他曾在日本TV Man Union独立电视制作公司当助理导演,拍了八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日本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自觉承担了影像的社会引导功能。其主要作品包括《另一种教育》、《当福利消失时》、《爱之八月天》、《当记忆失去了》等。

在他早期的纪录片中,既有社会事件,如伊南小镇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喂养一头小牛的经过,社会福利局官员由于理想幻灭而自戕的事件后续;也包括诗人宫泽贤治、电影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及流行乐手Cocco等人的传略。

他还关注一些社会边缘人,如战时流落日本并冒充日本人50年之久的朝鲜人,日本首位公开承认自己经由同性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平田裕,由于一起医疗事故而导致短期记忆丧失的关根宏,东京的智障儿童,等等。

在这些纪录片中,他始终在探讨社会与人生的真实性问题,并形成了自己严肃持重、关注社会、思考内心、克制情感的独特风格。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

《十诫》、《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蓝》、《白》、《红》”三部曲这些剧情片都是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代表作。但他作为影像创作者,最初其实是从拍摄纪录片起步的。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在电影学院毕业论文中极力阐述这样一个观点:“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故事和情节,既然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又何必去编造呢?只需把它们拍下来就行了。”

这个想法让他走上纪录片拍摄的道路。早年,他的纪录片关注城市居民、工人、士兵等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捕捉在独裁的社会制度下“人物如何在生活中恪尽职守地扮演自己。”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1971年什切青(波兰港市)罢工事件的《工人的七一年》(Workers’71),但最后电影只播放了经过审查的部分。

尽管那时他的纪录片已享有较高声誉——其另一部纪录片《初恋》(First Love)在1974年克拉科夫举办的国际短片节上获得金龙奖。但他却逐渐对纪录片的局限性产生了不满。

于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在虚构中重寻理想的社会,用影像暗喻现实,也就有了后来的《生命的烙印》、《盲目的机遇》、《用无休止》等经典作品。

维姆·文德斯(德国)

维姆·文德斯,是“德国新电影四杰”之一,也是享誉国际的电影大师。

1970年代,文德斯执导的“旅行三部曲”,开创了欧洲式公路电影。在他的电影创作之途上,获得赞誉无数,包括第3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4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46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2015年,维姆·文德斯被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授予了终身成就奖——“荣誉金熊奖”。

这位电影大师,其实对纪录片情有独钟。他的纪录片《乐满哈瓦那》曾获欧洲电影最佳纪录片奖和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就在今年“北影节”举办的文德斯回顾展中,文德斯与观众进行了多场映后交流,他说,

我们总是在说的虚构与纪录的边界,很多时候并不存在。当你顺时序去拍一个虚构电影时,就像是在拍一部纪录片,因为纪录片就是按顺时序拍摄而成的。

从纪录片的角度看,《公路之王》拍的就是两个男人在德国边境上的旅行。作为一个故事片导演,我也会使用一些纪录片的拍摄手法。而在我拍纪录片时,也会使用故事片的拍摄手法。所以我并不知道虚构与纪录真正的边界在哪里,它们其实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去摧毁这两者之间的边界。

纪录片和剧情片,这两种影像拍摄的经验,给导演们提供了打破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的方式。他们在虚构的框架里试探现实的边界,在想象的故事中深入人物情感的肌理。纪录片与剧情片的交叉,始终潜藏在他们独有的电影气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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