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枫·经济观察报书评

2019年4月18、19日，由广州市歌舞剧院创演的民族舞蹈剧《醒·狮》在北京市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作为第四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的压轴节目，《醒·狮》以岭南文化（广州醒狮）为基础，并将鸦片战争和三元里人民抗英的故事作为背景融入其中。该剧曾于2018年11月获得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蹈剧奖，并于2019年5月26-27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展演。

舞蹈剧《醒·狮》之所以获得“荷花奖”舞蹈剧大奖并深受广大观众喜爱，除了自身极具民族性、地方性特色外还与其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关。众所周知，拿破仑曾经有一段话广为流传，即“中国是头睡狮，当它醒来，世界都会为之发抖。”虽然，许多西方当代学者曾彻翻与拿破仑有关的原始资料，并未发现相关的法文或者其他语言的一手资料证实拿破仑曾直接说过这句话，但睡狮论却在中国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在历史上，中国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最富有、技术最先进、国力最强的国家，它是怎样逐渐落后，并让位于西方国家？这一议题，一直是西方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难以避免的话题。“李约瑟难题”“戴蒙德之问”“挑战-回应”以及彭慕兰的“大分流”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但是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生产工具、赋税收入、人口的出生率、农业的生产效率等经济学角度，却极少有人从军事角度切入。

美国汉学家欧阳泰在其2019年3月出版的《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一书中，从军事角度出发，通过着眼于中国和欧亚的军事交流活动，来探求作为热兵器火药发明地的中国是怎样被西方超越，同时进一步追问西方和东亚分流改道的缘由，并呈现出这其中东西方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影响。其实早在2017年，作者就已经以《火药时代》的名字在台湾出版了该书的繁体版并得到台湾读者的好评。

本书的作者欧阳泰，师承著名汉学家史景迁，也继承了史氏在历史研究中视角独特、作品可读性强的特点，本书走的是东亚和西方尤其是中国和西方军事、科技对比史的路子，很多情节都能在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引发思考。

从东到西——火药的产生与西传

马克思曾经说过：“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火药作为中国的三大发明之一，最开始并非是为了预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而产生的。火药的发明更像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美丽误会。正如作者所言：“火药的发现似乎发生于炼丹者企图分离出稳定、纯粹的化合物的过程中。”炼丹者在将硝石、硫磺和焦炭混合在一起时会不经意间制造出爆炸。但是早期的火药化合物却很难直接在密封的容器中点燃，这与硝石含量过低有关，这也就使早期的火药只能作为可燃物而不是爆炸品存在。基于这个原因，火药被发明初期，更多的是作为表演的杂技出现，其中： “飞鼠”“伏魔飞火棍”“火蒺藜”“万火飞沙魔弹”“大蜂巢”“烧天烈火弹”等烟花类爆炸品是其的代表。这也是鲁迅反思中国在十九世纪末为何落后发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这一感叹的原因。

在史料中最早发现使用火器的描写是晚唐时期。公元904年，吴王杨行密在进攻豫章（南昌）城时，首先使用了“发机飞火，烧龙沙”。这时候的火器主要是火箭，由于火药成分不纯，这一时期的火箭主要是烧毁敌军防具的作用。火器官方背景下大规模制造和装备始于北宋，宋金战争时期被称为“火枪”的原始枪支出现在战场上，火炮也成为攻城的重要武器。到13世纪，爆炸性火炮研制成功，北宋《武经总要》中记载的“霹雳炮”就是爆炸性火炮的代表。

火药和火器的西传与蒙古的崛起和西征有着密切关系。蒙金与宋蒙之间长久的征伐战争，使各政权热衷于火器的研制和装备，突火筒和突火枪这种管型火铳武器在这一时期大量列装军队，并在作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火铳的枪管也经历了由竹子、纸到金属这一材质上的变化。蒙古军队在从金和宋获得火药和火炮技术并成熟运用后，将这些技术和攻城手段运用到了对欧洲的西征中。不同于中国最初将火药用作助燃，欧洲的火药配方一开始就是用于发挥爆破与助燃多重作用，这说明火药在引进欧洲时已经是一项的成熟技术。枪炮技术也随之被引入欧洲，并得到迅速传播。

中西热兵器技术的第一次大分流

火药传入西方后，中西方经历了两次火药和火器技术发展的大分流，这两次大分流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军事领域逐渐落后于西方。欧阳泰认为这两次大分流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封建王朝的和平时期，而欧洲则处于不断地内部战争和对外扩张战争之中，这也造成了双方对待热武器更新换代的动力发生了差异。中西方热兵器技术的第一次大分流发生在明朝中期。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派徐达北征盘踞北京的元政权，此外对四川和云南的内部战争以及对蒙古和越南的远征使明前期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保持有百万的军队规模，武器装备尤其是火铳技术也非常发达。根据欧阳泰的研究，1380年明朝军队下令，明军10%的士兵必须装备火铳，这时明军总数在130万至180万之间，也就是说至少有13万的明军士兵是专门使用火器的火铳兵，这比当时整个法国、英国和勃艮第所有的骑兵、步兵和候补骑兵数目的总和都要多；到洪武后期，火铳兵的比例更多， 1466年甚至达到了总兵力的30%，而这一水平，欧洲直到十六世纪中期才达到。此外，中国还注重火器的在阵法中的作用，当时明军士兵的操练非常严格，甚至运用了多队火铳手依次轮流开枪的火器“轮射”技术。

但是自洪武皇帝朱棣之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相对和平时期，而此时的欧洲却处于一个长期、激烈的、事关生死的战争时期，这也造成了中欧之间的第一次热武器的大分流。

而此时的欧洲则处于英国玫瑰战争、英法战争、西班牙与英国的海战等动荡之中。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塔里特曾对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进行了统计：“从1480年到1700年，英格兰参加了29场战争，法国34场，西班牙36场，神圣罗马帝国25场。1610年后的一个世纪，瑞典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每两年就有一场仗，西班牙每四年要打三场。”

这一时期热武器大分流的主要特征是西方早期巨炮的消失和新式长管炮的出现。此外，火炮炮弹也由石质炮弹发展到铁质炮弹，火炮的重量逐渐减轻，新炮的冷却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在装填技术上，旧式火炮一般用木塞将火药装进药室后塞进木塞，然后发射物被放置于木塞之上。而得益于炮管的加长和火药粉磨制技术的进步，欧洲的新炮则不需要木塞，炮管和发射物之间也更为贴合，这就使新火炮可以装填的更快，精准度更高。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则没有发展出可以用来摧毁城墙的火炮，攻城的主要器械依旧是投石车。作为热兵器主体的火铳和小型火炮的作用依旧是对单兵个体的杀伤和城楼上木质建筑的毁坏。

这一时期热兵器大分流结果最直接呈现是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对东方的殖民扩张战争，不同于蒙古在西征中气势磅礴的军事压倒性优势，这一时期中国在对西方战争中武器已经完全处于劣势地位。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冲突战争包括：1521-1522年中葡之间的两次冲突；及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与荷兰的热兰遮战争（即郑成功收复台湾）；1685-1689年清军与俄军雅克萨战争。这些战争让中国人看到了中国与欧洲在火器上的差距，引入西方火器成为这一时期中西碰撞交流的结果。“佛郎机”“红衣大炮”以火枪、鸟枪等滑膛枪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引入中国的。当然，中欧之间的冲突还让中国人意识到了城防设计的重要性。

培根和马克思的论述阐释了火药对中世纪城墙和骑士阶层的粉碎，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城墙普遍又薄又脆，而中国则流行夯土的厚城墙。到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欧洲除了开始建造中国式的厚城墙外，还设计出了被称为棱堡的复兴城堡。不同于传统的圆形和方形城堡，棱堡的每个拐角处都突出了一个带棱角的垒台，垒台之间可以相互配合，能够组成交叉火力，这样就能有效的阻止敌人靠近。除了巩固本土的防御外，西方探险家和殖民者还把棱堡带入殖民地，棱堡也就变成了“欧洲扩张的发动机”，让来自欧洲的守军能够以较少兵力守卫远离本土的殖民地。郑成功和康熙帝的清军在进攻台湾的热兰遮城和雅克萨城时无不见识到了棱堡的威力，清野围城成为郑军和清军最后不得不采用的方法。当然根据欧阳泰的研究，明清时期的很多学者也承认欧洲棱堡的设计，并想将之引进中国，但是并未被广泛推广。

工业革命和闭关锁国

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讨论近代西方科技的崛起时，还是会更多的将关注点放在经济史角度。但在根据欧阳泰的研究，18世纪科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直接，而相比之下科学与18世纪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渊源则更加明确。

在这一时期，得益于实验科学的发展，欧洲在火药生产和枪炮设计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伽利略提出的“抛物线理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军事上的实践，在这一理论下枪炮的弹道设计促使欧洲人给火炮装上了瞄准装置。此外空气阻力学说也推动了枪支设计上精准度的提高，此外，冶金业的发展也欧洲人在这一时期能够发明出威力更大的野战炮和榴弹炮。欧洲的弹药技术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长足进步，硝石的精炼技术和木炭提纯技术的改进，使欧洲发明了“铁罐火药”， 而“铁罐火药”可爆炮弹制造的基础。野战炮配合可爆炸弹可以轻易的击垮坚固的城墙和堡垒。枪支方面，欧洲火帽枪的发明使枪支的射击速度更快而且更安全。火箭技术的进步为欧洲人提供了更强的火力，而造船工艺的进步则让西式蒸汽战舰吃水更浅、速度更快，机动性更强，除海战外还能更靠近海岸支援登陆作战。

而此时的中国则处于长时期的相对和平中，在这种“马放南山”的悠闲状态下，曾经强悍无比的清军逐渐因为缺乏训练而变得孱弱无比。武器方面，当时清军配备的武器六七成还是传统的冷兵器，热兵器也长久没有革新，就拿火绳枪来说，19世纪中期清军装备的火绳枪与17世纪相比并没有多大改动。由于弓箭在满族传统文化中有崇高地位，清军更喜欢运用弓箭而不是火器，清廷甚至专门颁布法令，抑制火器的使用。天朝上国的思想让大清帝国的军事技术在一种鸵鸟式的自欺欺人中固步不前，“闭关锁国”追求自保的国策也让清廷缺乏与欧洲的交流，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难以被引入和消化。这种此消彼长的热兵器技术大分流的差距在鸦片战争中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的欧洲观察家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火药粗制滥造、大炮样式陈旧、冷兵器生锈严重，城防也是形同虚设，而舰船也只有木制的戎克船，这自然难以与西方的坚船利炮相匹敌，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也在所难免。

当然第二次中国与欧洲的热兵器技术大分流也推动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出现，从魏源、林则徐为了应战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内部掀起了一系列的军事革新运动，从设计新式战舰、学习蒸汽技术，铸造新式轮船到引进西方技术，创造近代化的军事工业，再到购买西方先进战舰，打造东亚第一的北洋水师、编练新军，清政府内部的西学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努力最终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破产。

究其原因，欧阳泰认为并不能把责任简单的归结到强调“文胜于武”的儒文化，清政府内部的党争和摇摆不定的政策也损害了改革的延续性，此外更为结构性的关键因素是经历了相当长期的和平后，鸦片战争并不足以引发清帝国进行内部的深层改革。保守主义盛行和乐于维持现状的利益集团不肯让位，让清末的向西方学习步履维艰，难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