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编辑|羽晴
三千年前，诞生在黄河边的民歌集《诗经》启蒙了大河流域灿烂的民间艺术。
三年前，一群对民间艺术满怀热情的电影人，从城市出发聚到了黄河边。
三年，创作团队将摄影机架到最远的河边，埋进偏僻的土地里，采取“田野记录”的方式，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行，一起生活劳作。像种地一样，耕耘了1600多个小时的生活影像，最后精修成1.5小时，完成这场对音乐与生活的“深描式”记录。
《大河唱》剧照
昨天在广州UA花城汇影院，《大河唱》首映的映后交流专场，监制雷建军在现场与观众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分享了《大河唱》的制作起源和感受。
电影放映结束后，现场反响热烈，观众中有音乐人、电影人，甚至诗人黄礼孩也来到了现场，令主持人不禁感叹“好像全广州的文艺青年都在这个场了”。
现场的文艺青年们纷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想：
影片中的摇滚就像一种内心深处的信念，无论在异乡漂泊还是在乡村沉浮，我们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坚持。
——虫二
纪录片质朴又精致，每个镜头都在自己说话，看完后想二刷，想吃一口面条，再听他们唱花儿～
——古冬
黄河乡土长出民歌，秦腔，说书，皮影，经黄河奔流到更多地方的只有一个苏阳。或许最好的传承是需要走出去，融合、提升民间艺术形式和内涵的格调和感染力。希望更多的民间艺人能变成当代艺术家。
——书灵
《大河唱》这部音乐纪录电影，行云流水，人物鲜活，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民谣摇滚歌手苏阳和几位民间艺人之间的传承，花儿、秦腔、皮影戏，自然流露，娓娓道来的一部好片子。制作精良，近年不多见的佳作，值得一看！
——Billy杨海标
《大河唱》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电影，为什么如此打动人心，吸引观众的热议？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与监制雷建军进行了一场专访，聊了聊《大河唱》背后的故事。
专访《雷建军：如果纪录被替代，那么纪录片的功能则是唤醒》
GZDOC: 《大河唱》会想要抓住年轻观众的心吗？
雷建军：我们其实特别想抓住年轻人的心，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最近的《乐队的夏天》《中国有嘻哈》等综艺节目，其实跟我们做的民族音乐还不太一样，它主要是依靠了流行文化和明星的吸引力。“流行”与“民族”的音乐节目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跨度，我们希望跨过这个山。
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更喜欢看明星的，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如何引起他们对传统民间艺人的关注。比如说，上一部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它就很好地实现了这个跨越。但并非我们设计好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发酵出来的。
《大河唱》最开始做的目的就是吸引年轻人来看，通过看这个电影去关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间音乐人。出发点是这样的，但能否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还在观察。
《大河唱》剧照
GZDOC:《大河唱》这样横跨了学术、纪录片、电影的主创团队，是如何搭建起来的？
雷建军：如果一个电影要进到电影院，它的基本的技术品质一定是电影的。它的摄影、录音、剪辑等等，一定要有电影的质感。所以在这个层面，不管是摄影师、剪辑师、录音师，我们一直是按大电影的标准去选择。
而《大河唱》的导演团队，主要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人类学的学者构成。比如《大河唱》的第一导演柯永权就是广东湛江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的学生。第二导演杨植淳是10级的。第三导演和渊，在独立电影节非常有影响力。
用这样一种搭配我们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我们希望年轻人去拍，去发现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第二个，使纪录电影具有人类学的气质。因为人类学对问题的分析、对整体性的呈现，是其他的片种、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所不具有的。我们希望《大河唱》能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化的整体性。
《大河唱》剧照
GZDOC: 在历时三年的制作过程中，资金和管理上，遇到了什么难点吗？
雷建军：《大河唱》是清影工作室做的第四部院线电影，也是资金最充裕的一部。最初我们就确定好一个投资规模，所以在资金上，没有出现前几部电影拍着拍着钱不够了，还要出去找钱的情况。
在实际管理中，我们的制片公司、出品公司，他们非常有经验。马灯电影、天空之城都是很有经验的电影公司。所以《大河唱》是按照非常完整的电影制片流程去做的，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的难点。反而是最近发行，还是有难度，因为说到底，再好看它也还是一个纪录电影。如何去能让普通的电影观众买票进电影院，这非常难。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克服这个问题。
《大河唱》剧照
GZDOC: 《大河唱》中记录的四位民间艺人和一位当代音乐家，是如何挑选出来的？
雷建军：苏阳的音乐受西北民间音乐的影响很大。苏阳拉了一个表，是跟他有过关联的、他采风去拜访过的民间艺人。然后我们从这个单子里，选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民间艺人。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是不同地域，第二他们一定不是著名的非遗传承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在这两个标准之下筛选之后，我们请了一位中国音乐学院做音乐人类学的老师，做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然后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十几万字的报告，分析了这些人物，最后再确定拍摄。
《大河唱》剧照
GZDOC: 《大河唱》是如何做到资方、新媒体、音乐经纪公司等跨界资源的融合的？
雷建军：《大河唱》是音乐电影，里面有大量的苏阳的音乐，摩登天空作为苏阳的版权方，我们必然需要跟他们合作。
关于快手，我们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拍摄对象，他们都在用快手。我之前自己是没有快手APP的，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快手对他们影响很大。这就是一个民间艺人他正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候，自己优先选择了这样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皮影戏的魏老师，他自己2018年一多半的收入是从快手上来的。所以我也下了一个快手APP，结果下了之后，我发现我们过去15年拍到的很多民间艺人都在快手上。通过快手其实又把大家串在一起了。
既然它已经出现在了电影中，变成了电影要记录的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决定跟快手进行更深度的合作。
而洋河是通过了朋友介绍引入的。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在前端能有一些收入，可以降低风险。而且洋河本身又特别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洋河赞助过的大型综艺节目，都是偏重传统文化的。并且，洋河的酒厂就是在黄河的故道上。所以大家相当于一拍即合，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大河唱》剧照
GZDOC: 中国提前半年发布了5G牌照，纪录片人该如何抓住5G时代的机遇？
雷建军：因为5G只是一个高速公路，就是车可以跑得更快了。关键是在过高速公路的时候，跑什么样的车很重要。
过去15年来清影工作室就是在用影像去保护、或者说去记录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有了快手、抖音这样的直播平台以后，我们发现民间艺人自己也在记录了，那么，纪录电影的记录功能被大大地削减、被替代了。
那纪录片现在要做什么，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倒过来说，如果纪录已经被替代了，对于我们来说，纪录片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另一个，就是“唤醒”。这个是直播所做不到的。
我认为，剧情片、故事片在电影院更多的功能是“催眠”，它能让人们进到梦乡当中，去忘掉现实。而纪录片在电影院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唤醒”，它不停地唤醒你，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勾连自己和现实的关系，而这个部分，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最近的其他项目，都特别强调纪录片的唤醒功能，当然大家也能在《大河唱》里可以看到这种唤醒的功能。
《大河唱》剧照
GZDOC: 2004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是国内首次引入纪录片方案预售的融资模式，为超过140个优秀国产纪录片走向世界的舞台。现在各行各业都看好纪录片市场想要进入这块市场。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对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是怎样的机遇？又该如何借力？
雷建军：去年下半年，大家都说是影视业的寒冬，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影视业确实有开始走向趋冷的部分。但是同样是在去年下半年，我接受了好几个基金的调查。比方说阿里战略投资、源码基金，这些基金都是投长线的，他们现在的布局都是为了五年、十年以后去做准备。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来找我，因为他们都一致地看好纪实领域。
纪实领域当然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纪录片。但是这里不一定就只是纪录电影这个板块，而是指基于手机、互动屏、视频平台的一种纪实类的节目。抖音、快手，其实都是泛纪实领域的。包括今年的很多大型综艺，其实都是纪实综艺。
所以倒过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纪实、纪实影像确实是在蓬勃的，但是这之中到底有多少能流向纪录电影，我觉得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大河唱》剧照
GZDOC: 国产纪录片的院线在国际发行，会遇到文化壁垒这些困难吗？
雷建军：国际发行其实不算困难。因为国际发行的时候，反正观众听不懂。藏语、陕西话、普通话，对国外观众来说全是外语。大家反而是一样的。
但在国内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我们拍的除了《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普通话电影，剩下的全是方言电影。方言电影就有一个很强的地域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商业院线有很大的业绩的压力，对排片就会非常地谨慎。其次，大部分纪录片都没有那么大量的宣传经费，普通观众就不知道这个电影。这就形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一个套。
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一种破解方式就是“精准发行”。我们可以不在那么多的电影院放映，可能只确保一些非常重要的黄金电影院的黄金场，然后我们把适合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导流到这些场。电影院和观众都是高兴的，虽然这种方式可能慢一点，但它可能非常有效。比一下铺开很大的面，但是最后电影院也受伤了，观众又找不到电影，要好很多。从《大河唱》开始，我们一直想尝试的就是规模小、细水长流的精准放映。
GZDOC: 您对今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举行有没有哪些期待呢？
雷建军：其实每一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我们整个行业都非常期待。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选的纪录片、最后的评奖环节、市场的部分，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对于今年而言，我非常希望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能有自己的虚拟院线，这对于中国越来越多的想要走向大银幕的纪录片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帮助。
GZDOC: 今后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方便和我们说一下吗？
雷建军：大河唱是一个三年周期的纪录电影。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结束以后，我们整个团队就转到了《大河唱》。《大河唱》的拍摄到实际上在18年中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拍摄团队在18年已经投入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关于清华大学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纪录电影。
我们整个团队也参与了《无问西东》——关于清华大学一百周年的剧情片的制作。《无问西东》主要是关于清华的历史的，所以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想拍一个关于清华的今天的电影。这个电影已经拍了一年多了，其中有些学生我们从高三就已经开始跟踪，一直到他考上了清华还继续在跟踪拍摄。这个电影会在2021年完成。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差不多就是每三年就会制作出一个大型的纪录电影。
摄像：李彤，剪辑：国旗，统筹：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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