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撕毁伊朗核协议，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日趋紧张，一度战争一触即发；在欧洲，脱欧延宕不决已经引发政坛动荡……这些正在塑造着全球形态、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大事件，背后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推手——移民。

大量拉丁裔等移民的到来，催生了美国“失落的白人”群体，滋养了民粹风潮，把特朗普这样一个脱离美国传统政治光谱的素人推上总统舞台，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优先”和特朗普的各种“退群”；大量中东、北非的年轻移民漂洋过海来到欧洲，于是我们看到了右翼党派的崛起，看到了法国加莱的难民“丛林”、奥地利的铁丝围墙以及法国的伊斯兰头巾禁令等等。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

如果移民是“木偶”，那么其背后提线的是人口的变化，具体包括出生率、死亡率、预期寿命等多种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反过来至少部分上塑造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并在动态的演化过程中将其影响向世界扩散。

这正是《人口浪潮》作者、英国知名人口学者保罗·莫兰在该书中所强调的：要越过地缘政治框架，越过一国界限，从更宽泛、纵深的角度看待人口变迁对整个世界形态的塑造；尽管人口不能称之为人类命运的决定者，但它至少是被低估了的一大重要力量。

保罗·莫兰根据过去两百多年的人口变迁总结出了一个人口浪潮的模式：先是像一辆汽车匀速缓慢前行，然后逐渐加速，开出几米后猛然提速，直至达到惊人的、可怕的速度。接着在飞奔一小段距离后，突然制动，速度骤降。受益于工业化的英国最新迎来了人口的暴增，随后这股浪潮传导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给它们带来了更快、更迅猛的人口旋风；如今以欧洲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刹车阶段，而同样的情况预计也会陆续出现在其他地方，而且速度可能还会更快。

人口的变迁如何塑造了我们如今的世界？如果上述模式持续下去，未来又将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的命运？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人口特征和模式变化，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眼下活跃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大事件。

保罗·莫兰在书中写到，尽管中东北非的民众物质条件仍然薄弱，但交通、教育、医疗设施等在现代化车轮影响下还是得到了逐步改善，因此，从20世纪中期，中东北非结束了此前相对随性的人口发展模式，开启了像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那样的人口旋风——1950-2017年间，整个北非的婴儿死亡率从20%下降到了3%以下；同一时期，在该地区最贫穷的国家也门，该指标从1/4下降到了1/20以下；预期寿命也显著增加，例如自20世纪中期以来，利比亚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左右增加到了70岁出头。加上多种因素下的生育率提升（比如伊斯兰教崇尚生育），结果就是该地区产生了大量膨胀的、极端年轻化的人口。

不仅如此，由于最后发优势（Last mover advantage），这些发展较晚的地区所经历的人口转型往往更加激烈，在包括中东和北非在内的战后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增加至此前4倍的时间仅为英国的一半。激增的庞大的、年轻化的人口，不可能不会对当地政治局势带来影响。

“大量证据表明，不稳定、冲突和人口趋势之间存在关联，普遍的共识是，‘年轻人口的膨胀’与政治暴力的风险增加相关。在10-20岁青年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地方，发生内乱的可能性更高，而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些地方（比如日本和德国）也最有秩序。这并非巧合，一些人口年龄最年轻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则属于冲突分裂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在此基础上，近来阿拉伯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如此多的暴力和冲突的中心也不足为奇了。”

要理解这个并不困难。大量年轻的膨胀人口通常与高失业率相关，而且快速增长的青年人口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政治上比较边缘，无法参与全球经济之中，因而会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如果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腐败，当政者长期执政（比如中东北非的摩洛哥、卡塔尔），那么年轻人可能会更加难以获得受教育以及参与到社会和公民生活的机会，从而体会到“无权和挫败之感”。

 “尽管人口数量并不能充分解释混乱状况，但它却无可避免地与之相关。如果没有年轻人，并且其人数并未扩张，那么中东和北非如今的暴力景象几乎不可想象。正如‘一战’的爆发——一场工业规模的屠杀——在欧洲此前半个世纪没有经历大规模人口膨胀的情况下不可想象一样，纽约的‘9·11’事件，马德里和伦敦的爆炸事件，以及从也门到叙利亚的暴力事件，至少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为中东地区此前几十年人口爆炸的产物。”

梳理下来就是：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中东北非迎来人口的爆炸，带来大量的膨胀的年轻人口，而快速增长的青年人群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将这种情绪作用在国内政治上，内部政治的不稳，又会通过对外输出人口等形式，影响其他乃至全球的政治、社会生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从来不是一国或者一地区内的单一问题，也从来不会作为一个单独的力量作用于人类历史，相反，它是因果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无论要达成何种国家政策，人口都不是一个外来因素，即从外部对社会施加单向影响。相反，人口发生于社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影响，也反过来塑造环境，然而，从人口模式到世界的运作，以及所有事件以何种方式展开的这一进程中，都可以找到因果决定的痕迹。尽管人口浪潮并不决定历史的进程，但会塑造它，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人口规模会造成不同的历史结局。”保罗·莫兰在书中写道。

未来人口将如何变迁，又将如何书写历史？没有人能够确切预知，然而，“人口发展就像是在不同电影院的不同时段上映的同一部电影；尽管很多地方都没播完，但我们却知道结局如何。至少，这是在世界多数地方都能成立的结论。”

保罗·莫兰基于他所观察到的人口发展模式，在书中描述了三种未来的人口图景：更多的灰色、更多的绿色和更少的白色。

出生人数更少、预期寿命更长，意味着人口正在变得越来越老。自1960年以来，世界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经增加了7岁。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增加了10岁以上，整个东亚增加了16岁，韩国更是增加了22岁。

然而整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根据联合国年龄中位数的预测，到21世纪末，实际人口年龄居中的那个人（无论男女）会超过40岁，将比今天增长12岁。而1960年，这个中位数还只有20岁。

可以说，地球上的人类从未这么老过。经济学家已经密切关注老龄化带来的难题，包括对福利体系的重压、人口红利的消失、消费欲望降低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市场，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在未富先老的国家，形势尤其严峻。

但在保罗·莫兰笔下，这也不完全是一个坏消息，原因之一是，一个老龄化的世界意味着犯罪与暴力的减少，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加和平与遵纪守法的所在，因为老年人更不太可能抄起武器；而一个规模更小的家庭，也更不愿意让子女奔赴战场。

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案例：1987年巴勒斯坦爆发民族大起义时，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年龄中位数仅为15岁，而21世纪初第二次暴动发生时的年龄中位数并未高出多少（长期的冲突导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竞争性繁衍”，其人口生育率因此相对来说也一直较高）。如今，巴勒斯坦人的年龄中位数已经超过20岁，预计到21世纪中期将达到30岁。“有理由相信，当中东的人口状况与欧洲类似时——与几十年前相比，这个前景已近了很多——它可能也会像如今的欧洲一样和平。”

第二种人口图景的颜色是绿色。如前文所说，人口增长的模式是，先匀速慢行，然后达到非常快的速度，最后骤然降速，而刹车的时候可能就在21世纪末。联合国预测，届时世界人口规模可能会在110亿的水平稳定下来。尽管人口的爆炸引发了人们对地球承载力的担忧，但作者认为，跟人口增长模式不同，人类创新的速度一直很稳定，甚至未来会更快。也就是说，如果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那么可持续性将得到加强，比如，能源效率更高的汽车，更好的储存和运输食物的方式，人类也因此有望生活在一个更加绿色的星球上。

最后一个可能最令人关注、也更可能对现在世界产生影响的人口趋势是，更少的白人。人口大爆发始于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然后又蔓延至欧洲其他民族，这种“先发优势”是导致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但更早的老龄化也意味着“先发劣势”，随着非洲等地迎来人口旋风，白种人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在迅速下降。

1950年，欧洲帝国主义行将终结之际，欧洲大陆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的22%，再加上人口多数为白人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这个数据接近29%。65年后，欧洲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开始从10%往下降，而更大范围的白人世界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降到了15%。按照联合国中等生育率水平的预测，这两个数据到21世纪末分别会降至6%和11%。而且这些国家本身的白色人口也在减少，到21世纪中期，“白种英国人”可能仅占其人口的60%；而1965年和2005年的美国白人人口比例分别为85%和67%，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会下降到50%以下。

相对应的是，非洲人口尽管依旧相对贫穷，但受益于现代化，生育率居高不下，预期寿命虽然很低但增速很快，因此会人口激增。1950年，非洲的人口规模还不及欧洲的一半；如今，非洲人口规模已经多出欧洲约三分之一，而到2100年，非洲人口可能已经翻了两番。

无论是出于数量的重要性，还是关涉到经济权力的问题，对美国的“失落的白人”群体、英国支持脱欧的民族主义者而言，这恐怕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个好消息。历史也许会让预测落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就像过去一样，人口和我们的命运会继续相互交织。只要出生和死亡、婚姻和移民仍是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人口就仍会塑造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