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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旅行团乐队:在浪漫和现实之间寻一个出口

总体而言,旅行团所面临的困境和沉浮都市中的你我没有什么不同,甚至那些憧憬和幻灭都没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可以具体到房子、交通、孩子上学……“其实是很不值得一提的那种问题,只不过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抒发苦闷,但好像更多人找不到释放的出口。”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记者 | 刘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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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

这是一场比赛,比赛总是残酷。第7期爱奇艺《乐队的夏天》“女神加盟赛”,旅行团和周洁琼合作表演了《周末玩具》。这场比赛过后,他们成了场上的最后一名。

这首歌是旅行团喜欢的都市冲浪风,他们还设计了啦啦操环节,主唱孔一蝉穿着粉色西装,用不太协调的肢体和周洁琼跳了一段舞。在朋友眼中,孔一蝉是个内敛的人,“没想到能在这个舞台上看到他这样放飞自我的表演”,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

但这场想要“突破安全区”的表演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VICE中国主编刘阳子质疑旅行团的表演失去了作为乐队创作的意义。大张伟则很喜欢这个表演,他也知道为什么分数这么低,“觉得这是个流行歌,老师们一定要听态度”。

旅行团和周洁琼合作《周末玩具》图片来源:节目截图

7月的一个下午,在录制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谈及比赛经历,孔一蝉直言自己经历也学到了很多。一方面,节目组在短期之内给每支乐队布置了任务,需要很快拿出作品,这是乐队之前没经历过的高压。另一方面,用比赛的状态做音乐,心态会很不一样,他们在比赛当中也学会了用什么方法可以赢得比赛。但他也会怀疑,这样真的有意义吗?这样真的是我们想要呈现的音乐吗?

“可能当下赢得一场比赛你能够晋级,但是别人会通过这个作品来感受你的真诚。如果你不真诚,赢得那场比赛毫无意义。”

在接到《乐队的夏天》邀约前两个月,这支乐队的主唱将自己的名字从孔阳改成了孔一蝉。“孔阳就像昨日等待羽化的幼虫,我今日将他封存”,孔一蝉这样在微博上解释改名的事情。那是2018年9月。

改名的动力来自于,这支乐队成立14年来始终不温不火,但35岁的主唱暂时还不打算接受自己的平凡,他想要换个人生。

孔一蝉相信,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成长轨迹之间会有某种联系。“任何人改名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对自己有要求,是为了自己能做得更好。”他一字一句轻声解释道。

主唱孔一蝉

那之后,旅行团收到了《乐队的夏天》的录制邀约。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带有比赛性质的综艺。在第一回合10支乐队的排位赛中,旅行团表演了作品《逝去的歌》,随即以148票的高票数位列第一。

但《逝去的歌》本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键盘手韦伟甚至觉得这首歌“过于安全”。他曾调侃《逝去的歌》,“歌词直白普通,旋律流行无趣,登不上榜单也上不了春晚”。

最终选择《逝去的歌》是因为它特别的意义。你也许没注意,表演的那天,韦伟在间奏时向上指了一下天。他用这个小动作表达一种怀念——旅行团的四个成员中有三个人都来自广西柳州,在离乡的十多年间,在柳州的老人相继离世。他们想用这首歌告诉家人,“这帮孩子很争气,没有瞎混”。

无论如何,对成立14年的旅行团来说,参加《乐队的夏天》是个重要的事情。就像他们在微博上写的那样,他们唱过很多音乐节,唱过很多livehouse,但这首《逝去的歌》还没有太多机会唱给屏幕前的很多人听。

不值一提的问题

北京气温接近40度的这天,我在来福胶泥工作室见到了旅行团。打车过去时,司机停在北工大西门附近的松榆里市场,然后迷失了方向。我想象中,这个有着洋气名字的工作室至少应该在一个居民楼里,但现实似乎更粗粝一点——从马路边一处看不到明显入口的地方拐进去,看到的第一个小平房,正是他们在2014年独立运营之后的工作和排练场所。

半开着的古铜色大门上印着来福胶泥的英文“THE LIFE JOURNEY”,室内墙壁刷成了明快的黄色,有限的地面空间已经被几个大号行李箱占满。再往里走就是排练室,我们坐在里面聊天的时候,一只苍蝇不时在我面前飞来飞去。

来福胶泥工作室 图片来源:界面文娱拍摄

自从《乐队的夏天》开始在我朋友圈刷屏,关于乐队的苦难中年叙事也层出不穷,在这档综艺里,此前徘徊在大众视线之外的摇滚乐手们呈现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孔一蝉不知道什么是中年危机,他只是觉得人在每个阶段都会遇到一些瓶颈或是心理上的问题。他很欣赏周围一些人的状态,觉得他们步入了常人所说的中年,但也在积极寻求变化,“是那种让自己活得舒服的变化,而不是随波逐流”。

总体而言,旅行团所面临的困境和沉浮都市中的你我没有什么不同,甚至那些憧憬和幻灭都没什么不同。这些问题可以具体到房子、交通、孩子上学……“其实是很不值得一提的那种问题,只不过我们可以用音乐的方式来抒发苦闷,但好像更多人找不到释放的出口。”

多数情况下,旅行团选择用音乐填补世间的遗憾。在最新一张专辑《感+》中,除去《终结日》《没有说明书的机器》两首描写在北京生活状态的歌,旅行团更多呈现的还是不切实际的浪漫和幻想。“我们希望用一个更大的空间去包容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通过转换鼓的音色、削弱吉他音调等技术手段,制造出更大的空间感。”孔一蝉这样阐释这张专辑的音乐理念。

编曲工作是在普吉岛的十天间完成的。那段时间,韦伟会给每个人做早餐,他们从下午开始录音一直录到深夜,之后会集结在泳池边一边看星星一边聊天。放着音乐,喝着小酒,有时某个人放到某首歌的时候特别感动,他们就会举杯,看着天上的星星。星星特别透明,泳池也倒映着星空,孔一蝉回忆说,“所谓的空间感正是来自于这种天、地、人的结合”。

至少在这张专辑里,他们不想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太直接的联系。他们避免当下的冲突和痛苦,想要传递的还是那些“美好的也许会在未来发生的事”。旅行团仿佛回到人们对他们的早期印象,那个旋律里氤氲着水气的乐队。

少年与墙

旅行团的故事还是要从几个柳州少年讲起。

柳州是广西的工业重镇,天总是灰蒙蒙的,夏天暴雨,时常积水。多年后,他们为家乡写下了一首《柳江》,里面写道,“河道里有水鬼出没的晚上,码头上有孩子们的疯狂”。

儿时的韦伟和孔一蝉

孔一蝉的父母从小给他买了钢琴和电子琴。在初中升高中的暑假,孔一蝉开始跟表弟韦伟在家尝试写歌,有一次家里的扩音器坏了,他们正为换扩音器而发愁,刚好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现在的吉他手黄子君。

子君现在还记得,孔一蝉用带着柳州口音的腔调唱花儿乐队的《静止》。“那个年代,你要翻唱花儿的歌必须也得大张伟那么唱才对”,子君一听孔一蝉的口音,觉得这哥儿们疯了。

在孔一蝉眼里,子君家有来福胶泥的排练室5倍那么大,而且设备应有尽有——鼓、音箱、扩音器,还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他和韦伟于是常常去子君家玩,几个男孩闲在一起,相互介绍起自己喜欢的音乐,再后来他们邀请子君加入,一起写歌、排练。

吉他黄子君

十六岁的少年没觉得自己有多少音乐天分,只是觉得能够用仅会的几个和弦,把心里面想说的事通过旋律表达出来。平时在一起排练,每个人在练习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意外的音符出现,慢慢地就形成了最早的创作。那时还没有手机等设备,他们只能洗掉原有的磁带,再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声音。

少年并非不识愁滋味。

青春期似乎天然充满了对世界的反抗力量,他们又听了Pink Floyd的专辑《迷墙》,这张带有自传性质的专辑记录了他们儿时在学校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对束缚、管教充满抗拒的孔一蝉也尝试用音乐作为出口,排解内心的不适。他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叫《sleep》,那是几个人在排练到昏天暗地之后通过一个小的riff慢慢发展而成的。

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乐队还是Beatles。“他们写的歌,他们做音乐的方式,他们在音乐技术上的创新,还有他们的装扮,他们的样子,他们讲过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有比较深深远的影响。”韦伟几乎是脱口而出。出于对披头士的崇拜,他们还一度将自己的乐队命名为The Shadows,用四个和弦写下了《My Shadow》这首歌。

国内的乐队里,他们喜欢清醒和新裤子。那个年代的摇滚圈几乎全是唐朝、黑豹那样的重金属乐队,突然间出现了一波唱腔清晰、编曲新颖的乐队,这让柳州少年感到惊奇,并且很快将自己和他们划归为“一个时代”。他们每天都会看《摩登天空》杂志,了解这些乐队是如何创作和思考的,一本杂志常常能翻到烂。

这份隔空影响,后来也使他们没怎么犹豫就签约了清醒乐队主唱沈黎晖创办的厂牌摩登天空。

在浪漫和现实之间

2005年,韦伟有了在北京学音乐的打算,就问孔一蝉要不要一起去北京试试。兄弟两人拿着当时做的一批demo一家家联系,看有没有公司愿意签约。他们拜访了很多唱片公司,还装成送外卖的混进了摩登天空。他们把小样递给摩登天空创始人沈黎晖,沈黎晖听了之后,觉得这些音乐很有意思,就让他们留下了联系方式。“那时候我去跟沈黎晖聊天,进来两个孩子,说他们来自广西柳州,我一听,觉得这就是中国Beatles啊”。坏蛋调频主理人王硕后来回忆说。

这一年,孔一蝉、韦伟和黄子君从柳州来到北京。但当柳州少年进入风土人情不太一样的大城市,也很快遭遇了最初的迷惘。他们只想做一张唱片,可是这张唱片一等就等了三年才发行。第一张专辑《来福胶泥》中的作品大多是在柳州时期创作的,和当时北京的大多数摇滚乐队相比,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气质也有点格格不入。

“当时还没有小清新这个风格,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特别弱”,韦伟回忆说,当时全北京的乐队中基本上只有新裤子跟便利商店能接纳他们,又签的同一家公司,他们就像带小弟一样经常带着旅行团演出。

鼓手徐彪的加入是件重要的事。用孔一蝉的表述就是,“南方人比较温柔,认识徐彪之后开始补充了很多硬朗的气质。”

2007年一年间,旅行团试了至少五任鼓手,都不能完全合拍。2008年发行第一张唱片之后,旅行团开始全国巡演,担任巡演鼓手的是徐彪。他们感觉到,虽然北京人徐彪和他们的口音、文化背景不一样,但性格上很合得来。

鼓手徐彪

巡演一扎就是一个半月,在很多城市兜兜转转,而真正的友谊也是在那段时间建立的。第一次巡演时,他们对一切都特别好奇,几乎每天就睡4到5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吃吃喝喝,演出完也还会一起探讨事情,相互了解。巡演过后,徐彪以鼓手的身份正式加入旅行团。

生活境遇的变化影响着旅行团创作的题材和风格。初到北京,住在十八里店当地农民修建的小别墅里,三间房加一客厅,一个月1000块。前两张专辑带着少年灵动的色彩,北漂之后,生活的沉浮、人际上的变迁开始给他们的音乐增添沉重的况味。

最能体现他们音乐风格转变的是2013年的专辑《于是我不再唱歌》。2013年初,成员小P提出想离队回柳州老家,给出的原因是,做音乐让自己看不到希望,他想做一个有正经工作和正常收入的普通人。

有纠结,有不舍,情绪复杂,在短暂低落之后,他们决定用一张新专辑来记录自己生活的变化——流行程度大大提高的《于是我不再唱歌》写的是小P离队,《小龙人》描写的是子君有了孩子之后的感受,《Bye Bye》表达的是奥运会之后房地产突然火爆,还过着租房生活的他们面临的困惑。

他们从音乐中重新汲取到力量,走出了第一个低谷。在孔一蝉看来,《于是我不再唱歌》标志着他们的转变——从一心玩音乐的大男孩变成了需要承担生活之重的男人。

来北京8年后,30岁上下的四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必须要在生活和音乐之间做出平衡。“比如今天只有三个小时排练,那我们先在家做好预习,来到排练室后把基础的东西捋一遍,大家建立了共同的和弦跟结构后再去加自己的想法,一首作品就会很快完成。”他们开始相信稳定和经验对创作的帮助,也不得不提高工作的效率。

三年之后,第二个危机来了。2014年他们和经纪人封夜创立了来福胶泥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工作问题所导致的矛盾随着时间积压,到了2016年,一整年他们都处在一种混沌期。

这年年初,旅行团开展了全国的剧场巡演,一场演出上座率好的时候能达到6成多,不好的时候甚至不到一半,演出的邀约也减少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支乐队还应不应该存在。到了年底,只剩孔一蝉和徐彪还在坚持着。

转机出现在2017年春节,韦伟打电话提议,再做一张专辑吧。几个人就又重新聚在北京,把当下的心情状态记录了下来,这就是专辑《永远都会在》。重新写歌,在一次次排练之中,他们找回了久违的做音乐的快乐。

平衡被打破又复原。旅行团好像从来不怕有坏情绪,他们有种神奇的转化能力。“我们第一张专辑里好多歌听上去有种乌托邦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东西特别灰暗,是在心灰意冷之下才转化出那样的音符。那些美好都是幻想,其实什么都没有。”孔一蝉说。

变化被刻录在他们的音乐里。变化本无所谓好坏,它就这么发生了。但如果你问韦伟,更喜欢哪个时期的创作,他会很直接地告诉你,还是更喜欢以前写的歌。

“那时写的歌很实在,现在旁边很多乐队也会影响到你,你不扔点东西就好像不过瘾似的。”如果乐队不燥,下面的人就不嗨,这让他感到困惑。

键盘手韦伟

如果完全不考虑竞赛因素,《岛屿》是他们最想在这个舞台上唱的歌,这是他们集体最喜欢的作品。这首带着海洋气息的歌也最能代表旅行团的音乐审美。

“不过《逝去的歌》也蛮好的,算是打开认识旅行团的一扇窗口”,他们知道,尽可能留在这个节目里可以让大家先愿意了解他们。在孔一蝉看来,比赛十几集就播完了,但乐队未来会有很多现场演出,先进入一个平等的沟通环境,搭好桥梁,大家有往来了,可能第二步才会来电。

现在,旅行团感到更自信了。能唱严肃的歌,能唱快乐的歌,也能适应娱乐化的综艺,他们倒是能坦然接受自己的这些特质。

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他们实现了很多之前从未实现过的舞美上的想法。他们希望能够去到更多地方演出,也希望做更大体量的演出。

他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经历是2013年的草莓音乐节。经过几年锻炼,好不容易混到了有灯光的第二舞台,每个人都很高兴。但在唱《于是我不再唱歌》之前,舞台的灯突然灭了。孔一蝉当时闭着眼睛唱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台下的星海,观众都打开自己手机的手电筒跟着音乐的律动摇摆。“特别不真实,但它就在这里。我们和小P一起真正经历了最梦幻的一场演出。”

总是要有情绪刺激才能写出厉害的东西。参与《乐队的夏天》也许是旅行团新的灵感来源。他们说,今年打算再做一张专辑,也许有15首歌,也许只有8首歌。

“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我现在身体里有一股能量,需要在音乐中释放”,孔一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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