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简称库区）举行了一场独立公投，尽管公投仅具有“咨询”性质，但这次冒险的政治试探却深深地刺激了伊拉克中央政府，10月16日伊拉克政府军突袭了库尔德人控制下的城市基尔库克，并接连收复了在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反恐战争中被库尔德武装顺势攻占的大片土地，将库尔德人控制区打回了2014年时的模样。时隔两年，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似乎偃旗息鼓，又回到了战前，成为一项伊拉克国家的内部事务，发起公投的库区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早已宣告辞职，现任总理、其子马斯罗尔·巴尔扎尼将于近日派遣高级代表团赴首都巴格达商议2020年中央预算，以确保库区未来的权益。

2014年，马苏德·巴尔扎尼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14年度人物”最终候选人，风光一时无两，“库尔德人”以反恐战争中骁勇善战的库尔德武装战士形象风靡全球，可以说，自奥斯曼帝国解体以来，迂回于多国边境地区的库尔德人鲜有如此整体性的面貌。

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的逐步划定，库尔德人所世居的绵延山地被切分至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几个中东国家，尽管有着3000万人口的巨大体量，但毫无疑问，库尔德人错失了在20世纪民族国家浪潮中建立国家的良机，转变为日渐成熟的主权国家体系下全球最大的“无国家”（stateless）的民族，并以不同国民的身份生活在上述多个国家之内。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为17世纪中叶所奠定的主权国家理念注入了“民族”（nation）的概念，后者既是一类强而有力的思想武器，丰满了主权国家的国族叙事，“想象的共同体”孕育而生；同时也可能为潜在的国家分裂保留了危险的能量。在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这份张力始终存在于其中。

2007年，我在留学叙利亚期间，邻寝的便是几位库尔德人，他们热情友好，喜欢在楼道里用电炉炸鸡，吊起左领右舍的胃口。也是在那一年巴沙尔·阿萨德继2000年以后再次作为唯一候选人竞选连任了叙利亚总统，当时他的投票支持率高达90%以上，百万民众上街游行，高呼“我爱你”以表支持。从当时的情景来看，很难预测到有着眼科医生背景和坚实民意、倡导“凡人政治”的阿萨德会遭遇2010年以后的重大危机。

但当时我的库尔德邻居却已为后续的危机留下了伏笔，闲暇时他们关心国内政治，常常抱怨叙利亚政府对库尔德人的不信任与不公，常年聚居在叙利亚东北边境的库尔德人在国内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例如考公务员和教师；再比如他们会使用“库尔德斯坦”等危险的词汇表述身份，渴望保存库尔德文化。而针对当时那场声势浩大的总统竞选，他们提醒道：“你别光看支持率，你得看有多少人能投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我重新关注了当时的连任选举，与97.6%的得票率相对应的是刚过50%的投票率，勉强达到51%的法定标准；而在早前一个月的议会选举中，投票率甚至不足50%。

2014年，叙利亚内战爆发期间，阿萨德迎来新一轮的连任选举，在反对派控制下的叙利亚东部和北部地区（库尔德人聚居区所在）没有任何投票点的情况下，投票率也仅仅达到73%，得票率也下降至90%以下。尽管我们很难简单地将两次选举低迷的投票率归结于对中央政府的反对，但其中掩藏的分裂危机已不言而喻。

与叙利亚相比，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境况要好一些，早在1946年，他们便曾尝试建立国家，最终未遂。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两次海湾战争的契机，伊拉克库尔德人正式成立了库尔德自治区，享有充分自治，并且库区依照伊拉克宪法可以获得17%的年度政府财政支出，这已占到了库区财政收入的80%。

但未能改变的两点是，其一不论是作为国内少数族裔还是特殊的自治区域，库尔德事务始终作为单个国家的主权事务，与国家治理相联系；其二库尔德人潜藏的建国野心始终与主权国家的立国根本相违背，他们所拥有的土地只能在私人财产或行政辖区意义上理解，而不可能上升为领土，因为领土与主权相绑定。

真正彻底打破这种主权国家内部平衡的是ISIS在中东腹地的崛起，对于ISIS，我们更熟知的是邪恶的恐怖主义组织与正义的反恐战争，但容易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超领土”的政治属性。

在2014年创刊的宣传刊物“大比丘”（DABIQ）之中，ISIS试图以“圣战”之名，以浪漫主义的口吻招募追随者，呼吁效仿古代帝国，建立哈里发王朝，但这根本掩饰不了其旨在超越和颠覆现实主权国家领土秩序、进而实现自身的领土野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超领土”的诉求势必引导出“超领土”的全球事务，直接反映为全球性的反恐合作。

我们不得不说，针对ISIS的反恐战争使得压抑了半个多世纪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再次迎来高潮，借由伊拉克北部地区和叙利亚东部地区的主权国家政治真空与失范，世居此地的库尔德人以“保卫家园”为名加入到反恐战争之中，并阶段性地重塑了中东地区的领土秩序和地缘政治版图。

一个在全球舆论和媒体中统一的库尔德形象诞生了——库尔德武装战士，他们取代了生硬的、危险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形象，同样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姿态向全球展演，在保家卫国的宣传中，逐步打破了被不同主权国家束缚的身份区隔，传播并聚合库尔德人的文化与认同。

2016年，我在北京接待了一位来自伊朗的库尔德朋友。彼时，国内政治已不再成为库尔德人关心的对象，他以极为包容的口吻向我分享了库尔德人在各国各地区反恐战线上的努力，尽管伊朗的库尔德人并不身处战区，其核心在于库尔德人得到了全世界的声援和支持，他们摒弃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区隔和外交掣肘，正在以一种积极而统一的身份为世人所知晓，一种全球性的力量重塑了库尔德人的认同。

2017年底，针对ISIS的反恐战争在官方的口径中宣告胜利，而在胜利前夕发生的是伊拉克库区的独立公投，库区一边倒的支持率不难想象，而缓过神来的各主权国家一致予以反对，领土控制与主权治理的差别恰恰在于前者属于非此即彼的、绝对意义上的单一层面，而后者可以具有多层次性，主权可以呈现为分级式治理。

在“超领土”的全球事务中凝聚起的库尔德力量试图以“再领土”的方式巩固自身的地位，但严重缺少建国物质基础以及挑战主权国家底线的行为则预示着失败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因全球反恐战争而获得的统一身份从不能消化库尔德人内部的分裂，既来自于党派政治，也来自于部落文化。

库区公投和反恐战争结束后，不仅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也包括其他几国的库尔德人似乎随着风波的平息回到了曾经的模样，安静地回归到国家主权治理的框架中，但事实上一个新的属于全球化语境的库尔德篇章已经开启，战争刺激了全球流动的加速，大批库尔德难民逃亡欧洲，构成了中东难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逾200万的库尔德移民生活在欧洲，形成了一股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游说、影响甚至决定着欧洲与中东政治。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阿联酋的公司与加拿大的企业竞争着库尔德山区的天然气开发，当土耳其管道计划源源不断地从库区输送石油到欧洲，当全球流动已成为当今世界秩序的母题，当一种前所未有的“去领土化”的倾向业已成型，主权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远比库尔德人所面对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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