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心理发展基地号称是全国最严苛的网瘾戒除集训营。在我作为一名病人来到这里的1个小时后，一位面相严肃的护士把一个连接着数根电极的橡胶帽套在我的头上，草草地给我做了一个脑电图测试。
“测试结果会显示你的大脑有多兴奋或多抑郁。”那个护士说，“我们会知道你的大脑是缺血、缺氧还是疲倦。大多数来这里的人有轻微抑郁，只有少数人有严重抑郁问题。现在闭上你的眼睛，别说话。”
在那不久之前，一名身穿军装衬衫的教官没收了我所有的私人物品，并让我在电脑上做一份心理状况测试，看我是否有抑郁问题。问题五花八门，从性能力、胃口到自杀倾向全部都问到了。这些问题就像任何凌晨4点醉意醺醺时分的真心话大冒险问题一样，只不过现在我是在早晨10点，坐在位于北京南郊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回答。
我的鼠标点击声被在附近病房进进出出的年轻病人的谈笑声掩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退学一年，来到这座看起来像监狱的机构里参加为期6个月的集训，目标是戒除网瘾——这在中国被认定是一种心理疾病。互联网成瘾症（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已于2013年被收入进美国精神病协会（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那是西方通用的标准精神疾病诊断手册。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约有2400万年轻人患有互联网成瘾症。
这里的病人平均年龄为17岁，这让这里有了一种学校般的活跃氛围。楼里的出口楼梯被一扇巨大的上锁铁门隔离，它成为了这个基地受到争议的象征之一。在全中国，约有几百家类似的康复营。在某个星期三我拜访了这座基地，发现这里除了治疗网瘾还“治疗”同性恋者，这让这个基地面临的争议更加复杂。
运营这座基地的陶然教授（音译）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陆军上校。他向我保证我在这里的体验会是原汁原味的。那名护士显然听从了他的要求，她递给我一份我的脑电图测试结果。某些脑部生理特征与抑郁有关，这份测试与之前的心理测试一道将判定我的心理健康。
在他人的护送下我来到食堂模样的餐室，午餐是装在金属盘子里的堆成山状的米饭和油腻腻的蔬菜。我坐在三位有些害羞地格格笑着的少年旁边。
“这是他第三次来这里了。”挨着我坐的少年指着他对面的男生对我说。陶教授声称基地的痊愈率是85%到90%，但这个数据没有被证实。“我有很严重的抑郁问题。”当我问那个男生为什么会回来那么多次时，他告诉我说，“我为什么会抑郁？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总共待了一年了。”
当我拜访基地时这里共有55位病人。基地成立于2003年，在2008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将互联网上瘾症列为心理疾病的国家。认识到的疾病症状包括每日上网6个小时以上、在无网络或停电状态下感到焦躁。
绝大多数成瘾者为男性。每日6点半他们被哨声叫醒，9点半熄灯。在此期间他们身穿军服完成一系列军事训练和任务。教官负责让他们排好队，讲师、医生、精神病学家和护士则负责讲授反互联网课程、进行心理咨询、提供药物。陶教授说这里的大多数病人都患有临床忧郁症，但拒绝透露基地使用何种药物治疗。
一部2014年在该基地拍摄的纪录片将这里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如监狱一般的地方。它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基地的副业是“纠正”同性恋患者的性取向。陶教授告诉我，如果有病人说自己不清楚自己的性取向，他将接受引导异性恋的课程，被鼓励思考异性恋的积极面，比如生儿育女。
当我就“生理意义的”同性恋与“心理意义的”同性恋是否存在区别这个观点质疑陶教授时，他告诉我同性恋是违反中国传统文化的。
中国政府在推动同性恋平等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政府和同性恋群体与业内领袖密切合作，促进性健康的发展并于近期鼓励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声援同性恋。然而许多中国家庭对同性恋仍然有根深蒂固的恐惧。
陶教授没有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似乎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质疑他的观点，也不能理解强迫一名困惑的、充满疑问的、脆弱的同性恋者接受异性恋将导致的心理伤害。陶教授坚持说，他没有试图“治愈”那些确定自己是同性恋的病人。
在感觉到我对这种治疗方式有疑虑后，他想要转移话题。他说，希望当我亲身体验过基地生活后能够看到纪录片外的另外一面。
脑电波扫描仪这样的仪器并不便宜，这里的治疗费用也就可想而知：这里每月的治疗费用加上饮食和药物的费用高达9300元。许多家长在绝望中送自己上网成瘾的孩子来到这里，说这里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我进入基地之前，陶教授告诉我大多数病人与父母的关系破裂，因为他们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或者工作太忙。这些病人因此转而投向网络。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沉迷于电脑游戏，在被送进基地前可以连续几天玩游戏。“病人当中最受欢迎的两款游戏是《英雄联盟》与《魔兽世界》。”陶教授说。虽然他的名声与强硬会让人们以为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但其实他本人非常和蔼可亲。“有些孩子太过沉迷于游戏，他们甚至会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穿尿布。家长们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的孩子都十多岁了还要买尿布。”
陶教授接收过的年龄最小的病人才9岁。“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只有当iPad摆在面前时才会停止哭泣。”他说，“iPad就是他的保姆，他从早到晚都玩。当到了6岁的入学年龄时他患有注意力不集中症，完全无法专心听讲。”
午餐后，我们所有人踏着正步走回宿舍区，贴着走廊墙壁列队。下午两点，午休时间开始。
似乎是因为担心我的午餐闲聊没能让我对基地产生好感，一名教官把我从4人寝室带走，带到一个小房间里。我被告知这是因为我带着一名女性摄影师，而在午休时间男生们只穿着内裤走来走去。
当所有人都穿戴整齐后，我被允许回到寝室区。一名来自河北省的18岁少年充满自豪地向我展示如何把被子叠得如军队要求的那样整齐。他告诉我，他迷上了电脑游戏是因为父母太多时间不在家。他从游戏中获得安慰。
“我的成绩越来越差，然后开始逃课，甚至不去上学。”他说，“我失去了所有社交能力，最终开始试图自杀。”在他被送到基地来之前，他补充道，他曾经试图卧轨或跳楼。
他告诉我他对基地有多“满意”，这里的工作人员有多么“负责任”。他说当他第一天到基地时，一名教官将他双手捆绑着悬空吊起来压制住他失控的脾气。之后，我看见一名基地工作人员猛击一名表现不佳的病人的胸部。
另外一名来自湖南省的16岁少年告诉我他曾经有一次在网吧待了一整天时间玩《反恐精英》。基地帮助他“改变了一些坏习惯、对网络的认识以及心态。我变得更加有责任感，更加成熟了。”他解释道。和我聊完后，他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玩两个魔方。
在又一次走廊列队点名后，我们再一次踏步行进到操场进行自由运动。这基本上属于休息时间，我和几名病人一起，向他们展示我高超的篮球技巧（因为我比操场上的所有人都高约30厘米）。家长们在运动区域外围闲逛——他们被鼓励留在基地，和孩子一起参加心理治疗。
空旷的操场还让我得以避开教官的偷听，和病人展开简短的对话。
“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够长，你就会发现这里就是对你洗脑。”一名我之前在监视下与之交谈过的病人说。他问我是否知道为什么我被允许在星期三留在营地。那是因为，星期三的活动安排比其他日子要宽松。
“为什么？”我问。
“因为周三不会有那么多人反抗。”他说。
另外一名瘦弱且唯唯诺诺的病人认为陶教授所说的高“治愈”率并不准确。
“我第一次来是因为网瘾问题。”这名病人告诉我。他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他的双手在颤抖。“第二次来是因为恋爱问题。我是在邻居家长大的，所以我特别希望得到他们的爱。这种欲望转移到了比我年纪大的女人身上。我在这里迷恋上了一位精神病学家。”
我们走回寝室，坐在寝室的床铺上继续聊。但他很快就被一名教官叫出房间。他路过那位病人的床铺，发现他在和我聊天。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我因这起“未经授权”的谈话而被斥责。然后那名教官威胁说要没收我的摄影师的设备。我们本打算在基地里过夜，但决定现在是时候离开了。于是我们告诉教官我们打算走了。
然而，我的随身物品被拿走，我被关在那扇隔绝出口楼梯的大铁门后。他们拒绝归还我的东西。在经过一个小时又令人担心又令人好笑的磋商后，我拿回了我的东西。出口楼梯的铁门被打开，我离开了。离开时仍然穿着迷彩T恤。
即使我在那里待满原计划的2天，我也无法在重重监视下得到更多身为中国青少年心理发展基地病人更多的真实体验。我不能听课，不能参加据说更加严苛的、在其他日子进行的体能训练。然而，这段经历仍然为我们了解这所中国最具争议的机构之一提供了部分信息。
即使85%到90%的治愈率是夸大其词，在6个月的时间里被强力剥夺自己的成瘾之物、被威胁在复发后会再次送到这里，也是一种改变恶习的有效策略，特别是当这种恶习没有化学构成物的时候，虽然陶教授将网络称为“电子海洛因”。
尚不清楚有多少病人被多次送进基地，但有不少人被一次又一次地接收足以让我们忧虑。远离学校，被关在基地高墙内，他们要经历多少个6个月的治疗期才会确认这里的治疗无效？发生这样的事真的是因为其他方法真的全然无效吗？当家庭关系全然破裂的时候，基地会不会是某些家长的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便利方法？
让人困扰的是，我在中国青少年心理发展基地的这一天经历引起的问题比得到的答案要多得多。
我得到了大脑测试结果作为纪念。谢天谢地，那名为我做脑电图测试的护士告诉我结果没有显示我有负面的心理状况，尽管在我的大脑的某一块显示出缺氧的症状。我不知道心理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反正我是不会回去看了。
译者：林子人
来源：Mother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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