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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大河唱》监制雷建军:纪录片的功能是唤醒

纪录片在电影院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唤醒”,它不停地唤醒你,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勾连自己和现实的关系,而这个部分,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是做不到的。

文|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

编辑|羽晴

三千年前,诞生在黄河边的民歌集《诗经》启蒙了大河流域灿烂的民间艺术。

三年前,一群对民间艺术满怀热情的电影人,从城市出发聚到了黄河边。

三年,创作团队将摄影机架到最远的河边,埋进偏僻的土地里,采取“田野记录”的方式,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行,一起生活劳作。像种地一样,耕耘了1600多个小时的生活影像,最后精修成1.5小时,完成这场对音乐与生活的“深描式”记录。

《大河唱》剧照

昨天在广州UA花城汇影院,《大河唱》首映的映后交流专场,监制雷建军在现场与观众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分享了《大河唱》的制作起源和感受。

电影放映结束后,现场反响热烈,观众中有音乐人、电影人,甚至诗人黄礼孩也来到了现场,令主持人不禁感叹“好像全广州的文艺青年都在这个场了”。

现场的文艺青年们纷纷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想:

影片中的摇滚就像一种内心深处的信念,无论在异乡漂泊还是在乡村沉浮,我们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坚持。

——虫二

纪录片质朴又精致,每个镜头都在自己说话,看完后想二刷,想吃一口面条,再听他们唱花儿~

——古冬

黄河乡土长出民歌,秦腔,说书,皮影,经黄河奔流到更多地方的只有一个苏阳。或许最好的传承是需要走出去,融合、提升民间艺术形式和内涵的格调和感染力。希望更多的民间艺人能变成当代艺术家。

——书灵

《大河唱》这部音乐纪录电影,行云流水,人物鲜活,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民谣摇滚歌手苏阳和几位民间艺人之间的传承,花儿、秦腔、皮影戏,自然流露,娓娓道来的一部好片子。制作精良,近年不多见的佳作,值得一看!

——Billy杨海标

《大河唱》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纪录电影,为什么如此打动人心,吸引观众的热议?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与监制雷建军进行了一场专访,聊了聊《大河唱》背后的故事。

专访《雷建军:如果纪录被替代,那么纪录片的功能则是唤醒》

GZDOC: 《大河唱》会想要抓住年轻观众的心吗?

雷建军:我们其实特别想抓住年轻人的心,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最近的《乐队的夏天》《中国有嘻哈》等综艺节目,其实跟我们做的民族音乐还不太一样,它主要是依靠了流行文化和明星的吸引力。“流行”与“民族”的音乐节目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跨度,我们希望跨过这个山。

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更喜欢看明星的,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如何引起他们对传统民间艺人的关注。比如说,上一部纪录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它就很好地实现了这个跨越。但并非我们设计好的,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发酵出来的。

《大河唱》最开始做的目的就是吸引年轻人来看,通过看这个电影去关注中国的传统音乐、中国的民间音乐人。出发点是这样的,但能否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还在观察。

《大河唱》剧照

GZDOC:《大河唱》这样横跨了学术、纪录片、电影的主创团队,是如何搭建起来的?

雷建军:如果一个电影要进到电影院,它的基本的技术品质一定是电影的。它的摄影、录音、剪辑等等,一定要有电影的质感。所以在这个层面,不管是摄影师、剪辑师、录音师,我们一直是按大电影的标准去选择。

而《大河唱》的导演团队,主要是由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人类学的学者构成。比如《大河唱》的第一导演柯永权就是广东湛江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的学生。第二导演杨植淳是10级的。第三导演和渊,在独立电影节非常有影响力。

用这样一种搭配我们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我们希望年轻人去拍,去发现年轻人喜欢的东西。第二个,使纪录电影具有人类学的气质。因为人类学对问题的分析、对整体性的呈现,是其他的片种、其他类型的纪录片所不具有的。我们希望《大河唱》能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和民间文化的整体性。

《大河唱》剧照

GZDOC: 在历时三年的制作过程中,资金和管理上,遇到了什么难点吗?

雷建军:《大河唱》是清影工作室做的第四部院线电影,也是资金最充裕的一部。最初我们就确定好一个投资规模,所以在资金上,没有出现前几部电影拍着拍着钱不够了,还要出去找钱的情况。

在实际管理中,我们的制片公司、出品公司,他们非常有经验。马灯电影、天空之城都是很有经验的电影公司。所以《大河唱》是按照非常完整的电影制片流程去做的,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的难点。反而是最近发行,还是有难度,因为说到底,再好看它也还是一个纪录电影。如何去能让普通的电影观众买票进电影院,这非常难。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克服这个问题。

《大河唱》剧照

GZDOC: 《大河唱》中记录的四位民间艺人和一位当代音乐家,是如何挑选出来的?

雷建军:苏阳的音乐受西北民间音乐的影响很大。苏阳拉了一个表,是跟他有过关联的、他采风去拜访过的民间艺人。然后我们从这个单子里,选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民间艺人。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是不同地域,第二他们一定不是著名的非遗传承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在这两个标准之下筛选之后,我们请了一位中国音乐学院做音乐人类学的老师,做了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然后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十几万字的报告,分析了这些人物,最后再确定拍摄。

《大河唱》剧照

GZDOC: 《大河唱》是如何做到资方、新媒体、音乐经纪公司等跨界资源的融合的?

雷建军:《大河唱》是音乐电影,里面有大量的苏阳的音乐,摩登天空作为苏阳的版权方,我们必然需要跟他们合作。

关于快手,我们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拍摄对象,他们都在用快手。我之前自己是没有快手APP的,但是去了以后,我发现快手对他们影响很大。这就是一个民间艺人他正在面临社会转型的时候,自己优先选择了这样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皮影戏的魏老师,他自己2018年一多半的收入是从快手上来的。所以我也下了一个快手APP,结果下了之后,我发现我们过去15年拍到的很多民间艺人都在快手上。通过快手其实又把大家串在一起了。

既然它已经出现在了电影中,变成了电影要记录的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决定跟快手进行更深度的合作。

而洋河是通过了朋友介绍引入的。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在前端能有一些收入,可以降低风险。而且洋河本身又特别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洋河赞助过的大型综艺节目,都是偏重传统文化的。并且,洋河的酒厂就是在黄河的故道上。所以大家相当于一拍即合,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大河唱》剧照

GZDOC: 中国提前半年发布了5G牌照,纪录片人该如何抓住5G时代的机遇?

雷建军:因为5G只是一个高速公路,就是车可以跑得更快了。关键是在过高速公路的时候,跑什么样的车很重要。

过去15年来清影工作室就是在用影像去保护、或者说去记录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有了快手、抖音这样的直播平台以后,我们发现民间艺人自己也在记录了,那么,纪录电影的记录功能被大大地削减、被替代了。

那纪录片现在要做什么,这也是我们整个团队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以倒过来说,如果纪录已经被替代了,对于我们来说,纪录片更重要的功能就是另一个,就是“唤醒”。这个是直播所做不到的。

我认为,剧情片、故事片在电影院更多的功能是“催眠”,它能让人们进到梦乡当中,去忘掉现实。而纪录片在电影院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唤醒”,它不停地唤醒你,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勾连自己和现实的关系,而这个部分,只是单纯的记录还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最近的其他项目,都特别强调纪录片的唤醒功能,当然大家也能在《大河唱》里可以看到这种唤醒的功能。

《大河唱》剧照

GZDOC: 2004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是国内首次引入纪录片方案预售的融资模式,为超过140个优秀国产纪录片走向世界的舞台。现在各行各业都看好纪录片市场想要进入这块市场。您怎么看?您觉得这对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是怎样的机遇?又该如何借力?

雷建军:去年下半年,大家都说是影视业的寒冬,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影视业确实有开始走向趋冷的部分。但是同样是在去年下半年,我接受了好几个基金的调查。比方说阿里战略投资、源码基金,这些基金都是投长线的,他们现在的布局都是为了五年、十年以后去做准备。我说你们为什么都来找我,因为他们都一致地看好纪实领域。

纪实领域当然很重要的一块就是纪录片。但是这里不一定就只是纪录电影这个板块,而是指基于手机、互动屏、视频平台的一种纪实类的节目。抖音、快手,其实都是泛纪实领域的。包括今年的很多大型综艺,其实都是纪实综艺。

所以倒过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纪实、纪实影像确实是在蓬勃的,但是这之中到底有多少能流向纪录电影,我觉得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大河唱》剧照

GZDOC: 国产纪录片的院线在国际发行,会遇到文化壁垒这些困难吗?

雷建军:国际发行其实不算困难。因为国际发行的时候,反正观众听不懂。藏语、陕西话、普通话,对国外观众来说全是外语。大家反而是一样的。

但在国内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我们拍的除了《我在故宫修文物》是普通话电影,剩下的全是方言电影。方言电影就有一个很强的地域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商业院线有很大的业绩的压力,对排片就会非常地谨慎。其次,大部分纪录片都没有那么大量的宣传经费,普通观众就不知道这个电影。这就形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一个套。

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一种破解方式就是“精准发行”。我们可以不在那么多的电影院放映,可能只确保一些非常重要的黄金电影院的黄金场,然后我们把适合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导流到这些场。电影院和观众都是高兴的,虽然这种方式可能慢一点,但它可能非常有效。比一下铺开很大的面,但是最后电影院也受伤了,观众又找不到电影,要好很多。从《大河唱》开始,我们一直想尝试的就是规模小、细水长流的精准放映。

GZDOC: 您对今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举行有没有哪些期待呢?

雷建军:其实每一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我们整个行业都非常期待。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选的纪录片、最后的评奖环节、市场的部分,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对于今年而言,我非常希望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能有自己的虚拟院线,这对于中国越来越多的想要走向大银幕的纪录片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帮助。

GZDOC: 今后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方便和我们说一下吗?

雷建军:大河唱是一个三年周期的纪录电影。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结束以后,我们整个团队就转到了《大河唱》。《大河唱》的拍摄到实际上在18年中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拍摄团队在18年已经投入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关于清华大学一百一十周年校庆的纪录电影。

我们整个团队也参与了《无问西东》——关于清华大学一百周年的剧情片的制作。《无问西东》主要是关于清华的历史的,所以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想拍一个关于清华的今天的电影。这个电影已经拍了一年多了,其中有些学生我们从高三就已经开始跟踪,一直到他考上了清华还继续在跟踪拍摄。这个电影会在2021年完成。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差不多就是每三年就会制作出一个大型的纪录电影。

摄像:李彤,剪辑:国旗,统筹: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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