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环球YOLO精英  周元

编辑 | 美龄

千呼万唤始出来，华为鸿蒙操作系统8月9日正式揭开了神秘面纱。鸿蒙系统英文名HarmonyOS，寓意为和谐。鸿蒙OS不止支持手机，可穿戴设备、车辆、音箱等各个平台都可用，大到GB级内存，小到KB级内存，全都灵活支持。

鸿蒙OS是终端OS首次使用分布式架构，能做到低时延、高吞吐、高可靠；实现模块化解耦，可以对应不同设备可弹性部署。一些人期盼鸿蒙与谷歌安卓开战，但实际上华为对于鸿蒙的定位远远高于安卓，因为安卓只是手机操作系统，而鸿蒙想做的是能够连接各个终端的loT操作系统。

在开发者大会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示，“鸿蒙OS可以兼容安卓应用，如果安卓无法使用，随时可以启动鸿蒙，但考虑到合作伙伴关系及生态，优先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余承东还表示：“我们要打造全球的操作系统，不仅仅是华为自己的，我们将免费开源，让全球的开发者参与进来，打造下一代最领先的操作系统。”

余承东还透露，10年前开始探索的时候，并没有投入很多，但如今，有4000-5000人扑在“鸿蒙”上，短期内需要完善系统，工作量极大。“设计系统的时候，架构上就做到了多终端的部署，无论是IDE开发环境、方舟编译器、OS架构设计等，华为都有最优秀的工程师和专家。”余承东明确道：“对‘鸿蒙’有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发布会当天是余承东50岁生日。在采访中，余承东坦言：“年过半百，有空有思考什么时候退休。”但如今华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显然余承东想法有些不一样了，“我们搞定了芯片、大数据库、通信等这些技术，‘鸿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未来还要大干一场”。正如余承东的生日蛋糕上写的一首藏头诗，“鸿源初辟，蒙地始开；承星履草，东方既白”。我们从中能读出华为和余承东的雄心，尽管他们未来所要面临的挑战依然不小。

余承东1969年出生在安徽六安霍邱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余承东从小勤奋好学，但乡里的学校只有初中，父亲托了很多人，给余承东找了个县城的高中，他每天上学要往返四个小时。当时，很多人都劝余承东不要读了，还说那个中学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但余承东骨子里不服输的性格让他坚持苦读，最终以全县理工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

进入大学，余承东的成绩一直不错，毕业后，他留校在飞机系当了两年老师。随后，余承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清华期间，余承东开始一边读书一边东奔西跑做项目。1993年，在去深圳做项目的过程中，余承东首次接触到了华为，被这里的气氛感染，毅然加入刚起步不久的华为公司。

此时的华为还在做交换机业务，在国内外巨头夹缝中生存。进入华为，余承东的第一份工作是负责CC08数字交换机的研发与推广工作。在余承东的带领下，CC08大量蚕食了朗讯、北电、西门子等外国厂家的市场份额。

初战告捷的余承东，并没有怡然陶醉，而是将眼光放到了更广阔的通信领域，主动向华为总裁任正非请缨：进军无线通讯业务。无线业务的起步颇为艰难，当时国内缺乏射频无线通讯核心技术，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等欧美主要运营商主导制定并拥有全部专利，在全世界广泛运用，瓜分了全球市场。

在玩命敢拼的余承东带领下，华为殚精竭虑，开始奋起直追。可以说，余承东就是一个奋斗的战士，他一直都在战斗，却从未担心失败。在内部，对于技术研发，余承东强调的是，“板凳要坐十年冷”，一定要有自己的专利。通过数年奋斗，余承东和他的团队终于在1997年推出了华为的主力GSM产品，由此进入国内市场。1998年，华为参与制定3G国际标准，成为标准制定组织成员和主要贡献者之一。

在华为内部，个性率直的余承东堪称异类。他从不拘泥于形形色色的流程和决议，也不拘泥于层级关系，在华为的内部改革迷失方向时，其他人都退缩了，只有他敢于把已经支好的牌局掀翻。当同僚们都忌惮着内部关系而裹足不前时，只有他不管不顾，被员工们称之为“余疯子”。

在拿下了国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之后，华为面临的是走出国门，正面和当时的通讯巨头爱立信、思科交锋。余承东想用完全不一样的架构，去做革命性的产品升级换代，从而打破垄断，让华为成为欧洲乃至全球主流——他要把GSM、UMT、SLT做在一块板上。这条路之前没有人走过，技术上的风险极大，而且成本很高，大规模的投入一旦达不到市场预期，华为可能几年都难以翻身。

压力最大时，余承东和同事曾相约攀爬深圳最高峰梧桐山，在路上，余承东反复问一个问题，“要不要做第四代基站？”甚至打了十几个电话，与海内外同事反复商谈，权衡再三，最后下决心拍板：“必须做！不做就永远超不过爱立信。”2008年，华为第四代基站问世，其技术指标惊人。当时的基站要插板，爱立信插12块板，华为只需插3块板。这次技术突破，一举奠定了华为无线的优势地位。华为因此一战成名，很快雄踞欧洲市场第一。

某种角度来说，玩命战斗勇于挑战的余承东，代表着任正非的业绩敢死队。余承东在无线通讯事业部的出色表现，最终任正非选择调任他去欧洲区做总裁，在欧洲市场，余承东真正第一次发挥自己的管理才能。

余承东没有辜负任正非的期望，用3年时间把欧洲的市场份额从不到3%做到市场份额第一，接近10%。2010年，任正非将余承东调回国内，2011年开始担任华为集团的CMO、战略与Marketing总裁。

余承东骨子里有冒险、偏执、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2012年，余承东被任正非调去做手机终端，华为终端业务起步非常艰难，因为此前一直是以运营商定制机的身份示人，彼时，正处于内外失守，毫无根基的状态。余承东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华为80%的低端机，提出用高端机重塑华为品牌。

华为很多内部员工都对这个做法表示惊讶，因为这会让很多过去合作的运营商感觉到难以接受，华为会因此损失惨重，营收如雪崩般下跌。事实也确实如此，余承东并不动摇，“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是决心够不够大。只要是人干的事情，我就一定能干，而且要比别人干得更好。”

尽管余承东和雷军、黄章、周鸿祎并称为手机极客，但在华为这样一个17万人的王国里面，余承东并不是那个永远都“说了算”的人。公司内部甚至有了一场“让余承东下课”的官司，最后还闹到了任正非那里。这位华为的创始人最终一锤定音，“不支持余承东的工作就是不支持我。”

最艰难的时候，余承东主动放弃数额巨大的年终奖金，“如果没有死掉，我们以后就有希望了。”“要知道，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做高端机，确实经验不足。但是我们第一次做出来这个受欢迎程度和评价还不错，所以也让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在第二批Ascend系列P2、D2和Mate出来后，我们更可以确定，华为手机确实是在进步的。”

余承东秉承华为的技术基因，在手机业务上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他近乎苛刻的品质把控，令华为得以坚持精品路线：“我的策略上是用最领先的产品来改变行业的印象，来帮助我们打免费的广告。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颠覆性的产品出来。”余承东曾多次在内部放话：“在我手里，华为终端要么做没了，要么做上去，没有第三条路。”

2015年，华为手机出货量首次突破1亿台，但任正非还要“刺激”余承东，“余承东说产品做得很好，我认为有差距，虽然我用的华为产品，但是我的家属都不用华为产品，他们都用iPhone。”而这也成为了余承东顶住压力不断前行的动力，华为手机逐渐占领中高端手机市场，成为中国手机制造的一块名片。

2017年，是华为精细化运营的变革年，不仅任正非的家属都用上了华为手机，而且中国市场有20%以上的消费者都用上了华为手机。在余承东的带领下，华为终端业务终于做到了全球前三、全国第一，终端业务收入占到公司全部业务收入的30%以上。

余承东的黄金法则可以用英特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迪 格鲁夫的那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来概括。“没有人能够记住世界第二，只能记住第一。”余承东如是说。在江湖上，他最有名的三句话分别是，“小米从来都不是华为竞争对手”，“华为要赶超苹果”和“我个子不高，是玩儿命的那种，打得满脸是血也要继续打”。

余承东已在华为工作了26年，他曾说，“靠情怀不能解决问题，靠营销吹牛也不能当饭吃，实现目标要靠扎扎实实的实力。我们是一个长跑型的选手，在不断地努力，我们虽然很笨，很傻，但是我们很努力，很执著，很聚焦。”鸿蒙初启，余承东的危机从未完全解除，在这场前仆后继的残酷战争中，他始终像个打不死的战士。而他在未来几年所承受的重压，与七年前无本质区别，但显而易见的是，余承东这个兼具理想的实用主义者从来没有畏惧过。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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