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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人》与重口味阅读:世界每天都有伤口,所谓暗黑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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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人》与重口味阅读:世界每天都有伤口,所谓暗黑就是现实

重口味故事有时候激起了我们的排斥感,或者是一种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那也是非常宝贵的阅读心得。

《枕头人》剧照 李晏 摄

记者 | 实习生 汤明明

编辑 | 朱洁树

《枕头人》是知名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的戏剧作品,它讲述了一个被指控虐杀儿童的作家在审讯室中接受警察拷问的故事,当作家开始讲述自己书写的暗黑故事,案情愈发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作家写的到底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真实?

上海图书馆日前放映了《枕头人》的部分片段,短短数分钟,作品恐怖、血腥的呈现方式已经让观众产生了脊背发凉的寒意。编剧史航称其为“屠宰场里的童话,或是童话里的屠宰场”。

马丁·麦克唐纳也是《杀手没有假期》《三块广告牌》等电影的导演,他善于将暴力、黑色幽默和悲剧元素杂糅并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所以行走于戏剧和残酷之间,因为他们彼此照亮。”其实“暗黑”“恐怖”“暴力”并非是博人眼球的噱头,而是剧作家制造的现实的面具,它试图通过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引起不安,从而让我们重新审视矛盾密布的日常生活。

9月18日至22日,鼓楼西制造演绎的《枕头人》将在上海演出。《枕头人》导演周可、编剧史航、作家金宇澄,主持人李蕾等人日前齐聚在上海图书馆,他们以《枕头人》的上演为契机,分享了各自关于“重口味”阅读的经验。

活动现场

所谓的暗黑就是现实罢了

主持人李蕾觉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十分“重口”,因为这个故事充满了背叛、暴力与乱伦。史航则认为,与其说《哈姆雷特》重口,还不如说它折射了人性幽微与卑劣的一面。

史航提及自己曾与话剧院演员焦晃谈论过《哈姆雷特》,焦晃并不认为哈姆雷特那句著名的“做与不做”反映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考,他觉得那更多是一个“男人的歉疚”,因为哈姆雷特为了复仇要装疯去伤害心爱的女孩。

史航随后引用了《发酵的橙子》作者写过的一句话:“我们没必要因为没见过威廉而感到遗憾,真想看的话,去照照镜子,他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他像我们一样稍有天赋,喜爱钱财,命运多舛,情欲旺盛,只是他后背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他的天才,这点东西让他跟我们一样甘于做杂交的幸运儿,其实我们都是威廉,而莎士比亚不过是众多救星中的一个名字。如果他带来了重口味,而我们能读懂,更证明了我们是凡夫俗子。”

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作家的书写就是不断制造“镜子”,让观众/读者照见蒙蔽在日常生活背后的人性,“这世间的痛苦,幸好整个人类群体默契的漠视,导致我们还活得下去。但是个别作者用自己闲不住的笔,一经勾勒就显得很不舒服。作家其实要把这个世界的残酷撕开,甚至世界每天都有伤口,每天都在痊愈。”

《枕头人》剧照  李晏 摄

但是,在了解了这些“暗黑的故事”后呢?我们是否会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以及生活的乐趣?

金宇澄认为,“乐趣”本身就是一个极为主观的概念,对于他来说,能够通过“暗黑故事”的阅读拣拾被遗忘的记忆就是一种乐趣。每个人对事情的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在他看来,《枕头人》呈现的内容并没有那么惊世骇俗,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就已经有太多需要抵抗和承担的事情了。金宇澄指出,如果我们还在询问阅读描写残酷现实的作品后是否能够获得“乐趣”,那一定是我们的生活过得太轻松了,事实上,很多生活本身就是《枕头人》的复刻——它并不安全。

金宇澄谈及自己的童年回忆,上海曹阳新村曾有一条无名铁道,很多忍受不了生活痛苦的人就选择在那里自杀,人被急驶的火车撞得四分五裂,你甚至可以在电线杆上看到破碎的衣服,稍不留神还会踩到湿滑的东西——你以为是泥巴,其实是人肉。

他还提到1980年代山西作家李锐写的《合坟》,故事涉及了中国冥婚的背景,故事讲到村民决定给一个死去的女孩找一个合葬的男孩做“阴间夫妻”,这时他们想到这个村里还有一个死去但被人遗忘的女知青——她也没有合葬的对象。于是村民决定再次挖开女知青的坟,将已经死去的外地小伙和烂了一半的尸骨放在一起。李锐提及的冥婚直到现在也仍旧存在,并形成了地下交易链,同时尸体还会因死亡的时间和死者生前的身份、相貌有不同的价格。“高学历”“漂亮”的尸体最起码要15万以上。

除了冥婚,金宇澄还表示自己不敢看街头卖艺的残疾孩子,因为有一些残疾的孩子是被人贩子打成残疾后再来乞讨的,所以这些不会走路或是失去双腿的跪在路边磕头的孩子在金宇澄眼中是极其残酷的,“有关部门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打击这种团伙?”金宇澄觉得这是网络信息技术覆盖后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人类总是会出于本能对残酷的现实加以回避,往往它们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无论是《枕头人》或者是别的“暗黑故事”,它们并没有夸大或扭曲现实——它们不仅发生在我们身边,也很常见。

但是,“常见”并不能成为我们视若无睹、习以为常的理由,史航表示,“重口味故事有时候激起了我们的排斥感,或者是一种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那也是非常宝贵的阅读心得。”

《枕头人》剧照 董洁旭 摄

要告诉孩子现实很残酷吗?

成年人也许能够对残酷的现实保持反思与质疑,那么当他们面对涉世未深的孩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李蕾提到自己在《纽约时报》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的女儿6岁时,有一天抱着布娃娃问爸爸:这个世界会好吗?爸爸弯下腰看着女儿的眼睛跟她说:这个世界会好的,我会努力的。”在李蕾有了孩子之后,她对这种面对纯真无邪的孩童不敢说出“真相”的体验感受更加深刻。“所有童话,包括迪士尼童话里面都有正义战胜邪恶、爱情让人永远快乐,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实,这不是我生活中的现实。”在她看来,《枕头人》明显是黑暗的,但正是这种黑暗折射了现实,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按我们的愿望去发展的,这个就叫现实。”

谈及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正,李蕾提到人们总是会将希望寄托于“命运”和“天意”,“他们在无可奈何时就会说: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终于会惩罚他。但是坏人依旧活得很趾高气扬。”李蕾将这种不公的结局归结为“做一个好人非常难”。

也有人会选择“告诉孩子世界并不美好”,《枕头人》的导演周可以意大利战地记者法拉奇的《写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为例。法拉奇并没有天然地接受“母亲”的身份,她反问腹中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允许你来到这个世界?”周可认为,法拉奇的做法是不回避心中的“恶”的体现,它触及了人性幽微之处,有勇气将生活中那些肮脏、溃烂的部分切开。在法拉奇讲述贫穷的小女孩看着贵妇在楼房上把自己觊觎很久的金色巧克力洒给玩耍的富家小孩但他们都不屑于去抢的时候,当法拉奇写到贫穷的小女孩为了生计不得不清洗侵略者的脏衬裤的时候,她显然是将孩子当作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希望孩子能够直面矛盾密布、充满不公的人生。她没有为了孩子撒谎,也没有因为“想做好人”的冲动,将“不美好的部分”在“下笔时滑过去”。

《枕头人》剧照  李晏 摄

事实上,“要不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很残酷”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比“说与不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后怎么办的问题——因为纠结这个问题的人也许默认了我们并不能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们或许还可以这么问,当我们接近这些“暗黑童话”,当我们在生活的泥水里熬煮过后,我们自己得出了怎样的经验呢?是暗自窃喜自己不是生存毫无保障的底层,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审视活在痛苦中的人?当我们发现世界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瑰丽斑斓后,是单纯的对自己构想的乌托邦的消解而失望,还是会想要尽可能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

这也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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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头人》与重口味阅读:世界每天都有伤口,所谓暗黑就是现实

重口味故事有时候激起了我们的排斥感,或者是一种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那也是非常宝贵的阅读心得。

《枕头人》剧照 李晏 摄

记者 | 实习生 汤明明

编辑 | 朱洁树

《枕头人》是知名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的戏剧作品,它讲述了一个被指控虐杀儿童的作家在审讯室中接受警察拷问的故事,当作家开始讲述自己书写的暗黑故事,案情愈发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作家写的到底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真实?

上海图书馆日前放映了《枕头人》的部分片段,短短数分钟,作品恐怖、血腥的呈现方式已经让观众产生了脊背发凉的寒意。编剧史航称其为“屠宰场里的童话,或是童话里的屠宰场”。

马丁·麦克唐纳也是《杀手没有假期》《三块广告牌》等电影的导演,他善于将暴力、黑色幽默和悲剧元素杂糅并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之所以行走于戏剧和残酷之间,因为他们彼此照亮。”其实“暗黑”“恐怖”“暴力”并非是博人眼球的噱头,而是剧作家制造的现实的面具,它试图通过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引起不安,从而让我们重新审视矛盾密布的日常生活。

9月18日至22日,鼓楼西制造演绎的《枕头人》将在上海演出。《枕头人》导演周可、编剧史航、作家金宇澄,主持人李蕾等人日前齐聚在上海图书馆,他们以《枕头人》的上演为契机,分享了各自关于“重口味”阅读的经验。

活动现场

所谓的暗黑就是现实罢了

主持人李蕾觉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某种角度来说就十分“重口”,因为这个故事充满了背叛、暴力与乱伦。史航则认为,与其说《哈姆雷特》重口,还不如说它折射了人性幽微与卑劣的一面。

史航提及自己曾与话剧院演员焦晃谈论过《哈姆雷特》,焦晃并不认为哈姆雷特那句著名的“做与不做”反映了深刻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考,他觉得那更多是一个“男人的歉疚”,因为哈姆雷特为了复仇要装疯去伤害心爱的女孩。

史航随后引用了《发酵的橙子》作者写过的一句话:“我们没必要因为没见过威廉而感到遗憾,真想看的话,去照照镜子,他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他像我们一样稍有天赋,喜爱钱财,命运多舛,情欲旺盛,只是他后背多了一样东西,就是他的天才,这点东西让他跟我们一样甘于做杂交的幸运儿,其实我们都是威廉,而莎士比亚不过是众多救星中的一个名字。如果他带来了重口味,而我们能读懂,更证明了我们是凡夫俗子。”

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作家的书写就是不断制造“镜子”,让观众/读者照见蒙蔽在日常生活背后的人性,“这世间的痛苦,幸好整个人类群体默契的漠视,导致我们还活得下去。但是个别作者用自己闲不住的笔,一经勾勒就显得很不舒服。作家其实要把这个世界的残酷撕开,甚至世界每天都有伤口,每天都在痊愈。”

《枕头人》剧照  李晏 摄

但是,在了解了这些“暗黑的故事”后呢?我们是否会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以及生活的乐趣?

金宇澄认为,“乐趣”本身就是一个极为主观的概念,对于他来说,能够通过“暗黑故事”的阅读拣拾被遗忘的记忆就是一种乐趣。每个人对事情的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在他看来,《枕头人》呈现的内容并没有那么惊世骇俗,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就已经有太多需要抵抗和承担的事情了。金宇澄指出,如果我们还在询问阅读描写残酷现实的作品后是否能够获得“乐趣”,那一定是我们的生活过得太轻松了,事实上,很多生活本身就是《枕头人》的复刻——它并不安全。

金宇澄谈及自己的童年回忆,上海曹阳新村曾有一条无名铁道,很多忍受不了生活痛苦的人就选择在那里自杀,人被急驶的火车撞得四分五裂,你甚至可以在电线杆上看到破碎的衣服,稍不留神还会踩到湿滑的东西——你以为是泥巴,其实是人肉。

他还提到1980年代山西作家李锐写的《合坟》,故事涉及了中国冥婚的背景,故事讲到村民决定给一个死去的女孩找一个合葬的男孩做“阴间夫妻”,这时他们想到这个村里还有一个死去但被人遗忘的女知青——她也没有合葬的对象。于是村民决定再次挖开女知青的坟,将已经死去的外地小伙和烂了一半的尸骨放在一起。李锐提及的冥婚直到现在也仍旧存在,并形成了地下交易链,同时尸体还会因死亡的时间和死者生前的身份、相貌有不同的价格。“高学历”“漂亮”的尸体最起码要15万以上。

除了冥婚,金宇澄还表示自己不敢看街头卖艺的残疾孩子,因为有一些残疾的孩子是被人贩子打成残疾后再来乞讨的,所以这些不会走路或是失去双腿的跪在路边磕头的孩子在金宇澄眼中是极其残酷的,“有关部门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打击这种团伙?”金宇澄觉得这是网络信息技术覆盖后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人类总是会出于本能对残酷的现实加以回避,往往它们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无论是《枕头人》或者是别的“暗黑故事”,它们并没有夸大或扭曲现实——它们不仅发生在我们身边,也很常见。

但是,“常见”并不能成为我们视若无睹、习以为常的理由,史航表示,“重口味故事有时候激起了我们的排斥感,或者是一种反思和质疑的态度,那也是非常宝贵的阅读心得。”

《枕头人》剧照 董洁旭 摄

要告诉孩子现实很残酷吗?

成年人也许能够对残酷的现实保持反思与质疑,那么当他们面对涉世未深的孩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李蕾提到自己在《纽约时报》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的女儿6岁时,有一天抱着布娃娃问爸爸:这个世界会好吗?爸爸弯下腰看着女儿的眼睛跟她说:这个世界会好的,我会努力的。”在李蕾有了孩子之后,她对这种面对纯真无邪的孩童不敢说出“真相”的体验感受更加深刻。“所有童话,包括迪士尼童话里面都有正义战胜邪恶、爱情让人永远快乐,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实,这不是我生活中的现实。”在她看来,《枕头人》明显是黑暗的,但正是这种黑暗折射了现实,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按我们的愿望去发展的,这个就叫现实。”

谈及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正,李蕾提到人们总是会将希望寄托于“命运”和“天意”,“他们在无可奈何时就会说: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终于会惩罚他。但是坏人依旧活得很趾高气扬。”李蕾将这种不公的结局归结为“做一个好人非常难”。

也有人会选择“告诉孩子世界并不美好”,《枕头人》的导演周可以意大利战地记者法拉奇的《写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为例。法拉奇并没有天然地接受“母亲”的身份,她反问腹中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允许你来到这个世界?”周可认为,法拉奇的做法是不回避心中的“恶”的体现,它触及了人性幽微之处,有勇气将生活中那些肮脏、溃烂的部分切开。在法拉奇讲述贫穷的小女孩看着贵妇在楼房上把自己觊觎很久的金色巧克力洒给玩耍的富家小孩但他们都不屑于去抢的时候,当法拉奇写到贫穷的小女孩为了生计不得不清洗侵略者的脏衬裤的时候,她显然是将孩子当作了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希望孩子能够直面矛盾密布、充满不公的人生。她没有为了孩子撒谎,也没有因为“想做好人”的冲动,将“不美好的部分”在“下笔时滑过去”。

《枕头人》剧照  李晏 摄

事实上,“要不要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很残酷”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比“说与不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并不美好”后怎么办的问题——因为纠结这个问题的人也许默认了我们并不能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们或许还可以这么问,当我们接近这些“暗黑童话”,当我们在生活的泥水里熬煮过后,我们自己得出了怎样的经验呢?是暗自窃喜自己不是生存毫无保障的底层,还是带着猎奇的眼光审视活在痛苦中的人?当我们发现世界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瑰丽斑斓后,是单纯的对自己构想的乌托邦的消解而失望,还是会想要尽可能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

这也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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