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李丹宁

编辑 | 朱洁树

『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引发的争议和无障碍出行推行者坠亡事件。

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它是不是一个中国故事？

北京时间7月8日，迪士尼发布了《花木兰》真人版电影的预告片。该片预计将于2020年3月上映，妮基·卡罗（Niki Caro）执导，刘亦菲将饰演花木兰一角。该片故事基于中国民间传说，并根据1998年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进行改编，讲述的是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从外族侵略者手中救回皇帝的故事。预告片既唤起了人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也引发了一些网友的质疑和讨论。一方面，影片的主要角色多是中国观众所熟悉和喜爱的华人影星，如李连杰、甄子丹、巩俐等，片中的人物的装束、场景和武打动作也颇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片中出现的土楼和妆容引发了网友的吐槽——《木兰辞》中木兰的原型身处北魏时代，生活与征战区域集中在华北地区，而土楼主要分布于闽粤地区，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明代，将两者并置明显不符合史实；另外，木兰的红脸蛋、黄额头、眉间小花的妆容也让一些网友觉得“雷人”、不够自然。网友认为，这些细节透露出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异国情调想象，以及一种大杂烩式的文化挪用。

发布在公众号“假装在纽约”的文章指出，中国观众对于影片中的东方呈现的争议，归根结底是一个“这部片子到底拍给谁看”的问题。在中国电影刚刚起步的二十世纪末期（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上映之时），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规模还不是很大，中国观众的趣味也还不是迪士尼团队考虑的重点，而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迪士尼没有理由不竭力拍出一部让中国观众认同的中国题材电影。比起早年由白人扮演亚洲人角色、或是剧中出现丑化的中国人角色等现象，如今迪士尼会动用超过一亿美元的预算，让影片的场景、造型、情节和逻辑上更为考究，力求满足中国观众的喜好，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迪士尼对中国观众的诚意。

而对于片中的文化挪用现象，即在没有真正理解的情况下挪用其他文化中的符号特征这个问题，《刘亦菲的〈花木兰〉，凭什么拿下全世界？》一文的作者许北斗认为，尽管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偏差和误读，但文化挪用未必是坏事。事实上，符号的挪用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记忆，例如日本的寿司与和服，许多文化正是在符号化的过程中，让他人先是产生兴趣，再逐渐深入了解的。因此我们无需对外国人喜欢把中国元素堆砌在一起的问题感到过于忧虑和警惕，不妨看到其中有利的一面。

除了影片中的细节，也有人质疑迪士尼的《花木兰》是否能够讲好故事本身。澎湃评论的文章《讲好“花木兰”的故事不能指望迪士尼》认为，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能流传千古，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和爱国主义。“可以想见，这些都不会成为真人版《花木兰》的叙事重点。”近年来，迪士尼所塑造的公主形象都拥有独立人格，懂得争取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似乎更是为了迎合市场喜好与观众的心理需求。作者进而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还是尊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这里的“历史与文化”，不只是细节上的考究，更是对传统观念的尊重。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中国故事是否就等同于传统观念？对女性独立自主形象的塑造，纯粹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之举吗？女性自我实现的历程不能成为一个“中国故事”的核心吗？

对于批判影片“外黄内白”的声音，发表于公众号“日刻”的文章提出，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标准的木兰形象和故事内涵。“花木兰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中本就进行着不断的变迁和演绎，我们可以指责外国人对于中国元素的不求甚解，但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木兰模板，偏离于此的皆为离经叛道。”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吴保和就曾在论文《花木兰，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演进与传播——从木兰戏剧到木兰电影》中梳理过木兰形象与故事核心价值的历史变迁。

木兰的故事最早出现在收录于《乐府诗集》中的北朝民歌《木兰辞》里。木兰从军的动机是父亲身体虚弱，而她为了尽孝选择替父亲出征。除了“孝”，在这个抗击侵略的故事中，“忠”是另一重被挖掘的价值。由于古代社会呈现出的家国一体的特征，为父母尽孝与为国家尽忠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是统一的。而在上世纪中叶，创作者又开始强调木兰故事中的爱国意识和抵抗精神。1939年的电影《木兰从军》与五十年代初的豫剧《花木兰》都强调了爱国这一重点。而对于迪士尼的制作者，如何对不理解“孝道”的观众解释木兰离家从军的理由成了一个难题。对此，在动画电影《花木兰》中，增加了父女在花园中亲密谈心的场景，强调父女之间的爱是双向的，而不仅仅是对传统孝道的恪守和单方面的给予与付出。另外，动画片也为花木兰增添了给家庭带来荣耀的动机。在真人电影预告片中，木兰的台词“I will bring honor to us all”也是一个讨巧的设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谓荣耀的内涵。

吴保和指出，迪士尼版《花木兰》对于木兰女性身份的再塑造也颇有意义。不同于中国历史文本中对木兰以男性装扮大败敌军的设定，在动画片中，木兰的女子身份在军营中被识破，她最后是以自己的女性形象示人并救出了男权社会的最高象征——皇帝。吴保和认为，二十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常常是通过女性的男性化完成的，女性被迫放弃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和话语叙述，这一时期的木兰故事里最突出的往往也是木兰的英雄气概以及与男性同样的能力。而在最早的《木兰辞》里，木兰回归女性身份后，流露出的是对自身性别的认同和肯定，而非是基于男性视角对女性价值的否定与蔑视。令人欣慰的是，动画电影《花木兰》的价值观也和这种对女性身份的确认相契合，表现了一个女性寻找并展现自我的故事。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电影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并质疑他者对于自己的代言，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另一方面，固守自己传统中的价值观而排斥全球化的影响却并不见得是明智之举。电影既然是由迪士尼拍摄的，必然会带有创作者所处文化的价值观，但这并不代表这种价值观一定是片面的、商业使然的、对中国观众来说无意义的，或许，它能够重新让我们发现隐藏在木兰这一形象中的价值，也为人物形象赋予全新的现代意义的阐释。对于迪士尼来说，木兰突破了以往的迪士尼公主形象，让这一系列获得新的生命力；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们也能通过迪士尼的技术和影响力让世界了解到花木兰的独特品质。与其一味争夺木兰是谁的，不如守望这一形象在全球的流传过程中所收获的新的价值。

事实上，木兰这一形象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纽约华人戏剧导演童辉在文章《跨越百年的征途：花木兰在美国》中谈及了美国不同群体对于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与理解，其中就包括在美留学生以及美国的亚裔青少年。

对于一百年前留学美国的戏剧家张彭春与洪深来说，花木兰是团结力量和展现民族气质的不二选择。面对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丑化中国人的戏剧，两人决定“以戏正戏”，通过排演舞台剧《木兰》激发身边留学生的爱国情怀，并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传统旧剧的演出形式，并在异国观众面前施展自己的戏剧才华。此外，童辉也谈到了花木兰形象在美国亚裔青少年身份认同塑造中所发挥的作用。文中提到一位出生长大在美国的越南裔华人Benjamin To在1998年观看《花木兰》动画电影之后感到非常兴奋。他为一个东方历史人物在美国被呈现、一群亚裔在幕后团队中贡献力量感到振奋，并在木兰身上看到了亚裔女性身上坚韧顽强的品质。2015年，纽约唐人街的容闳小学选择排演舞台剧《木兰》。起初，音乐老师Ryan Olsen害怕选择《木兰》这部剧会让人觉得亚裔孩子就“应该”去演花木兰这样的中国形象，后来他发现，《木兰》提供了一个让他们与自身身份进行连接的方式，孩子们可以在剧中加入一些中文对话、唱词、舞台设计，这对于孩子的身份塑造都是有意义的。

2015年，法国编剧Genevieve Flaven将花木兰选入了话剧《九十九位女性》当中。在她看来，花木兰是少数全世界都熟知的女性形象之一，木兰也让她想到了法国的圣女贞德。由此可见，木兰的精神可以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找到共鸣。就像童辉在文中写的：

花木兰这一形象由于其巨大的跨文化象征意义，得以走下舞台和银幕，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符号：作为少女的花木兰，可以成为亚裔少年发声的载体；作为历史故事的花木兰，可以展现中国文化真实的种种细节；作为中国女性的花木兰，可以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主权：不是强硬的“我们”与“你们”之别，而是将来自中国的形象，真正分享给世界。

无障碍出行推行者之死：无障碍城市离我们有多远？

7月7日，北京截瘫者之家创办人、推行无障碍出行的轮椅使用者文军，在云南大理考察无障碍路线时遇难。在返回旅馆途中，因无障碍路口被一辆白色轿车堵住，文军驶着轮椅车寻找别的路，他在一条未设置防护栏的路上跌入坑中，被警方发现时已无生命体征。一位无障碍出行的推行者，最终因监管不善的无障碍设施而丧命。这一充满讽刺性的悲剧令人反思：为何我们的公共环境障碍重重且危机四伏？残障人士的基本权益何时才能引起社会集体的重视？

要讨论残障人士的基本权益问题，或许首先应该厘清我们对残障的基本定义和理解。所谓残障，是否应该简单理解为个体身体上出现的障碍和残缺？一些学者指出，和种族、性别身份类似，残疾也同样具有社会建构性。学者迈克尔·奥利弗（Michael Oliver）区分了身体本来的缺陷（impairment）与社会作用下形成的残疾（disability）两个概念。他进一步提出“残疾的社会模型”（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一词，质疑了当时主流的医学解释模型，指出社会因素对于致使身体缺陷成为残疾的影响：一个由自觉或不自觉的身体健全优先主义或优生学主导的社会，常常以自身逻辑为存在身体缺陷的人制造种种障碍——这其中的障碍包括态度上的（霸凌、恐惧、显性或隐性的歧视）、自然或人工环境中的，也包括制度上的，如法律和政策。事实上，当社会为这些残障人士制造的障碍被移除，身体残障者也能够独立平等地生活在社会中。然而，在我们当下所生存的社会环境里，要让残障者享受与大多数人无异的独立和权益仍然障碍重重。

在“一席”的演讲中，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各样“与人为敌”的城市设计——曾让一位老人因骨折失去扶贫事业的道路上的小小的坎、大幅占用人行道的自行车停车位与书报亭、在夜间无法看清的台阶、雨天积水的人行道、材质过于光滑的铺地砖、曾刺瞎一个孩子的草坪上的剑麻……李迪华也会在每年带着学生利用轮椅、拐杖、婴儿车体验城市中的各种设施，结果往往发现：对于那些身体稍有不便的人来说，城市寸步难行。事实上，对于身体健全的成年人来说，城市中尚且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我们如何指望城市环境可以让残障人士的出行一帆风顺？

除了城市设计的问题，更多的障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表于大象公会的文章《中国的残疾人去哪了？》指出了残障人士在教育与就业问题中所面临的困境。文章引用了中国残联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仅有1640所特殊学校，4.6万名特教老师。这与中国庞大的残疾人口完全不成比例。基础教育资源的不足导致中国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远低于健全儿童，残疾人文盲率高达43.29%（2006年）。除了基础教育，高考体检是将残疾人挡在高等教育门外的另一道坎。2014年以前，盲人没有直接参加高考的机会，为盲人开设的专业也只有按摩和音乐表演。据中国残联数据，2008到2012年间，仅有3.5万残疾人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相比之下，仅2003年一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就超过700万人。“不完善的教育也造成了残障人士的低就业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13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2007到2012年间，残疾人就业率只有45%左右。就业困境进一步带来的是经济贫困。”2012年全国残联数据表明，依照打了折扣的2300元贫困线（联合国日均1.25美元标准的79%），仍有约40%的农村残疾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教育与就业中所遭遇的困境让残疾人长久与贫困相绑定，这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剧了对残障人士生活无法自立的误解和弱者形象的构建。

本次事件的逝者文军所积极推行的无障碍出行，除了旨在让残障人士更好地体验公共环境和公共生活，也对改变外界对于残障者的偏见有着积极作用。极昼工作室在《一个无障碍推行者的意外坠亡》中介绍说，文军始终鼓励他的伤友要走出家庭，融入社会。“走出来，都走出来，让社会、国家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需要，他们就会想办法，改善这种环境。”面对主流社会的忽略和差别对待，少数派形成属于自己的社群并为自己发声往往是促成改变的第一步。事实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平权运动中，残疾人平权运动也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运动鼓舞了独立生活运动的发展，也促成了美国第一个有关残障者权利的立法，即1968年的建筑障碍法案（Architectural Barriers Act）的出台，其规定联邦修建的建筑必须设有无障碍设施。1990年，美国一群残障者组织了“Capitol Crawl”行动。他们卸掉自己的拐杖、轮椅和其他辅助设施，用身体攀爬国会大厦前的一百级阶梯。这一行动引发了社会关注，并促成了《美国残疾人法案》（the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通过。

除了残障社群自己的发声，只有社会各界的联合行动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障碍环境。卫报的文章《一个无障碍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提供了一些范例。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为残障人士设计了城市地图app，地图包括街道的坡度、人行道宽度等信息，能让用户更好地规划出行路线；墨尔本正在尝试用蓝牙和GPS智能手机应用来为视障人群在火车站提供语音导航和实时信息。对于公共建筑，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是一个在硬件和软件上都体现着无障碍理念的例子。《大家都声称要打造“无障碍”空间，然后呢？》介绍了MoMA在建设无障碍博物馆方面作出的努力。它为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开设了艺术课程，为听觉障碍者配置了相应的感应回路，还会举办“盲童艺术嘉年华”之类的活动。MoMA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无障碍工作组，成员包括安保、策展人、零售服务员等每一个部门的代表，他们的工作旨在从不同方面去换位思考解决问题。

回归到个人层面，公众个体也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微博用户“@洛因纪”发起了#随手拍障碍#的话题，鼓励大家以随手拍的形式将身边无障碍设施不完善、不规范、被占用的现象汇集起来。这一方面可以提醒使用无障碍设施者，另一方面也能提升公众的无障碍环境意识。李迪华也在演讲中提到一个修补漏洞的方法，即拨打市民热线电话。当在城市中遭遇不便和危险，除了抱怨着离开，我们还可以试着去解决问题，小小的举措也许会带来令人惊喜的变化。城市中的不合理设计事实上为每个人都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城市环境没有理由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努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