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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2%，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3%，这一增速不仅略低于此前研究机构的普遍预期，还低于2009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低点，甚至创下了1990年以来的新低。

尽管这是事实，但不代表着我们要用悲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数字。一方面，2019年已经过半，整体经济走势大体已经确立，无论是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还是就业目标，均可实现无虞。另一方面，从长周期来看，我们需要习惯GDP增速的下降，当前的增速相对于未来很可能是一个阶段性高点。

忧中有喜的上半年

与2019年一季度末相比，上半年投资、工业、出口的名义增速以及消费的实际增速均有所回落，分别下降了0.5、0.5、1.3和0.2个百分点。

但是，在二季度各月份之间，6月份经济运行情况明显好于4、5月份。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5月份跳升1.3个百分点至6.3%，累计增速持平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跳升1.2个百分点至9.8%，累计增速较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较上月回升0.2个百分点至5.8%。考虑到今年6月份实际工作日比上年同期少了一天，经济实际回升的程度可能更好。

主要由经济内生动力决定的民间投资与制造业投资停止了今年以来的下滑态势，6月份增长速度较5月分别回升了0.4和0.3个百分点。

产业结构也在继续升级、优化。在第二产业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0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3.8%，比上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

在第三产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6%，快于第三产业13.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2.5%、12.3%和12.0%，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2.4、2.2和1.9个百分点。

与一季度末相比，城镇调查失业率与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下降了0.1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7%。

宏观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码

上半年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宽松力度显著加大。2019年1-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达13.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1%，规模与2018年前8个月相当，速度与2017年同期相当，较上年同期的下降17.5%上升了将近50个百分点；2019年前五个月，公共财政支出与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2.5%、3.8%，前者较上年同期扩张了4.4个百分点，后者较上年同期收缩了8.4个百分点，支出的扩张与收入的收缩同时发力。

考虑到时滞效应，特别是融资放量后往往在一个季度甚至两个季度以上经济增速才会有明显回升，“稳增长”的政策效果预计在下半年逐渐显现。

但是，这并不会阻碍宏观调控继续加码。今年的宏观政策仍有进一步放松的余地。在全球央行步入降息周期后，中国货币政策空间加大；年初暂定的财政政策赤字率为2.8%，虽较2018年有所上升，但仍低于2017、2016年（均为3%）。

更重要的是，国内也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对冲下半年下行因素的影响。一是上半年为GDP累计同比贡献了20.7%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在下半年的贡献预计将显著下降。出口累计同比增速已经从1月份的9.3%降至6月份的0.1%，6月份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已降至46.3%。下半年，全球经济进一步下滑风险较大，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已处于荣枯线以下或接近荣枯线。

二是在本轮下行中有效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正在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7月份以来，银监会限制贷款、叫停信托，此前稳定在11%左右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拐点将至。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已经回落0.3个百分点至10.9%。目前，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为21%。

宏观政策重点关注的两大传统指标——失业形势和物价形势，均面临较大的压力。城镇调查失业率虽较一季度有所下降，但与上年同期相比，还是上升了0.3个百分点至5.1%。上半年新增就业量也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5万。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进一步降至0，核心CPI也已经连续两个月录得1.6%。

要习惯GDP的减速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再到中速增长阶段是大势所趋，反映在数字上，就是GDP增速的持续下降，这是已经持续了七八年、未来还将延续的长期趋势。

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很大，单单2019年上半年的GDP便与2011年全年相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11年全年还要高。若是参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中国GDP增速即便是降到5%，也是比较高的增长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计算，发达经济体过去20年GDP实际增速的最大值仅为4.09%，平均值为2.01%。  

已经习惯了高收益率的微观经济主体，显然还没有内化或接受这一下行趋势。但凡GDP增速下降，总会引起一片悲观预期，很多经济主体在过去的惯性思维下，往往会低估中央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误判宏观政策进而做出错误决策。

在中国经济体量已经突破90万亿的当下，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大环境中，微观经济主体应该降低收益率预期，从快速致富转向“脚踏实地”，从金融、房地产转向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

当然，以平常心看待经济的下行，并不意味着要无视因为体制机制问题带给中小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困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提升潜在增长率，延缓GDP减速的速度和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