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快速增长不断招致西方的质疑。《纽约时报》去年曾经发文称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狂野突进”；还有媒体称中国投资非洲是为了获取非洲的自然资源。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David Dollar等在今年8月份撰写的论文《为什么中国在非洲投资？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Why is China investing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firm level） 中，对上述质疑进行了反驳。

中国只是“后来者”

许多媒体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与中国对非洲政府的贷款混淆，非洲政府利用中国对其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些贷款不能算作直接投资，而应该算作商业交易。那么，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处于怎样一个水平？

2009—2013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由14.4亿美元增至33.7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23.7%；存量由93.3亿美元增至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29.4%。虽然对非洲投资增长迅速，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例很小。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显示，外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为6290亿美元，而中国仅占3.2%，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只是一个“后来者”。

论文作者还发现，中国在非洲投资区位选择上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在非洲投资过大的印象。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倾向于选择政局稳定的非洲国家。但在评价政府治理能力从而选择投资区位上两者却有不同标准。某国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体现在其法治环境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面。西方国家倾向于在尊重知识产权、法治良好的非洲国家投资，而中国对这两个因素却不十分看重，这导致在治理不力的非洲国家里中国的投资份额较其他国家显得相对较大。

把非洲49个国家按照法治系数（Rule of law index）分为3组，中国对治理能力强的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ODI）与对治理不力的国家的直接投资几乎相等。

 

相比之下，从整体来看，治理得力的非洲国家吸引到了60%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而政府管理能力弱的非洲国家仅仅得到25%的外国直接投资。

以非洲的安哥拉、厄立特里亚、马达加斯加、赞比亚以及津巴布韦为例，这些国家虽然政局稳定，但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却不强。相对于其他外国投资，这些国家吸引到了更多来自中国的投资。

主要集中于服务业

对商务部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所批准的2005笔公司层面对非洲投资交易数据信息（公司名称、公司所属部门、来源省份、投资接受国）进行分析后，论文作者发现，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非和南非各国。与南非各国相比，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资源并不丰富，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吸引到中国的投资主要是因为其港口一类的基础设施相对发达，此外还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历来相对亲密。

论文作者把2005笔交易按照所投资的项目进行分类计算，总共得到了3989个投资项目。根据联合国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2.0版34个经济部门的分类标准，又进一步将这3989个投资项目划归到了17个制造业、7个服务业以及1个采矿业中。

其中，服务业的投资项目有2771个，约占投资项目总数的69%，制造业项目有1173个，占投资项目总数的29%，采矿业项目45个，约占投资项目总数的1.1%。接受中国企业直接投资项目最多的两个部门分别是商业服务（1053个）和批发零售（693个）。因此，中国企业对非洲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各国的归类——石油出口国、非石油类资源密集型国家、其它国家，把中国对非洲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后发现，不论非洲国家的原材料出口程度是高还是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项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分布在服务业领域。例如，在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约三分之二的投资项目都是在其服务业部门。

利润导向

论文作者还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属于利润导向型。假如与其他国家利润导向型投资类似，那么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数量及类型就应该会受投资接受国的要素禀赋与其他特征的影响。作者发现，平均来看，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较少投向技术密集型部门，但却更倾向于投资技术资源丰富国家的技术密集型部门，这表明中国的投资者在寻求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

另外，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更集中在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密集型部门，这表明中国资本是非洲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此外，中国对服务业的投资与投资接受国的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呈正相关，这与中国对外投资利润导向型的本质相吻合。分析还发现，上述投资模式绝大多数见于政局不稳定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公司在恶劣环境中追逐利益的动机非常强烈。