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燕秋

2019年，《中国新说唱》留下的传播范围最广的金曲当属《野狼Disco》。没看过这个节目也没关系，你不可避免地会在网易云音乐、QQ音乐、抖音和快手的热搜榜发现这首歌。土味歌名可能会让你摇摇头，但好奇心会驱使你听一听。听第一遍时你觉得像在喊麦，再听两遍，你或许会被歌词和旋律所营造的画面感打动，连不太标准的粤语都感觉正宗了。

《野狼disco》在网易云音乐的最高赞评论写道，这不是什么喜剧说唱，这就是艺术。不过，在今年夏天的《中国新说唱》上，这首歌没能让它的创作者免于淘汰。写下这首歌的是董宝石，来自吾人文化，一个成立于十年前的东北说唱厂牌。

东北不是只有喊麦，十年前，说唱已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萌芽。在中国说唱的区域版图中，东北似乎并不起眼，但就像成都有CDC说唱会馆、重庆有GOSH，如果要找一个最能代表东北说唱的厂牌，吾人文化仍是那个绕不开的名字。

起初，我想做一个关于东北说唱往事的报道，还去了一趟长春，采访到了吾人文化主理人莲花。但我最终发现，宝石和莲花这对音乐知己的十年就像这个时代的切片。经历了行业的起落，他们的故事能让你一窥东北说唱的昨天，但更打动我的部分是，当《中国有嘻哈》用资本和流量撬动小众市场，宣告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两个中年rapper如何以不同的姿态面对变化了的世界。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每个人终有自己的流向，而《野狼disco》不过是潮水中激起的一朵浪花。选择无所谓对错，对于创作者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不能停止表达。

董宝石

《野狼disco》火了之后，人们都喊董宝石“老舅”。

“你回去整理整理，我们这个对话可以体现一些深层的精神，那些话也是我想跟现在年轻人说的，就别写什么是蒸汽波了”，在酒店门口，老舅回头对我说。

上午十点，我在北京的机场见到了老舅。他穿了一身商务黑，顶着爆炸头，个头不高，看上去不苟言笑。那天他来北京参加娱乐媒体Variety策划的一个对谈，对谈嘉宾是喜剧演员沈腾，节目从中午一直录到晚上5点，后面还排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直播。在去往酒店的路上，他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不过听上去和他在之前的采访里说过的话也没什么太大不同。他一宿没睡，脸上带着倦意，有明显的黑眼圈，眼睛盯着你看的时候有些恍惚。

不能免俗地，我们从《你的老舅》谈起。做那张专辑前，他就已经想好要做一个有完整表达的音乐作品，他少年时喜欢文学，后来知道了人设这个词儿，就琢磨着自己有能力用音乐架构一个像长篇小说一样的东西。他先后写了《你的老舅》，《社会老舅摇》，《浪漫男银》，《同学聚会》和《夏日发廊》，他解释说，后两首歌看上去和前面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但其实都是在通过各种关系和场景塑造一个立体的人，《野狼disco》是最后写的，还有一首叫《红红KTV》的歌没放进去，讲的是中年人在KTV唱歌时发生的事。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老舅哥里的老舅带着一身社会气息，买不起supreme，在推杯换盏的同学聚会上感受着人生不上不下的尴尬，但他并未失掉善良，对未来依旧怀着希望。《夏日发廊》讲述了一个南下广东打工仔的生活，流水线上日复一日，找洗头小妹、玩贪玩蓝月打发孤单，但那首歌并不是在书写生活的绝望，打工仔得闲“喝着冰冰凉的珠江”，老舅说，凉风一吹，你还是有小小的喜悦。《社会老舅摇》开头就是快手神曲《我们不一样》，歌词里提到的盖伦摇、马修啦都是东北社会摇的名字。老舅其实不爱看快手，他对别人展示出来的生活毫无兴趣，也不希望外人关心他的生活。

“那你为什么写这首歌？”

“这就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他不觉得快手上的那个世界有什么问题，“对着镜头啃大肘子怎么了，很可笑吗？”说这话时，他变得严肃起来。

写《野狼disco》时，他最初的想法是想要在表演现场增加一些互动，所以在歌词里设计了很多动作。90年代，《野狼王的士高》是东北歌厅里最流行的曲子。在这首歌里，他描摹了自己记忆中的迪厅印象，年轻人喝酒、蹦迪，粤语歌勾起回忆。乐评人耳帝说，《野狼disco》“用强烈的对某个时代的追忆与回味，以最真挚的时代情怀与世情乡俗，描画出一幅昔日图景失落的消亡”。我问老舅，人们对这首歌的评价是不是过度解读，他说那些是他潜意识里的东西，“老舅就是东北，东北就是老舅”。

《野狼disco》火了之后，他做过一段精辟的总结：“这个时代音乐需要的就是有氛围，一旦这歌有氛围，这个歌就成了；一旦你人活的跟你这个歌是一个氛围，你也成了。”

老舅见证了东北的衰退，他看到经济上的疲弱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人们从相信自己在这片土地上能功成名就到变得颓靡，年轻人走出去再回来，看到的只有家乡和外界日益拉大的差距。父母做的都是小本儿生意，大环境不好，没活儿干时，父亲只能终日在家拉着窗帘抽烟，一家人有时一周吃的都是土豆白菜。到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长春，“那种生活索然无味”，老舅低着头说。他甚至对目的地没有要求，只要不在家乡，哪里他都愿意去。2005年，他去了西安一所大学学市场营销。

那些悲喜交织的情绪里也有他自身经历的投射。《你的老舅》里，他写道，“嗨我的老妹儿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我曾经就是东北饶舌第一”。至少这句并非虚言。老舅是说唱圈的OG，2003年开始玩儿说唱，最早和朋友莲花组了一个说唱组合，后来又一起创立了厂牌吾人文化，2007年，他拿下了长春第一届唇枪舌剑freestylebattle比赛的冠军，一年后，他作为东北说唱的代表参加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五大城市说唱少年”特辑。

吾人文化是那个时代东北最有影响力的说唱厂牌，但市场还在孕育之中，像大多数无法靠音乐谋生的人一样，老舅也在音乐之外的生活里做着平淡无奇的工作。离开长春前，他在一个商场里做楼层经理，人们喊他董主任，有牌面儿，可他赚不到多少钱。2014年，他做了爸爸，决定离开长春，到一个更有前途的城市生活。

他去了妻子的故乡成都，随即迎来生活的巨大改变。成都气候宜人，特别是冬天，不像东北，把人冻得愁眉苦脸，但老舅的境遇并未好转。那时成都说唱会馆正蓬勃发展，来到成都后，老舅本想加入他们，但最终他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很难被那个圈子容纳。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为此而想不开，最近他才想明白，“人家那时候发展得不错，每天也有很多事儿要忙，根本顾不上一个外人”。

他在成都做过很多份工作，卖过自来水管，批发过手机，做过Uber司机，开了几天就不干了，因为他总是找不到APP上约定的地点。他给别人开了一年车，这份工作让他难以忍受的地方在于，他永远扮演一个等待别人办事的角色。在那些一个人在车里等待的时刻，他感到生命被浪费掉了。“我是个创作型的人，那种工作对我就是一种折磨。”他常常是凌晨3、4点多回家，太太和孩子都睡了，他喝着啤酒，想要听点儿音乐，说唱太躁，他已经听不下去了。那时，他听到了蒸汽波，那种简单的旋律里流淌着怀旧的情绪，成为他漫长黑夜里的慰藉。

蒸汽波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老舅重新开始写歌，尝试把蒸汽波和说唱结合在一起，他每天坐在房间里一写就是五六个小时。当年和他一起玩说唱的那群朋友大都已经远离了音乐行业。人到中年，重新开始音乐生涯需要勇气。老舅的幸运在于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媳妇——她能忍受他待在家里做着不怎么赚钱的音乐，愿意分出自己的一半工资给他，还帮他上了保险。他的音乐生涯在痛苦中重启，但还需要等待一个出头的机会。

2017年夏天，《中国有嘻哈》开播，老舅迎来音乐生命的转折。第一季的《中国有嘻哈》，老舅没赶上报名时间，只去了总决赛投票环节。在决赛现场，他看到数不清的年轻人，感到自己被埋在人海里。看到曾经的朋友，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后辈站在舞台上宛若巨星，他意识到，“你只要站在那儿，张开嘴，就是making money”。他下定决心要参加这个节目，他的目标务实而明确——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获得更多演出机会，有更好的物质生活。

带着对新生活的期待，老舅参加了2018年的《中国新说唱》，然后止步于海选阶段。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至今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有问题我改还不行吗？”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这是一个综艺节目，不是音乐比赛。流行的风格也在变化，吾人文化崭露头角的那个年代，说唱像摇滚一样为了表达一种观点，没有爆炸式的语速，创作者更希望人们能听得懂自己在唱些什么。年轻一代rapper流行的是trap，借由《中国有嘻哈》这档节目，这种快节奏带着迷幻色彩的说唱风格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在成都的时候，老舅也尝试做过一些成都方言的trap，但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第二年的《中国新说唱》，老舅顺利通过海选，就在60秒环节录制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北京的MIX第一次现场唱了《野狼disco》，唱到“来左边儿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儿画一道彩虹”，全场开始大合唱，他把嗓子都唱哑了。在节目里，他被淘汰又被复活，在微博上的复活加油站，他的人气排名第一。老舅发了一条微博表达了感谢，“我这个互联网狗蹦子实在是头一次经历这种感觉，谢谢各位一票一票的让我们知道啥叫牌面儿，有的时候我站着，大部分时候我跪着”。

他决定唱那首《野狼disco》。在上节目之前，这首歌已经在圈儿内收获了一些好评，他没在60秒环节唱，是希望能在节目里完整呈现这首歌。《野狼disco》最终没能完整出现在《中国新说唱》正片，但节目还是引发了歌曲的第二轮传播，《野狼disco》开始在大众层面流行了起来。“左手画龙，右手画彩虹”在短视频平台上以各种方式被重新演绎，罗志祥用《野狼disco》做BGM的舞蹈视频在抖音的播放量超过了400万，关于这首歌和东北社会文化的讨论也开始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

那天，当谈起那档两次淘汰了他的节目时，老舅给出的都是正面评价。他很清楚节目的运作规则以及自己要从中获得什么，“那就是一扇门，你不能希望它打开市场又指望它能教育大众。”60秒环节被淘汰时，他摘下金链子，告诉现场的年轻人，“把它当成一份荣誉，它并不是你心中的枷锁”，还感谢了爱奇艺为中国说唱做出的贡献。复活赛离开舞台前，老舅再次发表了一番演说，他的风度太像主持人了，以至于导演车澈即兴让他主持了下一轮比赛。

老舅觉得，年轻一代rapper技术已经玩得很好了，但还是在照搬西方，那些歌里看不到太多精神性的东西。早年间，吾人兄弟也模仿过美国嘻哈歌手的生活方式，穿着特别宽大的牛仔裤，见面问一句，what's up ,man，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这套东西太流于表面。他提到成都的说唱团体Higher Brothers，将他们在国际上的成功归结于本土化，“他们音乐里那种欢乐闹腾的感觉和成都的氛围是很契合的”。

少年时代，当老舅还是董宝石时，他热爱摇滚乐，“魔岩三杰”影响了他的音乐价值观，他人生中第一次上台是初三毕业文艺汇演，翻唱了新裤子的《我们的时代》。他最喜欢的乐队是子曰。在参加今年《中国新说唱》海选时，他的词写的都是，“听过崔健所以我骨头硬，心就像最年轻的窦唯一样混不吝”。他喜欢摇滚乐里的那种自由，相信音乐应该关照人们的内心世界。

《野狼disco》用更为大众接受的方式描绘了旧时代风情，让人们记住了“老舅”，十年前的董宝石唱着诗与远方，最有代表性的歌是《浪子》。

那时他在西安上大学，他的好友莲花建议他写一首以漂泊为主题的歌。大学最后一年有很多空闲，他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那些文字里，他看到了人生的残酷质地，也想在自己的作品里缔造一些宏大的命题。他想着自己从长春到西安上大学，“从黑土地走到了黄土地，转眼又要从黄土地走回到黑土地”，联想到人类就是这么不断迁徙、流浪，一直走啊走的状态。

那首歌他写了三年，从大学写到工作，干了三两白酒录下了副歌“喝下那妹子给我端上的酒啊，哥哥我大胆的沿河里走啊”。

莲花

听到《野狼disco》时，莲花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的悲伤，那源自东北孩子心里普遍存在的江湖情结。莲花觉得，一个人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和童年经历有关，比如一个人潜意识里觉得蝙蝠侠比超人牛逼，那是因为他小时候看过《佐罗》，所以认为戴面具的牛逼。他们那一代东北孩子就认为歌里那样算得上牛逼，90年代的东北是最后的江湖，即便是个社会人，也要遵守规矩和道义。

莲花就是《你的老舅》那张专辑里提到的高叔。莲花觉得，人终其一生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跟他相似的人。创作音乐、写小说、绘画……这些都是在向外界发射信号。他很幸运在小的时候就找到了宝石。

莲花和宝石是高中同学，最早是在学校组乐队，莲花是主唱兼吉他手，开始做说唱是2003年，他们听打口带，接触到很多国外的音乐，觉得说唱这东西很新颖，国内还没太有人做，就决定一起弄说唱。他俩成立了组合，摸索着做本土化的说唱，慢慢地，他们看到这个城市也有其他人在做这种音乐，这群人开始在论坛、BBS上交流。那是中国说唱的萌芽期，虽然厂牌的模式、歌曲的制作等方面还不成熟，却是一个百花齐放的阶段，不同地方的说唱团体已经有意识地要和其他团体区分开，都宣称要代表自己所在的那片土地。2005年，在网上相识的这批长春说唱爱好者准备做一张本地的说唱合辑，孙铭、董宝石、李寰宇、高煜然（莲花）、李萌五人参与，录制过程中他们觉得聊的来，音乐理念也差不多，就成立了组合“吾人族”。

早年间玩儿说唱的年轻人都免不了模仿美国嘻哈歌手，美国人做匪帮说唱，他们也学着做匪帮说唱，吾人族成立后，他们开始问自己，你代表的是谁？你唱的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他们做了一些立足于东北的歌，包括《出师表》《冲破》《我的家在东北》。莲花中学时爱听摇滚，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崔健，“因为崔健能把摇滚这种西方的音乐形式完全本土化，《一无所有》可以在美国的榜单挤进前十”。做中国本土的说唱也是受到崔健的启发。到《吾人归来》那张专辑时，莲花已经明确要做中国风的说唱，所有编曲都由他完成，录《桃花扇》时还请了吉林省京剧院的名角来唱副歌。

在学校时，莲花接到过来自唱片公司的合同，眼瞅着那几张纸就像是卖身契，有点“抓猪崽挖金矿”的感觉，到了2008年大学毕业，他想效仿国外的说唱歌手，成立自己的厂牌，想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对自己的音乐负责。他们想的很简单，做音乐能赚到钱更好，赚不到就想别的招。吾人文化就这样在吾人族的基础上成立了，他们一边创作，一边办活动，组织过高校巡演，办了中国第一场不插电的说唱专场演出，发了一张专辑《吾人归来》。

但最好的时候尚未到来，说唱仍在地下缓慢生长，他们在夹缝中艰难地推广说唱文化，虽不至于赔钱，得到的也远远抵不过付出的精力和时间。一直看不到起色，过了几年，大家就都坚持不住了。几个年轻人一晃到了三十郎当岁，有了各自的生活，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没有考虑怎么糊口的问题，就想要寻个爱好，年龄大了，都得求生存。除了莲花，吾人其他成员都陆续结婚生子。宝石也有了自己的家庭，2014年，他决定定居成都。离开长春前，莲花提议再做最后一首歌。

当我问及哪一首歌的创作过程印象最深刻时，莲花想了一会儿，说起《We are the city》。在那首歌里，莲花和宝石用各自的语言表情达意。莲花写下的第一句是“有的人生来就注定孤独，只有他可以听到夜里城市在哭”。离别之际，他的情绪难以疏解，只感到世界那么大却与自己无关。冬天的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开车到南湖大桥边上，看着霓虹灯点缀下的夜，来来往往的车，在凛冽的风中，零星的行人手插裤兜，面无表情地往前走，那一刻他感觉这座熟悉的城市变得特别陌生。

他相信宝石去成都有自己的理由，也支持他的决定，可他仍然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他们相识在青春期，在对世界、对爱情、对一切虚幻的东西建立构架、赋予意义的时候，不同于其他的玩伴或者是酒肉朋友，他们能聊一些更形而上的东西，有时甚至不需要说话也能明白彼此在想什么。

莲花眼中，宝石很聪明，擅于从外界吸收知识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在西安上学他很快学会了西安话，在成都生活很快又学会了成都话。莲花少年时喜欢摇滚乐和诗歌，就推荐给宝石，莲花最喜欢的诗人是顾城，宝石最爱的诗人是海子。两个人在性格上更多是互补，莲花年轻时脾气差，宝石人缘好，擅于化解矛盾和尴尬。

但人总归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分别之后，他们谈论的话题从音乐转向生活，莲花渐渐理解不了宝石的烦恼。有一次宝石从成都回长春，跟他说，你永远不懂我，咱俩不一样。莲花说，咋不一样？宝石说，你没有孩子，你不知道孩子逛超市时说爸爸我要奇趣蛋可我兜里没钱的那个感觉，我必须要用说唱赚着钱，必须得让我儿子过上好生活。那个时候宝石说他要整快手说唱，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莲花觉得这也挺好。

宝石离开后，吾人文化接近停摆，莲花也几乎不怎么做音乐了，他在本地的电视台工作，接一些音乐制作的活儿，精力被琐碎的事情切割拉扯。这时，《中国有嘻哈》来了，trap这种音乐形式以其爆炸性快节奏和迷幻的旋律席卷大江南北。恍惚间，他开始怀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东西是不是错的——不止是他自己，他们这代说唱歌手，包括每一场演出去买票的这些粉丝们，大家以前认知的东西是不是错了？他不明白怎么事情忽然就变成这样了。

“我想坐在跑车里，我想要一台法拉利，这价值观太苍白了。”“trap是hiphop的一个分支，但它不是全部，它不是全部。” 在刚建好的录音棚里，莲花重复着自己的观点，他高高瘦瘦，眉清目秀，窝在红色的皮质沙发里，抱着红色的抱枕。

后来莲花想通了。“这就是一个时代”，他用“存在即合理”解释这种变化。他理解，一种艺术形式无论是雅是俗，想活下去就要发生变化，trap会火是因为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他觉得宝石也想通了，“他做快手说唱写的那些歌，和我们以前的歌听上去完全不一样，他就是在用这个时代的语言进行表达”。

创作停滞的那段日子，宝石劝他说，你得写歌，你是有价值观输出的人，不写歌就内耗掉了，他从自己的阴霾中走出来后就开导莲花，鼓励他创作和表达。莲花想，那好，那我就表达吧，我就写自己喜欢的东西。《We are the city》之后，他想明白了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扮演其他的角色，比如制作人，“你总要变化，不变就是死嘛，但我自己的歌我还要做，那我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说唱歌手鱼头说的话带给他很大的触动。鱼头说，我们喜欢的那个hiphop还在，它一直就在，它原来是小众的，现在依旧是小众的，因为这种音乐的命运就是小众。“你可以选择走向大众，去那个游戏规则里玩，但那就别说那些什么追求热爱的屁话。”

还在上大学时，莲花偶然听到齐豫的《南无大悲观世音》。那时他发现自己想学的和学校教授的古典音乐理论体系相互冲突，感到很痛苦，听这首歌听到第二遍的时候他就开始没有办法控制地流眼泪，连听三遍之后他觉得特别好，流下的眼泪仿佛把所有压抑的东西都释放了出来。在此之前，他从未意识到音乐还有这种能让人脱胎换骨的力量。2015、2016年，状态很差的那两年，他又在无意中听到那首歌，听完之后依然是当初那个感觉。他觉得这是个机缘，开始在音乐里融合佛经里的元素。这两年他写了一首歌叫《花花世界》，有人听了后在这首歌在评论区留言，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佛系说唱？莲花没那么在意这些评价，他倒是觉得这可以发展成一种说唱音乐的风格，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梵音说唱。他已经做了三首歌，可能会发张专辑。有一首歌的副歌用的是《往生咒》的文字，他试图在旋律里写出诵经的感觉。他知道，这种东西不会有太多人喜欢，“但它是有能量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几个东北玩说唱的小孩儿前段时间找莲花聊天，他发现这批年轻rapper过得也不容易。“我们那代人是有过名没赚过钱，现在你知道的这些人是名和钱都有了，他们这代人是赶上市场起来了，但竞争太激烈，很难出位。”

莲花没打算离开东北。他大学考的是吉林师大的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读的是东北戏曲音乐研究。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东北，但仍然选择留下。他相信，一个人身体里的血液、性格和命运都跟他所生长的那片土地有关。东北人思维保守，现在经济形势又不好，成千上万年轻人流失，几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觉得应该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他在长春的一个文创园区租了一个房间，花了五十多万搭建了一个录音棚，准备开个人音乐工作室。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和金钱，在北京或者南方城市，他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总要有人做嘛，你懂我意思吗？总要有人留在这儿。”

九月的长春白日依然很长，晚上五点仍然看得到蓝天和大片的云朵，从录音棚出来的路上在施工，我们一路穿过巨大皮草招牌林立的上海路和北京大街，向渐渐亮起灯火的市中心驶去。我想起《We are the city》里的歌词，“他确定人生就是尝不完的苦，像这座城市永远修不好的路”。在车上，莲花谈到了孤独，他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知音能懂你，心理上会有慰藉，但有的人生下来就是孤独的，即使做了很多快乐的事，回到家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他很喜欢常石磊的《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放起这首歌，跟着轻声哼了起来。莲花觉得这个歌的MV拍的很有幸福感，MV里，常石磊和他的那些乐手们在一个排练室里面玩儿，所有人都在大笑，让他回想起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那时他和宝石还都是学生，没什么钱，一个开街舞工作室的朋友有一处租来的房子，五六点钟吃完饭，他们就在那儿集合录歌，录完歌半夜就去楼下吃串儿，freestyle，battle，很单纯，很快乐。

《中国新说唱》联系过莲花，但他拒绝了，他知道自己一定不适合这个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