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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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亡，战争之后是汉建。

人们常说汉承秦制，这当然没有错，“百代都行秦制度”，况乎汉哉?但是，这种继承，这种实行，不是以秦之名，而是用其实质。简要地说，在秦之前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一个联邦文明体，而不是一个大帝国，何以言之?各个“诸侯国”万邦林立，天子只是一种文明体意义上的“天子”，却没有达到统一国家之国王的程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一种理想。各个诸侯之邦国自行其政，地方成为中央绝对管辖的领土，地方必须服从中央，这是秦以后的事，所以，秦真正开创了大帝国和中央集权，这个大概念意义上的制，恐怕也无法不承。

但是，汉对秦是何态度?是完全的革命态度，所以也有学人指出，汉怎么会自称承秦制?汉只会指责秦，革命秦，也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于秦的叙述，恐怕也有一些汉代及后世对其添油加醋地批评以呈其恶的成分。

汉对秦的革命是颠覆性的，其中一项就是法律，我们常说的“余悉除去秦法”就是一种姿态，也正因此，云梦秦简的出土才让人感到石破天惊——谁能想到秦代立法如此繁复，难怪贾谊说秦法“繁于秋荼”。所以如何对待法律，实际上可分三种，第一种是革命型的，也就是破旧型的，要求全部废除旧法，例如汉就是这样;第二种是继承型的，唐以后不少如此;第三种是移植型的，近代如此。

汉对秦颠覆，但是也保护文化重建，如我们前面所言，整理秦火之后的学术经典，就是其中非常了不起的一项。

文化整理工作，显然不是完全始于汉代。例如，齐稷下学宫，就是个优质学术机构。但是，考虑到秦火之大，则汉初的整理更具意义，恐怕也更具对于后世来说的经典重建与脉络划分属性。

儒家，在这时候完成了第一期的整理工作。所谓第一期，包含三个意思，其一，将儒家与各家并列在一起，有梳理，有比较。其二，把儒家的发展脉络倒叙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脉络清晰的谱系，也为后来的学统之构建打了基础。其三，与董仲舒所进行的儒家第二期整理不同，以至于与刘歆后来将儒与周做了更紧密衔接的第三期整理形成了差别。第一期整理出来的儒家，是更单纯的儒家。

第一期的整理，首先在于正名。儒家的正名，实质是将孔门确立为儒家。关于孔子门徒的师承，司马迁写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司马迁这段话，大有值得细读之处。照这段话，孔门主要分为实践派(从政派)、理论派(学者派)和隐士派。所谓“儒分为八”，大致也都是各种分类。

实践和从政兼具理想和现实、咨询和决策、活动和静思等不同的行为特点，相较而言，确实比学者的处境更复杂，需考虑更多，也更需要务实和回应现实。这似乎启示我们，假使战国时期的法家也师承于孔门，这或许就是作为改革家的法家虽然接受了孔门教育，但也不能不回应现实的实际原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有经有权”，有经就是遵守常道，有权就是要适时调整。“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孔子弟子子夏所授的这个序列，的确是如画江山中的一时多少豪杰。这是个竞争的年代，越是竞争年代，就越不能固守之前的“血而优则仕”的状况。就像我曾谈论和引用何怀宏著作所说的那样：血缘与家族并重于先秦。恰如何怀宏所言，当时社会主要的资源(权力、财富和名望)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世族手中的，春秋的世族呈现的乃是一个“血而优则仕”的情形：“血统或家世是取得精英地位的首要条件。世族的建立，尤其是其发展壮大，虽然还是要有赖于个人及子孙的德行、才干和机遇，但无论个人贤否，家族血统都是上升的第一要件。有限的选举是隔离的，分别发生在大夫与士阶层的内部，可供个人选择的余地相当之少。”

孔子不愧是使命感极强、学养极其深厚而洞明世事的学者，他的学生素质高，再传弟子亦然，这就能够在政权需要的时候，被选中，且创造出已经被历史记载和记忆的政绩，他们不负历史，也改变历史。当然，他们的改革不一定都对，而历史的走向也不一定理想，但这与个人的情怀和实干并无十分关系。

理论派，很大程度上保全了孔门。理论派当中，有群体，有个人，“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齐鲁学者，尤其是鲁儒，这是一群于礼仪深具学问的读书人，构成了一个乱世读书的特殊群体。至于孟子和荀子，那自然是分别称为学者型的活动家、思想家和体系型的孔门思想发展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礼记·大学》可能的作者曾子，《礼记·中庸》可能的作者子思和《礼记·经解》尚不能确定名字的作者。没有这群人的孜孜不倦，孔门不存。孔门不存，儒家也未必能够被视为显学，假使如此，中国的历史或许都要重写。

隐士派，这当然是一个不容易被记述的群体。真隐士，外人未必知其名字;假隐士，似乎背离隐士的精神。隐士足以在一定意义上形成感召效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隐士一般都是杰出人才。孔门中若有隐士，其之内仁外礼，自然有助于民间良序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默默影响着身边的社群。

当然，于儒家发展形成实质作用的，自然是孔门理论派。 

作者系法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