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英国天黑得很晚，尤其在夏季，甚至到了晚上10点天都没有黑下来，初来乍到的外国人甚至会小心地琢磨着用词，不放心地向本地人询问，是否“晚上好”（good evening）能够成为一个恰当的时间用语。

大西部铁路穿越着英国西南地区广大的乡村，衔接着海滨，铁路沿线零星地分布着一些不起眼的旅社，旅社的一楼大多设有简易的吧台，忙碌了一天的铁路工人和消防队员还来不及脱下制服，便一头扎进旅社，品尝起街角的酒坊酿造的啤酒。旅社一楼的照明总是十分昏暗，与窗外的阳光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的声音低沉或高亢，分享着那些永不会终结的话题。

在吧台服务的是一位爱笑的保加利亚姑娘，她喜欢提起她那个发音拗口、闻所未闻的家乡，并静静地旁听着大家每日的见闻；而负责清扫的立陶宛妹子则会不时地询问初到的客人们是否听说过她那个名字生僻的祖国。

在传统的观感中，英国享誉着与“伟大”（Great）有关的一众美名，帝国、雄心以及普世的文明，每一堵石墙、每一条斜街似乎都在言说大英显耀的统一传统——它独立于欧洲大陆的边缘，屹立于大西洋世界的中心。但在这样的旅社和酒馆里，我们却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两个”英国的存在与汇合，一者是沿袭了英国产业工人时代的典范，本地的、阶级的、操着浓重的英伦口音；一者是自欧洲大陆流通而来的移民，外来的、混杂的、带有五花八门的文化表述。

在全球化与世界主义的感召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个宏大叙事的同时，也迷乱在纷繁的微观现实之中，话语成为了建构生活最为重要的介质。

以报纸媒体为主导的公众语料以及以政府公文为主体的政策语料强而有力地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判断，不可能被观察彻底的现实生活使得阅读与聆听变得重要。在过去的10年间，“边界的开放”或“开放的边界”已成为英国社会话语表述中极为关键的语义词汇，从而对于“开放”不再只有某一单向度的解读。

有观察者在对两种语料体系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别，反映出英国社会在有关开放与安全之关系上的意外趋势。

在政策语料中，即包括有上议院、下议院、委员会等官方文本和讨论中，与边界的开放相关联的话语表述其核心指向安全。

例如，在英国的议会记录中，我们可以读到“公路运输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开放欧洲边界并且增加陆路交通会使我们的边界更加脆弱，同时容易让罪犯和恐怖分子突破。”（劳动党议员在上议院的议会辩论）

或者，“我们接下来讨论具体的走私案件和非法移民的走私问题。目前的重要问题是更加开放的边界可能会对这些走私案件产生哪些影响？在欧盟已经扩大的背景下，为了尽可能减少（来自土耳其的）组织犯罪的侵害，严厉的执法是必须的。”（议员选举委员会的汇报）

在上述的语料中，大多数的文本表达了与安全领域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国家在开放边界的情境下于安全上应当做出的防范，其承担者与责任人是相关的边界管理部门，边界依然作为一种军事化、防御性的政治存在。

但在公众语料里，以媒体为主力的表述者则侧重于对于不安全的描述。

“即使欧盟在其东部边界修建一道墙，在其南部海岸布置舰队巡逻，搜查每一辆到达的车、船，拒签所有持发展中国家签证的人，但移民还是能够通过边界。因为证件可以造假，人可以偷渡，官员可以贿赂。如果开放边界在政治上行不通，那么欧盟应该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设立一条合法路线，并且通过征收额外的工资税来调节移民的数量。”（金融时报的报道）

当边界安全势必指向国家安全时，安全的问题在语料转换之后变得愈发真实可见，而不是模糊抽象，我们可以形象地将其称作为边界与安全的人格化（anthropomorphizing）。相关的话语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国家边界观，边界不足以保障国家安全，甚至是“开放的”、“可渗透的”。军事意味过强、防御性过于浓重的政策话语表述反而正在助长国家将受到攻击和侵犯的意识，移民、难民和避难寻求者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负担和对象，而更成为了直接威胁到英国社会安全的因素，接踵而至的是人们不由自主的警觉、担忧和恐惧。

紧随其后的是新的话语表述的生成，即对于边界“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描写以及话语表述的重心向欧洲大陆以及具体社群迁移。

“他们去年在巴黎市中心以街头犯罪的名义拘捕了1769名未成年人，但是后来声明有一小部分犯罪嫌疑人来自欧盟的其他成员国。‘任何人都能轻易越过我们的边界’，一位高级警官这样对我说。最后，审问结果表明这些孩子是一群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小混混。他们把自己的活动大篷车停在郊区，然后上百人到城市中作案，而且还非常自信不会被警察抓到。”（每日邮报的报道）

尽管边界的开放困扰着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国家需要在开放和安全之间寻找平衡，找到切实的办法，但更大的安全隐忧却是来自于话语实践。话语所制造出的恐惧正在使得英国内部形成冷漠的意识形态（inward-looking ideological），英国人不由地开始敌视欧洲大陆，弘扬排外主义、种族主义、隔离主义等令人嗤之以鼻的政治与社会观念。

不言自明的是，在媒体时代，（本体）安全观念在开放的政治互动之下发生了偏移，产生了新的形式的安全隐患。在政策层面，国家边界的开放与否事实上并不能成为话语表述的焦点，而是在公众层面，极度的焦虑和无意识的对抗情绪下衍生出的一种尤为主观的、与不安全相联系的地理情感和空间图景，并且遗憾地被现代社会心理学所证实。国家边界本应具有的完美功能的社会想象破灭了。

早在英国脱欧公投的几个月前，大量的媒体便已开始大肆渲染边界的开放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最终这也自然地与公投的结果和今日的窘境相吻合，其从不能反映英国社会的真实，而只是话语表述的产物。

当人们与明媚的“夜晚”彻底告别以后，各自回到相隔不远却界限分明的街区，蓝领的街区弥散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下的气息，操持着理发业的库尔德人在中东街上准备打烊，伊朗移民开着出租车在街上等候约定的客人，街道的另一侧是中产阶级的高尚社区，宽敞的大宅少不了花园和车库。在这些夜幕降临的午夜，人们不再言说，但话语所刻下的划痕已附着在每一条边界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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