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观察”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赵萱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田野调查经历，讲述他对于全球边界地区的观察和思考。】

长期以来，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国家政治以及社会经济方面处于边缘位置，但至少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即便以民族国家理想型为建设目标的以色列也很难成为一个纯粹的犹太民族国家。自1948年建国，以色列便面临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即，阿拉伯人口的占比超过了20%，并在长期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转变成了该国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耶路撒冷在1967年的“统一”，“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最主要的自我表述方式以及以色列国家无法忽视的政治命题。

2019年，在以色列政党政治历史上注定是特别的一年，5月29日，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组阁失败，成立不到两个月的议会宣布解散，投票决定于9月17日进行重选，一年中进行两次议会选举在以色列历史上尚属首次，内塔尼亚胡第五任总理任期迟迟未能顺利开启。

而第二次选举结果依然指向了一种晦暗不明的前景，尤其在9月23日，获得13个议会席位的阿拉伯政党联盟“共同名单”（Arab Joint List）明确表示将站在内塔尼亚胡的对立面，支持“蓝白党”领袖本尼·甘茨，这将使得甘茨所领导的中左派党派阵营（57席）以1个议席的优势领先内塔尼亚胡的右派阵营（56席），但均无法达到61席（总共120席，组阁需要超过议席的半数）的法定组阁标准。长期处于边缘而不得不维持中立的阿拉伯政党自1992年推举伊扎克·拉宾成为总理候选人后再次插足以色列最高国家政治。

当下这一窘境不仅反映出以色列特有的党派政治，同时也指引我们对主权国家进行重新思考。

以色列保持着一种西方多党制民主国家体制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建构方式，很难说民主国家与民族国家势必构成冲突，但至少在理念层面，追求多元主义与普遍权利的民主国家观和以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为依托的民族国家观存在张力。反映在现实层面则表现为中小党派林立的议会选举与联合政府却包裹在“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的基本法框架之内。

“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a deeply divided society）已经取代了“中东地区最民主的国家”成为对以色列的首要认知。

在以往的观察中，以色列内部至少存在着4对矛盾，犹太民族与阿拉伯民族、宗派团体与世俗团体、鹰牌与鸽派、欧美犹太移民与东方犹太移民，而4对看似互不相干的矛盾范畴又均指向了对于主权国家的不同理解，体现在历次党派政治之中。

1995年11月4日，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奠定了整个9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巴以历史基调，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不仅没能开启一段值得期待的巴以和谈进程，反而葬送了他的生命。拉宾遇刺的始作俑者是激进的右翼犹太主义分子，尽管拉宾始终在巴勒斯坦建国（不同意巴勒斯坦人以西岸和加沙地区为基础建国）和耶路撒冷定都问题（保持以色列治下的统一与不可分割）上绝不松口，但其以“土地换和平”为标志的政治和谈立场依然被犹太右翼社团视为软弱的“卖国”行为，并变相地助长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事业。

以内塔尼亚胡为核心的犹太右派阵营也是在此之后主导了以色列的政治走向。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阵营也可以总结为是一类以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至上为宗旨的党派阵营（内部各党派强调的程度不同），重视犹太人的历史身份和神圣使命，拒绝与阿拉伯人进行合作并强硬地予以压制是其最外显的特征。1996年，激进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放弃在自治区内谋求政治斗争而重拾武装斗争的老路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内氏的政治理念以以色列国家安全为中心，以宗派性的犹太复国主义为标志，在主权国家的认知上以领土为优先，忠实于“主权-领土-人口”（state-territory-population）三位一体的实体国家观念，这也是为什么其在多个场合都将划并巴勒斯坦所属的西岸地区领土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口号，不论以色列所应秉承的国家性还是犹太性首先都应是领土性的。

而在国际层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够帮助推进此类主权国家建设的西方国家方案，例如“两国方案”和“世纪协定”成为内塔尼亚胡重要的政治资源；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应当服从并服务于主权国家在领土上的诉求，对于公民与社会的管理（国家建设同样应当重视的义务和内容）也应当以领土控制为前提条件。

但在中左派阵营的支持者看来，主权国家的独立与统一固然重要，但焦点并不在于领土的统一，而是国民的统一。

在我旅居以色列的数年间，对于以色列民众而言最直接的困境有二，其一来自阿拉伯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威胁，因此以色列政府在军事和安保上的投入十分巨大，也造就了以色列领先全球的安防工业，大批运用于机场、监狱和社区的安防科技遍布全世界。其二是高昂的生活成本，惊人的交通成本和物价困扰着广大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这也是为什么在以色列绝少见到耗油量较大的私家车，而常见耗油量较少的日系二手车。

因此，在第二次选举期间，针对中左派的民意调查，选民们更重视平抑物价、提高就业、男女平等乃至环境保护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偏向世俗主义的竞选内容；且在党派竞争中拒绝与犹太正统教派党团合作，因为后者秉承着犹太正统派人士不服兵役、不工作、不纳税的宗教原则，坚持维持着他们的超公民待遇。而针对阿拉伯党团的态度则更多地表现为不支持不反对，如果国家政府需要与阿拉伯政党合作才能组阁，但如果可以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那又未尝不可呢？

中左派阵营的政治理念强烈地体现出主权国家的另一种观念，即不以领土为目标（并不意味着放弃），而以社会生活为核心。在传统的国家研究中，将国家看成是领土性的、独立分隔的、权力均质的、科层制的实体是一种经典的路径，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家（state）本身出现了重大变化，一系列的跨界流动和权力外包现象的发生伴随着一众超国家、次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加入，改变着国家的面貌，国家不再能维持实体的初衷，而是在以治理（governance）为目标的引导下转向去领土化的、边界弥散的、权力组装的、不断建构的虚体。

最终，阿拉伯政党的政治理念反而更接近当下的理想的主权国家建设。“我和我的同事们做出这一决定（支持甘茨出任总理），并不是赞同甘茨先生以及他对于国家的政策建议。我们知道，甘茨先生拒绝承诺我们对共同的未来（a shared future）的合法政治要求，因此我们不会加入他的政府。”“共同名单”（Arab Joint List）领导人艾曼·欧德（Ayman Odeh）表示。自此，我们也许将看到一个由阿拉伯政党支持的，但不出现于联合政府之中的以色列国家政府，但也将在旧的伏笔之上埋下一个新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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