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金淼

4月20日，《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在一审稿基础上，二审稿新增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直接销售处方药。此规定一出，业内外哗然，毕竟按照趋势看，放开网售药品已是大势所趋。

“说的非常的绕口，主体是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禁止的是不得通过药品网络销售第三方平台这个媒介，而且还加了一个限定，直接销售处方药，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条款你会发现其实立法者是非常纠结的。”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赵鹏，在南方都市报大数据研究院主办的“处方药零售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简称“研讨会”）上表示。换而言之，从这样的条文出发看，它并不能直接被理解为否定网络处方药的销售，这样做既不合适的，又不符合最近出台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这个国务院最近推行的精神。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里面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政府管制和介入的非歧视性的问题。”赵鹏认为，国家一旦介入其中，会造成效率上的扭曲。“政府如果要对网售处方药进行规范的话，要回到实质问题——如何设立管制规范，确保销售是基于真实的处方，规范它的仓储物流，规范确保它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而不应当是聚焦于商业的形式。但是抛开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你只是针对某一种销售的形式，第三方平台来销售的形式，来进行管制的规范，在我们看来首先这样的规范似乎是没有正当性的，是对一种商业组织形式的歧视。”

禁止第三方平台的，意味着上市药品的持有的药店必须通过自建网络的方式进行药品网络销售。“这样的管制方式，迫使很多想从事网络处方药销售的企业走了一个低效率的选择之路。像阿里巴巴、京东这些平台性的企业能够促成效率的提升，就在于更多的企业它免去了自己的一系列的自建的系统，企业不用再自建物流了，不用自建支付系统了，可以模块化的插入系统就可以了，这是效率提升的方式。”赵鹏说。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助理王岳在研讨会上表示，即便放开网售处方药，仍然要坚持电子处方可识别，保证安全。“我觉得初期最好不要完全放开处方药的销售，是不是可能选择慢病来进行尝试，很多的慢病病人对处方药的了解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他吃了很多年，所以这些风险会小一点。”

慢病病人复购一直是困扰医生和患者的难题，双方都需为此浪费大量时间，放开网售处方药，或许能够真正推动分级诊疗的落地。“平均下来慢病复购一年要将近6次，多的患者每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很多子女也是给他们在老家的父母买药。你能看到线上用户的需求，并且真的给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京东健康医药部总经理金恩林说。

但是提到网售处方药绕不开的问题，便是“处方哪里来？”目前讨论聚焦在于处方外流的方式，虽然当前互联网医院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但是至少给这个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希望。而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公司质量总监侯明霞也希望国家能够开发处方的共享平台。

“我去上海中山医院和他们聊，他们说这里最多的医师资源就是管复诊的问题，很多的专家没有时间看真正他值得看的东西。中山医院说，他们也想开个互联网医院，把复诊的慢病的病人在互联网医院解决掉。中山医院是零差价的，他无所谓卖不卖药品。所以我个人觉得，从他们医院的角度来讲，互联网医院加上处方流转平台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也是分级诊疗的一个手段。”上海第一医药副总经理章戈说。

而自去年国内开始实施“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后，也一定程度上对网售处方药有了一定冲击，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会出现网售价格高于医院价格，对此金恩林表示目前由于只在少数地区试点，对整个大盘的影响还不明显，但是也在和主要厂商沟通，希望能够允许在平台上实现区域定价，“暂时还未松口，在‘4+7’还未出现很大扩张的情况下，（厂商）不会允许我们把价格降的那么低的。目前没有特别好的答案。”

王岳在研讨会上表示，“如果互联网药品交易可以今后去实现，可能我们的医药代表就不会公关医生，而是真的要关注病人用药后的评价，其实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商品的秩序，就是商家关心的是谁，不是卖商品的人，而是用商品的人。我们现在扭曲的是商家关心的不是吃药的人，是开药的人。”

目前业内共识，网售处方药能够通过系统控制，可以逐渐优化、建立可靠的合理用药安全体系，解决安全合理用药的问题，“今天的药品是没有公开的评价体系的，甚至一些没有效果的药销售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人发现？因为没有平台体系让你知道之前我吃的药好不好，有没有效果。如果说互联网上有了可以沉淀的评价体系，实际上用户可以通过通用名，去自行选择品牌，能吃到对自己真正有用的药。”天猫医药馆总经理章泽在研讨会上表示。

但是在那之前法律要放开，医院处方要放开，甚至互联网医保支付要怎么办。“开一个口子之后，商业环节会倒逼市场的改变，行业的改变。”王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