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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观察】“好人亚金”:巴以隔离墙下的纠结人生

亚金这一类群体之所以被“包含”是因为以色列政府的主权决断囊括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之所以被“排斥”是因为这种决断本身正是要将他们从正常的生活中驱逐出去。

以色列Hashmonaim 定居点前的隔离墙。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亚金,是一位居住在东耶路撒冷橄榄山谷地、年过50岁的普通巴勒斯坦男性。他有两位妻子,膝下11个子女,这在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社区并不罕见。亚金不会烟酒,恪守伊斯兰教法,每天坚持行5次礼拜,周五主麻日必会前往阿克萨清真寺参加聚礼,并严格地遵从伊斯兰传统,在金钱和时间上平等地分于两位妻子,从不马虎。同时,亚金遵循阿拉伯大家族的仪规,身为家庭代表一度为位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家族礼堂修建缴纳经费,作为出生且长期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市民,却坚持以来自西岸希伯伦地区的家族成员自居,每年两次大节(开斋节与宰牲节)定会回乡拜节。亚金的身上强烈附着着伊斯兰与家族两大阿拉伯社会观念体系的印记,从不逾矩。也正因为如此,我习惯地称呼他为“好人亚金”,以此和其他的同名者相区别。

1990年,排行老二的亚金随父亲(1967年以前便在耶路撒冷工作,除亚金外的其余4个儿子都出生于耶路撒冷,全家都拥有以色列身份,持有蓝色本身份证)从位于希伯伦移居东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从临近家族手中购买了一块土地,建造了彼此相邻的房屋,与其父母和兄弟们共同生活在一起,逐渐发展壮大为谷村的拉贾比一族(拉贾比是其姓氏)。

在此之前,亚金已在距离住所约200米左右的街道上租用了一个门面,开办了一间木工厂,从事家具制作生意,亚金也成为家族里的“顶梁柱”,进入到本地的富裕阶层。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亚金得以迎娶第二位妻子。

据亚金回忆,90年代他的生意非常好,雇有5名固定工人,忙碌时甚至请过10人,平均每天可收入1000谢克尔(1谢克尔≈人民币2元)。亚金的门面位于从耶路撒冷老城向东经橄榄山脚通往西岸城镇的必经之路,也是最短距离,乘坐公交车只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据有30多年工龄的公交车司机回忆,当时的线路是一个环线,从老城到西岸再从西岸另一个城镇返回老城,以此循环;这条街道的最东头已进入西岸地区,如今还可以看见数家阿拉伯银行和外汇兑换所,亚金的财务账户今天仍设在这里。

多年来,亚金的工作方式相对固定,他通过电话联系订单,在西岸地区采购相对实惠的原材料,然后驾驶一辆皮卡车来往于周边城镇进行前期测量和送货服务,客户既包括巴勒斯坦人也包括以色列人,主要服务对象甚至一度以定居点的犹太人为主,亚金说因为犹太人更有钱,付款更有保障。据亚金的二儿子回忆,他们家曾经接过的最大一笔生意就是为一个定居点装修门窗,房屋有9层楼,每一层楼都有相对的两扇门,可容纳两户人家,门窗全部要求木制,当时的定金就高达10万谢克尔,尽管当初前期接洽的是阿拉伯人,但最终事实上就是一个定居点。总而言之,据亚金的孩子们回忆,他们当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

但在新世纪初亚金一家平静而富足的生活遭遇剧变,2001年政府便开始着手修建隔离墙,而隔离墙的选址正好从他的木工厂门口穿过,距离厂房只有大约3米,直接将东耶路撒冷通往西岸的道路切断。亚金回忆,最初砌了一道1米高的矮墙,货物和人还可以翻过去,之后加高到2米,他们就用梯子翻越,直到变成今天可以看到的2、3层楼高的巨型隔离墙。从住所到厂房200多米的步行距离变成了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亚金必须开车绕行10几公里外的检查站穿越隔离墙,如果车辆拥堵所花费的时间需要更长。因为隔离墙的修建,原先的公交线路也从环线变成了从老城到隔离墙的两点一线,街市迅速萧条,生意急转直下,墙体修建完成后4个月,亚金便不得不辞退所有的工人,放弃租用了25年之久的木工厂,改成一间位于住所隔壁的家庭木工作坊,请临时工帮忙,直到今天。

由于运输成本增加以及大部分客源流失,亚金的每月收入还不到当年的3天所得,最大的3个儿子(亚金前5个孩子已陆续成年,4男1女,女儿已出嫁)全部不得不在高中毕业后便进入社会工作,从事装修、店员和酒店服务员工作,第四个儿子也很可能步哥哥们的后尘。2017年夏天,亚金曾带我回到原先的木工厂旧址,站在楼底眺望橄榄山谷,怀念当年的光荣岁月,他多次无奈地提到“这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站在橄榄山顶向东面和南面望去,绵延的隔离墙清晰可见,虽然存在领土上的争议,但是高耸的隔离墙却真实而清晰地将巴以社会一分为二。而在这一明确的分隔意图之下,却诞生了一个难以预料的、被例外化的、扭曲的“互动空间”。

如果我们采纳以色列政府所宣称的隔离墙修建的原因,并且将这道隔离墙视作其主权的决断与彰显,就会看到隔离墙并非简单地将巴以社会区隔,而是创造出一个“例外空间”,使得像亚金所代表的这一群体陷入到“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之中。以亚金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将他们的生活形容为“在边界上”(على الحدود)。

“在边界上”的内涵恰恰在于,亚金之所以在隔离墙修建之前有着富足生活,是因为这一区域尽管在主权上存在争议但并未引发直接的主权干预,从而能够作为一类自然的“互动空间”。但隔离墙的修建透过对以安全为名的“例外状态”的处置将这一“互动空间”悬置为“例外空间”。

自由的流通被实体化的边界所中断,紧接着是一种双向的排斥——犹太人不允许进入西岸地区,跨越隔离墙被视为违法行为,同时生活在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持有橙色本身份证)需要办理合法的许可证方可进入以色列,程序繁琐并且有期限。在此双向排斥中,亚金具有的特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身份反而转译为“例外状态”下的“包含性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群体。

表面上,亚金如往日一般无需许可证仍可以相对自由地穿行于西岸和耶路撒冷,但隔离墙的修建首先冲击到的是他的日常空间,过往顺当的流动性遭遇到剧烈的阻隔性。为应对国家“例外状态”而修建的隔离墙完全打乱了亚金的生活并使其陷入到“例外状态”——生意急转直下、难以为继,至今无法缓解。

亚金这一类群体之所以被“包含”是因为以色列政府的主权决断囊括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之所以被“排斥”是因为这种决断本身正是要将他们从正常的生活中驱逐出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亚金们陷入到“例外状态”并不完全是被动接受的结果,因为他们其实可以选择“拒绝”,例如返回到希伯伦老家,但是亚金却选择面向隔离墙而坚守,因为在他们看来“这里离阿克萨清真寺最近,这里是巴勒斯坦人的首都”。

作为一个明确的地缘政治事件——巴以隔离墙的修建——却衍生出一个生命政治过程——例外空间与例外状态的出现。在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互中,主权作为一个顶层事物直接冲击了底层生活。地缘政治的斗争与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同样也通过地缘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并且造成了某种无法扭转但可以预见的生命政治结果。

2017年的宰牲节,亚金带我回到了他的希伯伦老家,平日略显阴郁的亚金逐渐变得舒展。他穿着拖鞋与长袍,沐浴着阳光,斜靠在已经挂满果实的葡萄架下,招呼着往来的宾客。他不厌其烦地对我讲述着希伯伦人和拉贾比家族骄傲的往事,却又对我反复地说起这样的话:“我是一名希伯伦人,我们全家都是希伯伦人。但是,我们几个兄弟里只有我一人出生在耶路撒冷。”当时,他那难以读懂的表情我始终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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