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历史那些事》海报。 资料图

纪录片《奇遇人生》海报。 资料图

文|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责编|马蓉蓉

“一点都不会累，我还能再拍三天三夜。”前不久，张学娇发了一条朋友圈消息。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张学娇时常工作到很晚。她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家专门从事纪录片制作的公司，制作的节目主要在网络平台播出。2017年9月前，她一直在为电视台拍摄传统纪录片。

4月23日，《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报告》指出，经过前两年的积累，新媒体纪录片在2018年显示出一种蓬勃的态势。

来自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的一组调研数据也显示，新媒体纪录片正日益“受宠”。与2017年相比，新媒体纪录片在微博的提及量从134万条增长到478万条，增幅高达257%。与此同时，新媒体纪录片的视频点击量从18亿次增长到47亿次，增幅为161%。

新媒体纪录片俗称“网生纪录片”。“所谓‘网生纪录片’，是为互联网而创作的纪录片。”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说。

也是从制作“网生纪录片”开始，张学娇认为，“变化是非常直观的”。

尽管纪录片制作的初衷和根基并没有变，但当节目在新媒体平台播出，并获得热烈反响时，观众的反应速度还是“吓到了”她。

“创作过程中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一个讨论热烈的话题的出现，很可能就需要导演根据这个话题作出及时的调整。这种迅速反应给创作者带来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张学娇说。

权衡观众意见与创作初衷

正是因为播出途径的不同，使得“网生纪录片”的内容有了更大的包容性。

“相比关注文化、历史等题材的传统纪录片，新媒体纪录片内容更加广泛。”某新媒体集团内容总监、纪录片导演李宇宏说。

在张学娇看来，不同播出平台有着不同的受众群体，这也是直接影响“网生纪录片”内容的因素——传统纪录片的受众群体相对年龄更大，而面向新媒体的纪录片则更多地关注到年轻人关心、讨论的话题。

近年，《本草中国》《了不起的匠人》《人生一串》《风味人间》等一系列纪录片走红网间。

其中，《人生一串》将视角贴近市井，取景街头的烧烤摊与食客，被认为拍出了“江湖感与烟火气”。在播出两个月之后，站内播放量达3391.9万，累计弹幕达76.2万条，一度成为播出平台上播放量最高、最受欢迎的纪录片。

而当《舌尖上的中国》的原班人马带着他们的新作《风味人间》来到网络播出平台，收获的是超过十亿次的点击量。

“在新媒体平台上，自己的作品容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观众可以随时随地观看，反馈也更为及时。”张学娇说，“从播放之时，就可以看到观众的批评和建议，后面可以及时调整。传统纪录片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快的反应。”

张同道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新媒体纪录片的创作时间可能与播出时间重叠，因此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进行内容调整。“观众喜欢的部分，增加一些，观众不喜欢，就进行一下微调。”

“有些片子可以在网上搜集参与拍摄的对象甚至话题，这也是电视和电影所做不到的。这也是‘网生纪录片’的特点。”张同道补充说。

虽然“网生纪录片”有诸多先天优势，但对于它们的拍摄制作者而言，挑战也同时存在。

“有时候，观众的意见会与创作者的初衷不一样。这就需要创作者自己去权衡，把握得好会利于创作，否则会给自己的创作带来负面影响。”张学娇认为。

传统纪录片由于制作周期较长，所以创作时间上相对宽松。对比之下，“网生纪录片”的制作要紧张得多。“因为是边拍边播，如果制作的速度跟不上，就有可能出现断档。”张学娇说。

当法治周末记者问及面对这种压力如何调节时，张学娇答道：“这是我们长期的工作状态。压力是没办法调节的，只能扛着压力前进。”

不能改变的游戏规则

张学娇2013年毕业后便进入纪录片行业，用她的话说：“70%的精力都是用在做命题作文上。” 在项目制的框架下做纪录片，张学娇也会有不得不完成自己不感兴趣的命题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她对拍摄的选题还是感兴趣的。“因为如果不喜欢这个题材，是做不下去的，也做不好。”

每年，她和公司的其他导演都会上报拍摄选题，只要选题通过就可以拍摄。“还有一种情况是领导安排任务，比如下面有十个导演，领导会问：哪个导演对这个题感兴趣?谁感兴趣谁去做。”

张学娇透露，之前在传统媒体工作的时候，会有固定的工作任务。做新媒体纪录片则需要将手上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按时上线。所以，在项目进行阶段她经常要加班。

目前，张学娇正在拍摄纪录片《纪实72小时》(中国版)第二季。节目的版权来自日本，原本是在电视台播放的固定栏目。将其引入中国后，张学娇和她的团队在本土化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新媒体环境作出了很多尝试。

但无论怎样创新，有一条游戏规则是不能被改变的：绝对的真实拍摄和就地取材。拍摄团队有这样的默契，日本同行更是如此。“前辈们对作品质量有要求，对自己的职业操守更有要求。”张学娇说。

《纪实72小时》(中国版)中，有一集是在云南昆明翠湖公园拍摄的。大多数游客来到这个公园是为了观鸟，因为红嘴海鸥每年都会迁徙到那里。

张学娇选择在红嘴海鸥即将离开昆明，飞回西伯利亚的前三天，拍摄来这里观鸟的人。

“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来这边过着怎样的生活?所有人物都是随机采访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趣事。”张学娇说，因为跟陌生人是即兴的交谈，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了解对方的生活和故事。

公园里，大都是老人。因为子女不在身边，所以很多老人都是很孤独的。在张学娇看来，有时候跟他们聊聊天其实也是陪伴他们度过一段时光。“我曾经在昆明采访过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她说她很孤独。采访到最后，她抓着我的手不放，要让我去她家吃饭。”张学娇回忆说。

张学娇最感兴趣的社会纪实题材的纪录片。她认为，在那种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人间百态，“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纪录片的随机性和意外性非常强，并且富有挑战性。虽然很难但是很有趣”。

一开始，因为没有纪录片作品在新媒体上播出的经历，张学娇面对批评的声音感到很失落。但是时间久了，她已经慢慢地习惯以及学会接受批评。一旦从留言中发现中肯的批评或是不错的建议，她便会在下一次拍摄中适当进行调整。

赚钱“和传统纪录片一样不容易”

“2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新媒体，以纪实、文化和历史题材为主的传统的纪录片播放的介质主要就是电视，也有少量的电影纪录片。”张同道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新媒体纪录片能够契合当下流媒体的受众(的需求)，通过手机就可以观看。”

2018年，众多体制内纪录片人向新媒体流动，如陈晓卿、李炳、干超等，纷纷“出走”新媒体，为新媒体纪录片注入更多专业力量。

创作方面，各种类型的纪录片层出不穷：《奇遇人生》在综艺加纪实的制作模式上作出了有益探索，淡化“秀”，强调“真”;哔哩哔哩以纪录片加小剧场的形式推出了自制的实验纪录片《历史那些事》;社交平台领域，新浪微博成立酷燃纪录片频道，微信公众号“新世相”与演员高圆圆合作推出微纪录片《我，39岁》;而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传统主流媒体亦纷纷向公众推出微纪录片。

此外虽然诸如抖音、快手、vlog等短视频纪录片的身份还有待廓清，但它们的流行无形中为这个社会记录下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特有印记。

“我们把纪录片的概念放得再宽泛一点。”采访中，张同道转而问法治周末记者：“时长30分钟，50分钟的视频可以称作纪录片，那3分钟的片段是纪录片么?甚至30秒、50秒的视频片段都有，对吗?”

在张同道看来，这些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的短视频片段同样以真实的手法拍摄。“所以，你能说它们不纪实吗?”

他认为，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只看两三分钟是不常见甚至是不太可能的，但通过移动客户端，比如手机，1分钟的短视频也是作品，随时随地都可以观看。

“这就是流媒体的特点，也是流媒体赋予无数手机网民的福利。”张同道说。

对于传统纪录片、新媒体纪录片的不同观众群体，张同道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中国人来讲，哔哩哔哩平台上的纪录片，带有明显的草根性。比如《历史那些事》，非常明确是根据受众群体来制作的。所以，在哔哩哔哩上播出，反响就很好，但是同样的东西，可能在电视上播出，就收不到好的效果，反响差距很大。”张同道说，“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片子在网络上播出就成功，电视上播出就很难成功的原因所在——媒体的气质，影响到作品的风格，也带来不同的观众。”

有媒体报道，像《历史那些事》这样的实验性纪录片在切入主流的路上也存在一定难度，由于过分偏重娱乐性，受众圈层化较为明显。

这也是新媒体纪录片的一个特点。《报告》中也提到，新媒体纪录片的观众是存在天花板的，纪录片的观众数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电视剧。年轻用户在观看视频以达到娱乐目的的时候，纪录片通常不是首选项。

李宇宏认为，随着纪录片的扩张，拍摄纪录片的门槛也越来越低。“纪录片的独特魅力会在以后一段时间内有一个大的发展，但我不认为能够一下子就发展到商业电影那样。可能更多的人会参与进来，视频网站的加入也给纪录片行业注入了新鲜的理念，并为其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我觉得，整个行业都在努力，观众的培养也在同步进行，纪录片的前景是好的。”张学娇说，“同时，目前网络创作比较迅速，内容深度还有待提高。”

对此，李宇宏也认为：新媒体纪录片想赚到钱，和传统纪录片一样不容易。只有达到更高质量水平，才能真正触达观众的内心，从而实现更好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