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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想搞定贵州?没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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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想搞定贵州?没那么容易

外国人眼中的贵州什么样?

文|地球知识局 赵百灵

 编辑|养乐多

贵州,是长江流域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过渡地带,对于中央之国控制西南边陲的作用不言而喻,自身又因深处山区而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在西南省份与长江中下游省份之间

有两大枢纽:重庆、贵州

而贵州除了连接西南和长江,还连接着两广▼

但在明代以前,受到技术的限制,中央政府对贵州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古地图上的贵州往往被绘制成夹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四省之间的狭小地带,内部细节更是晦暗不明。

元-《混一诸道之图》

图中可见湖南、广西、云南、潼川、夔州之间

那条狭窄的没有名字的地带,应该就是贵州了

(潼川属今天四川,夔州为今天重庆)▼

但这个小小的省份,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块位置险要,同时又不受中央朝廷支配的化外之地。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号召力非常有限,对传教、殖民渗透相当有利。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要派出一大波传教士,争取宗教胜利▼

于是从15世纪起,贵州开始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上频繁出现,其在西方的形象,也逐渐丰满了起来。

四川贵州分不清

明朝初年的贵州,已经完成了建省,在理论上已经是受到了中央朝廷是全面掌控。但由于贵州地无三尺平,山势险恶,中央政令不通,能供养的军队数量也比较有限,皇帝们依然要仰赖土司的配合才能在此地施行统治。虽然明末有过改土归流的尝试,但其完成已经是清中前期的事了。

关键在于拿住几个交通节点

广大山区已经难以直接控制了▼

所以在建省直到改土归流之间的过渡时期,明清政府长期应用的是卫所和土司双轨治理的方式。在交通要道和贵阳府这样的重点城市,由国家流官加中央驻军管理,而在乌江、沅江两大重点河谷地带之外,保留着大量高度自治的土司。

世界遗产名录土司遗址包括湖南老司城,湖北唐崖和贵州海龙屯

反映了王朝统治体系中的土司制度

贵州海龙屯遗址正是播州杨氏家族的所在地

(图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这些仍然保持着自治状态的地区,皇帝其实没有什么清晰的认知。这也为中国人积累贵州的地理知识造成了现实困难。

它对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同样是一个迷。

1524年,葡萄牙传教士维埃拉第一次在一封信中提到了贵州。考虑到他当时是先到的北京,随后到了广东,并长期被囚禁在广州,他应该没有亲身去过贵州,而只是听到了广东当地人提及了这个省份。这是已经熟悉了东南沿海各省的西方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地名,很多探险者因此对贵州跃跃欲试,想要第一个发现并探明这个神秘的地方。

对于西欧海洋民族来说

这些内陆深处的地区都有很强的异域魅力

可能是财富,可能是魔法▼

到了1584年,一幅名为《中国新图》的地图在欧洲出版。这是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本全面展现东方帝国样貌的地图,被称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在这张地图里,贵州也第一次以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欧洲人的眼中。

需要注意的是,这张图是西方朝上

而非我们习惯的北方朝上,所以也可以横过来看

(西方朝上可能因为那是梵蒂冈的方向)▼

然而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贵州过于闭塞,还是绘制这幅图的测绘师并没有真正走过西南,抑或是欧洲人其实认为西南内陆其实没有认识的价值,这幅图上出现的西南省份非常令人费解。云南被画到了北边,广西则在图上出现了两次。

相比这些内陆省份

沿海城市和北方(右侧)边关倒是标的明明白白▼

以及图中在描述贵州的时候也相当模糊,除了省府“Quichio”,贵州的图上几乎没有其他次级城市,也没有宣慰司等机构,相比内陆,沿海地区的标注则要丰富得多。

知识局的粉丝一定能猜出旁边的大湖和高山都是哪▼

可就是这样一张图,在西方流传了好几十年,此后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时,都要参考这张图,各种各样的谬误也就屡见不鲜了。

比如法国测绘大师桑松在1652年画《亚洲新地图集》时,就参考了这幅图。当然桑松获得了耶稣会提供的一些信息,对错误百出的老图做了一些修订,把云南恢复到了最西南。但四川和贵州的换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桑松这一张,四川、贵州的位置仍然是反着的▼

同样的,这一代的西方探险者也没有意识到贵州土司的存在。

当这些错误在几年后被纠正时,他们就开始动一些歪脑筋了。

不过老实说,即使西方人画中国地图还不那么靠谱

但其地理学和全球探索已经远远领先中国

(下图是17世纪的-明亡清兴的年代)▼

“山里人”和“中国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43年进入中国长三角地区学习中文和传教。此时的中国,到了明亡清兴的历史关头,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在华中、中原、西北活动多年,明朝已经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大厦。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传教士们也开始躲开中国朝廷的监视,加快了勘探和渗透的步伐。

老实说,明朝虽然已经显出科技的落后

但对外并不极端封闭,士大夫阶层尚且还能出科学家

(图片来自wikipedia@Kircher, Athanasius, 1602-1680)▼

卫匡国前半生在中国游历7年,期间不断收集资料,了解前人的绘图成果,试图找到过去的地图和风物志中记载不实的地方。回到欧洲后,他于1653年在荷兰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新地图集》。在这套图里,贵州的形象终于开始变得丰满而真实了起来。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

收录于Joan Blaeu的Atlas Maior中▼

卫匡国对西南地图最大的改进,是终于把贵州和四川的位置找对了。在他的这张图里,贵州是被四川、湖广、云南、广西包住的一个省份。在省内图注上,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确定了贵州的五个行政区划级别:省、府、州、县(及同级别土司)、卫(及同级别土司)。

把府城和土司分列,这也已经是对贵州认识的一个巨大进步了。

这次的地图已经是有省份大致边界的了▼

这次贵州四川是对的了▼

更不得了的是,卫匡国还在前人语焉不详的示意图基础上,尽可能地画出了贵州的官道,并作了这样的说明:“如果此地失守的话,通往重要的云南省便别无他路。”

《中国新地图集》的贵州省

放在那个年代,真是美观、准确、可视化俱佳了

(图片:wiki)▼

这位外国传教士能如此敏锐地意识到贵州的地缘价值,很可能是因为他听说了不少关于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前有万历年间(1589年)的杨应龙播州之乱,后有天启年间(1621年)永宁宣抚司奢崇明、水西宣慰使安邦彦自立大梁国,贵州始终都是土司战争的前线,每次都会因叛乱而完全阻塞中央和云南边陲的联系。

现在一般是用《中国历史地图集》来找这类政区了

关于明朝在贵州的政区设置已经很精细了

在图中可以找到永宁和水西

(图片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有意思的是,杨氏叛乱时,水西安氏是帮助中央军平叛的主力。可是相隔不过30多年,安氏也选择了起兵,可见明朝为了应付东北战事和核心区民变,已经将西南边缘区的忠诚彻底耗尽了。可不管是顺从还是反抗,最倒霉的永远是贵州的老百姓。

结果就是明朝政府要派更多的军队进贵州屯驻

而贵州的好土地本身也不多

所以土客冲突—派兵镇压—入驻屯田可能成为一个链条

(图片来自google map)▼

传教士们当然不会真的关心这些。他们从这两场大型叛乱里看到的,是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显而易见的离心离德。

因此在卫匡国的地图上,把在贵州生活的人分成了“山里人(abitanti delle montagne)”和“中国人(cinesi)”两种,其实指代的就是苗人和汉人。他认为这些“山里人”不承认中国的法律,只拥护自己的领袖。而为了控制这些山民,“中国人”在此建立了很多“军事要塞”。

这些所谓的军事要塞,其实就是贵州的特色古建“屯堡”,直到现在都是贵州著名的文化遗产。

贵州安顺天龙屯堡

安顺屯堡文化是贵州省第一批省级文化遗产之一

(图片@图虫·创意)▼

卫匡国记载的地方风物没什么问题,但这种叙事方式,很容易让西方人联想起殖民。

其实在这套地图出版时,清朝已经奠基北京。此时零星的战争出现在东南沿海,清廷对西南的政策以缓和安抚为主,并在快速推进明末就开始的改土归流,中央对贵州的控制力是在逐步加强的。这已经不是西方人熟悉的那一套殖民技巧能形容的政治管理手段了。

跨文化的观察,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荒谬的误解。

外国人眼中的丰美物产

和利玛窦并称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有一套遗作《中国地图集》。那是他在中国游历10年的精华之作,早于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之前半个世纪完成。这套地图的制作水平不高,但在贵州部分,罗明坚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新东西——矿产。

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省份,贵州的矿产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甚至还有黄金储量。

这几类还是颇为有名的▼

但由于处在深山无人知,贵州的矿产在明清时代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只有山区民众在零星地开采。对于古代生产颇为重要的铁、水银、黄金、锡等在贵州都有出产。

由于地图最终没能出版,他的这个发现只是在小圈子里传播,但仍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

在后世出版,堪称西方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的《中华帝国全志》里,就详细提到了贵州的矿产。作者杜赫德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他在深入研究了帝国的金融体系之后给出了这样的论断:“这些山富含金、银、水银矿,也有部分铜矿。帝国的一小部分钱也是来于此。”

但即使是黄金,也并不能为当地人带来太多收入。

在另一位传教士的笔记中,他提到贵州山民所开采的矿石,最多只够当地人跟外商换少量的食盐等必须物资。这个记载应当是可信的,贵州没有岩盐矿,离海则更远,在盐铁专营的古代即使花高价也买不到盐。在明清时代的贵州,能在饭菜里放上能尝出来的盐巴,那都是富贵人家了。

凯里酸汤鱼是集合了贵州人酸辣口味的一道菜

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贵州这么一个吃盐难的省份,只能用别的代替了

(图片@图虫·创意)▼

不过虽然没有盐,贵州却是这些传教士见过的最美的中国省份之一。杜赫德这样说道:“这里的居民蓄养大量的牛和猪,还有全国最好的马和最美味的鸡。镇远府有中国最美的花,平乐府有上好的茶叶和最好的橘子。”

第一眼看见估计以为自己上天堂了...

(图片@图虫·创意)▼

这些名特产,至今都是贵州人民创富的宝藏,也从侧面说明了贵州是一个植物多样性极佳,气候适宜生物生存的好地方。

在一本又一本地图册的宣传中,贵州逐渐树立了一个令外国探险家大感兴趣的形象。贵州也很快成为了西南除云南外最受到外国探险家欢迎的省份。大批云贵特有的物种,被这些探险家制成标本,送往母国做展示。

时至今日,经过中国历代测绘工作者的努力,再加上现代化的卫星、测绘技术,中国人对贵州的全面认识已经不用假借西方探险家之手再实现了。我们认识了贵州的每一条肥沃的河谷,每一道褶皱的山梁,每一处隐藏的富矿。

而那个外国人眼中物产丰富、遗迹众多的贵州,也已经成为了中外游客都很欢迎的旅游胜地。这时候翻开那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古地图,会让人更加意识到这个神秘省份的美丽。

参考文献

赵柳. 16-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贵州地理认识[D]. 201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元 明时期[M]. 1982.

朱鉴秋. 中外交通古地图集 [M]. 2017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图虫·创意

END

制图:孙绿

校稿:猫斯图 

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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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贵州什么样?

文|地球知识局 赵百灵

 编辑|养乐多

贵州,是长江流域和西南边疆之间的过渡地带,对于中央之国控制西南边陲的作用不言而喻,自身又因深处山区而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在西南省份与长江中下游省份之间

有两大枢纽:重庆、贵州

而贵州除了连接西南和长江,还连接着两广▼

但在明代以前,受到技术的限制,中央政府对贵州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古地图上的贵州往往被绘制成夹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四省之间的狭小地带,内部细节更是晦暗不明。

元-《混一诸道之图》

图中可见湖南、广西、云南、潼川、夔州之间

那条狭窄的没有名字的地带,应该就是贵州了

(潼川属今天四川,夔州为今天重庆)▼

但这个小小的省份,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块位置险要,同时又不受中央朝廷支配的化外之地。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号召力非常有限,对传教、殖民渗透相当有利。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要派出一大波传教士,争取宗教胜利▼

于是从15世纪起,贵州开始在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上频繁出现,其在西方的形象,也逐渐丰满了起来。

四川贵州分不清

明朝初年的贵州,已经完成了建省,在理论上已经是受到了中央朝廷是全面掌控。但由于贵州地无三尺平,山势险恶,中央政令不通,能供养的军队数量也比较有限,皇帝们依然要仰赖土司的配合才能在此地施行统治。虽然明末有过改土归流的尝试,但其完成已经是清中前期的事了。

关键在于拿住几个交通节点

广大山区已经难以直接控制了▼

所以在建省直到改土归流之间的过渡时期,明清政府长期应用的是卫所和土司双轨治理的方式。在交通要道和贵阳府这样的重点城市,由国家流官加中央驻军管理,而在乌江、沅江两大重点河谷地带之外,保留着大量高度自治的土司。

世界遗产名录土司遗址包括湖南老司城,湖北唐崖和贵州海龙屯

反映了王朝统治体系中的土司制度

贵州海龙屯遗址正是播州杨氏家族的所在地

(图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这些仍然保持着自治状态的地区,皇帝其实没有什么清晰的认知。这也为中国人积累贵州的地理知识造成了现实困难。

它对初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同样是一个迷。

1524年,葡萄牙传教士维埃拉第一次在一封信中提到了贵州。考虑到他当时是先到的北京,随后到了广东,并长期被囚禁在广州,他应该没有亲身去过贵州,而只是听到了广东当地人提及了这个省份。这是已经熟悉了东南沿海各省的西方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地名,很多探险者因此对贵州跃跃欲试,想要第一个发现并探明这个神秘的地方。

对于西欧海洋民族来说

这些内陆深处的地区都有很强的异域魅力

可能是财富,可能是魔法▼

到了1584年,一幅名为《中国新图》的地图在欧洲出版。这是西方世界出现的第一本全面展现东方帝国样貌的地图,被称为“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在这张地图里,贵州也第一次以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欧洲人的眼中。

需要注意的是,这张图是西方朝上

而非我们习惯的北方朝上,所以也可以横过来看

(西方朝上可能因为那是梵蒂冈的方向)▼

然而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贵州过于闭塞,还是绘制这幅图的测绘师并没有真正走过西南,抑或是欧洲人其实认为西南内陆其实没有认识的价值,这幅图上出现的西南省份非常令人费解。云南被画到了北边,广西则在图上出现了两次。

相比这些内陆省份

沿海城市和北方(右侧)边关倒是标的明明白白▼

以及图中在描述贵州的时候也相当模糊,除了省府“Quichio”,贵州的图上几乎没有其他次级城市,也没有宣慰司等机构,相比内陆,沿海地区的标注则要丰富得多。

知识局的粉丝一定能猜出旁边的大湖和高山都是哪▼

可就是这样一张图,在西方流传了好几十年,此后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时,都要参考这张图,各种各样的谬误也就屡见不鲜了。

比如法国测绘大师桑松在1652年画《亚洲新地图集》时,就参考了这幅图。当然桑松获得了耶稣会提供的一些信息,对错误百出的老图做了一些修订,把云南恢复到了最西南。但四川和贵州的换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桑松这一张,四川、贵州的位置仍然是反着的▼

同样的,这一代的西方探险者也没有意识到贵州土司的存在。

当这些错误在几年后被纠正时,他们就开始动一些歪脑筋了。

不过老实说,即使西方人画中国地图还不那么靠谱

但其地理学和全球探索已经远远领先中国

(下图是17世纪的-明亡清兴的年代)▼

“山里人”和“中国人”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于1643年进入中国长三角地区学习中文和传教。此时的中国,到了明亡清兴的历史关头,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已经在华中、中原、西北活动多年,明朝已经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大厦。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传教士们也开始躲开中国朝廷的监视,加快了勘探和渗透的步伐。

老实说,明朝虽然已经显出科技的落后

但对外并不极端封闭,士大夫阶层尚且还能出科学家

(图片来自wikipedia@Kircher, Athanasius, 1602-1680)▼

卫匡国前半生在中国游历7年,期间不断收集资料,了解前人的绘图成果,试图找到过去的地图和风物志中记载不实的地方。回到欧洲后,他于1653年在荷兰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新地图集》。在这套图里,贵州的形象终于开始变得丰满而真实了起来。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

收录于Joan Blaeu的Atlas Maior中▼

卫匡国对西南地图最大的改进,是终于把贵州和四川的位置找对了。在他的这张图里,贵州是被四川、湖广、云南、广西包住的一个省份。在省内图注上,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解确定了贵州的五个行政区划级别:省、府、州、县(及同级别土司)、卫(及同级别土司)。

把府城和土司分列,这也已经是对贵州认识的一个巨大进步了。

这次的地图已经是有省份大致边界的了▼

这次贵州四川是对的了▼

更不得了的是,卫匡国还在前人语焉不详的示意图基础上,尽可能地画出了贵州的官道,并作了这样的说明:“如果此地失守的话,通往重要的云南省便别无他路。”

《中国新地图集》的贵州省

放在那个年代,真是美观、准确、可视化俱佳了

(图片:wiki)▼

这位外国传教士能如此敏锐地意识到贵州的地缘价值,很可能是因为他听说了不少关于贵州土司叛乱的历史。前有万历年间(1589年)的杨应龙播州之乱,后有天启年间(1621年)永宁宣抚司奢崇明、水西宣慰使安邦彦自立大梁国,贵州始终都是土司战争的前线,每次都会因叛乱而完全阻塞中央和云南边陲的联系。

现在一般是用《中国历史地图集》来找这类政区了

关于明朝在贵州的政区设置已经很精细了

在图中可以找到永宁和水西

(图片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有意思的是,杨氏叛乱时,水西安氏是帮助中央军平叛的主力。可是相隔不过30多年,安氏也选择了起兵,可见明朝为了应付东北战事和核心区民变,已经将西南边缘区的忠诚彻底耗尽了。可不管是顺从还是反抗,最倒霉的永远是贵州的老百姓。

结果就是明朝政府要派更多的军队进贵州屯驻

而贵州的好土地本身也不多

所以土客冲突—派兵镇压—入驻屯田可能成为一个链条

(图片来自google map)▼

传教士们当然不会真的关心这些。他们从这两场大型叛乱里看到的,是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显而易见的离心离德。

因此在卫匡国的地图上,把在贵州生活的人分成了“山里人(abitanti delle montagne)”和“中国人(cinesi)”两种,其实指代的就是苗人和汉人。他认为这些“山里人”不承认中国的法律,只拥护自己的领袖。而为了控制这些山民,“中国人”在此建立了很多“军事要塞”。

这些所谓的军事要塞,其实就是贵州的特色古建“屯堡”,直到现在都是贵州著名的文化遗产。

贵州安顺天龙屯堡

安顺屯堡文化是贵州省第一批省级文化遗产之一

(图片@图虫·创意)▼

卫匡国记载的地方风物没什么问题,但这种叙事方式,很容易让西方人联想起殖民。

其实在这套地图出版时,清朝已经奠基北京。此时零星的战争出现在东南沿海,清廷对西南的政策以缓和安抚为主,并在快速推进明末就开始的改土归流,中央对贵州的控制力是在逐步加强的。这已经不是西方人熟悉的那一套殖民技巧能形容的政治管理手段了。

跨文化的观察,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这样荒谬的误解。

外国人眼中的丰美物产

和利玛窦并称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有一套遗作《中国地图集》。那是他在中国游历10年的精华之作,早于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之前半个世纪完成。这套地图的制作水平不高,但在贵州部分,罗明坚发现了一些前人没有发现的新东西——矿产。

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省份,贵州的矿产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甚至还有黄金储量。

这几类还是颇为有名的▼

但由于处在深山无人知,贵州的矿产在明清时代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只有山区民众在零星地开采。对于古代生产颇为重要的铁、水银、黄金、锡等在贵州都有出产。

由于地图最终没能出版,他的这个发现只是在小圈子里传播,但仍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

在后世出版,堪称西方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的《中华帝国全志》里,就详细提到了贵州的矿产。作者杜赫德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他在深入研究了帝国的金融体系之后给出了这样的论断:“这些山富含金、银、水银矿,也有部分铜矿。帝国的一小部分钱也是来于此。”

但即使是黄金,也并不能为当地人带来太多收入。

在另一位传教士的笔记中,他提到贵州山民所开采的矿石,最多只够当地人跟外商换少量的食盐等必须物资。这个记载应当是可信的,贵州没有岩盐矿,离海则更远,在盐铁专营的古代即使花高价也买不到盐。在明清时代的贵州,能在饭菜里放上能尝出来的盐巴,那都是富贵人家了。

凯里酸汤鱼是集合了贵州人酸辣口味的一道菜

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贵州这么一个吃盐难的省份,只能用别的代替了

(图片@图虫·创意)▼

不过虽然没有盐,贵州却是这些传教士见过的最美的中国省份之一。杜赫德这样说道:“这里的居民蓄养大量的牛和猪,还有全国最好的马和最美味的鸡。镇远府有中国最美的花,平乐府有上好的茶叶和最好的橘子。”

第一眼看见估计以为自己上天堂了...

(图片@图虫·创意)▼

这些名特产,至今都是贵州人民创富的宝藏,也从侧面说明了贵州是一个植物多样性极佳,气候适宜生物生存的好地方。

在一本又一本地图册的宣传中,贵州逐渐树立了一个令外国探险家大感兴趣的形象。贵州也很快成为了西南除云南外最受到外国探险家欢迎的省份。大批云贵特有的物种,被这些探险家制成标本,送往母国做展示。

时至今日,经过中国历代测绘工作者的努力,再加上现代化的卫星、测绘技术,中国人对贵州的全面认识已经不用假借西方探险家之手再实现了。我们认识了贵州的每一条肥沃的河谷,每一道褶皱的山梁,每一处隐藏的富矿。

而那个外国人眼中物产丰富、遗迹众多的贵州,也已经成为了中外游客都很欢迎的旅游胜地。这时候翻开那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古地图,会让人更加意识到这个神秘省份的美丽。

参考文献

赵柳. 16-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贵州地理认识[D]. 2016.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元 明时期[M]. 1982.

朱鉴秋. 中外交通古地图集 [M]. 2017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图虫·创意

END

制图:孙绿

校稿:猫斯图 

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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