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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观察】从二战“大西洋铁壁”看现代欧洲的一体化雄心与忧虑

伴随着自欧洲南部和东部而来的非法移民、难民以及避难寻求者的移动,要塞的意义不仅不会减退,反而在增强。只不过“要塞”的物理形态同样在发生改变。

位于英国萨里郡(Surrey)Hankley Common的“大西洋铁壁”残迹。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军事防线莫过于由法国所修建的马奇诺防线(Ligne Maginot),建造历时11年(1929-1940年),耗资50亿法郎,绵延数百公里,法国自信这条庞大的钢筋混凝土防线可以抵御东部战场来自德国的正面进攻。与此同时,德国方面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建造了齐格菲阵地(Der Westwall, 或称作齐格菲防线)保卫德国的西线,与马奇诺防线针锋相对。我们可以将它们统一归类为以现代民族国家领土为中心的边界工事,而军事是廓清边界问题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两条防线最终的结果极为戏剧性,马奇诺防线随着德军主力绕行法国北部防御薄弱的地区而尴尬地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成为战争史上的笑谈,而齐格菲阵地也伴随着“新西线”(New West Wall)的建造而失去了主要的价值。

马奇诺防线的强大能力毋庸置疑,齐格菲阵地的先进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新西线”的建造却在更大的意义上真实地标记出现代欧洲可能的领土与边界雏形,并奠定了今日欧洲超越民族国家-领土中心的边界理念。

“新西线”又被称作“大西洋铁壁”或“大西洋壁垒”(The Atlantic Wall),由德国在1941年末开始修建,但直至战争结束时仍未完工。这是一条自挪威北部沿海延伸至欧洲南部法国与西班牙边界的军事防线,长达2700余公里,1942年被正式冠以“大西洋”之名。

1940年对英空战的失利迫使德国开始思考如何防卫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当时与苏联交手的东线战场陷入停滞,西线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西洋铁壁”的修建计划提上日程,同时欧洲作为一个相对整体的现代形貌逐渐浮现。

尽管被命名为“铁壁”,但它从不是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这也投射出随后极为现代的边界意涵。“大西洋铁壁”的建造理念是以齐格菲防线为基础,在我看来,齐格菲防线之于马奇诺防线在战略上具有毫无疑问的先进性。

马奇诺防线是一类比拟“钢铁长城”的大型军事共事,甚至包含有兵工厂、发电站、有轨电车等永久性基础设施。而齐格菲防线则以小型的、结构简单的工事为主,但却多达11860座,远超马奇诺防线,并且建造耗时仅用3年(1936-1939年)。高密度以及高灵活性的防御体系长时间阻挡着英、美盟军1944-1945年对德国本土最后的总攻,对于流动性的遏制而不是对于领土的绝对防御构成了这一防线的根本。

“大西洋铁壁”延续了齐格菲防线的建造理念,由一系列相互分离的、独立的、大小不一的建筑工事构成,每一个工事皆可从四面进行防御,并且工事和工事之间能够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德军原计划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线上建造15000个这样的堡垒(bunker),但到1943年1月仅完成了6000个,这也为后续的防卫失利埋下了伏笔。

尽管是一条未完成的防线,但依然在1942年8月成功阻挡了由加拿大、英国军队组成的盟军部队对法国港口迪耶普的突击,盟军为此付出了4000名士兵阵亡或被俘、近百架战机被击落的代价,最终一败涂地。迪耶普战役之后,1943年,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受命强化这一防线,其中加快建设进度和提高灵活性始终是重点,以此更好地将敌人消灭在海上。

在多次战争的洗礼之后,希特勒所设想的以“大西洋铁壁”为核心的“要塞欧洲”(Fortress Europe)虽然未能如愿,但“要塞欧洲”却逐渐演变为后续理解欧洲边界议题的重要的政治地理学概念。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现代欧洲应当以连续的海岸线作为边界的地理标识,如果尝试将“大西洋铁壁”所包含的要塞和堡垒连成线,便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欧洲的西部边界,将欧洲大陆与大西洋分隔开来。在此,英国之于欧洲的大陆暧昧的心态和行动被挑明,客观地被排除在欧洲边界之外。这也相应地揭示出今日欧洲之于英国脱欧的两可心态,英国入欧无碍,英国脱欧无妨;但对于欧洲内部国家的脱欧企图或背离一体化的风险却极为警惕,抵御来自欧洲边界之外的对手,欧洲势必需要作为一个整体。

其次,控制来自海上的进攻和移动构成了现代欧洲处理边界问题的关键,因此弥散的、点状分布的要塞而不是连绵的、实体化的高墙呈现为具体的边界形貌。一方面,来自战争时期的历史记忆,海上防线被突破,意味着大势难以逆转,这在欧洲追求内部自由流动的今天意义甚至更加重大;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安全威胁远比领土的得失严峻,强化边界防控上的灵活性已经被验证是战争中防御与进攻的关键。

再次,欧洲的西部边界逻辑和实践在南部边界和东部边界不断复制,地中海的南岸和东岸,黑海的西岸和北岸等地区成为战略意义不亚于“大西洋铁壁”的防线。在这一语境下,欧洲东扩可以被理解为向海岸线的不断延伸,对不充分的“要塞欧洲”不断扩容,其立意在于安全而不是进攻,在于将整体性欧洲勾勒出来。当然,这也自然会带来与东欧大国在远离海洋的陆路疆界上的纠缠不清。

最后,正如“大西洋铁壁”所包含的防御工事在冷战时期被再次利用,成为居民可使用的庇护所以及后续发展生产的可能空间,边界问题在战后由以军事为主导转向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唯一不会改变的是对于海上边界流动性的关注,伴随着自欧洲南部和东部而来的非法移民、难民以及避难寻求者的移动,要塞的意义不仅不会减退,反而在增强。只不过“要塞”的物理形态同样在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提高,“要塞”呈现为检查点、车站、机场、港口乃至网络系统,例如西班牙针对海上非法移民的SIVE监控体系;另一方面,这些与常识不尽相同的“要塞”从海岸线深入到欧洲内陆腹地或离岸地区,甚至浮现于网络之中,海上防线的本质被彻底地萃取而出,正是对流动性控制和治理的追求,“要塞欧洲”已经或正在向“网络欧洲”转型。

今天,如去瞻仰“大西洋铁壁”残存的那些零散的堡垒和沙坑,其貌不扬的外观一定会让人大失所望,沿着它们曾经监视的方向望向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也很难体会到“铁壁”所包含的战略意义,但正是在这份波澜不惊之下蕴藏着的是欧洲大陆自为一体的雄心,风从海上而来,也将从海上而去。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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